作者：秋风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厦门房地产老板侯昌财近20年来投入慈善事业的捐款累计超亿元。按说，在这个慈善事业举步维艰的时候，这是应当大大赞赏的。但新闻报道说，“部分市民”却对这位老板的善举大加质疑：“开发商搞慈善，目的是为了宣传，为企业挣更多的钱打基础。”
这位老板如何想，无人知晓。作为慈善的受益者，社会也毋须去追问。有趣的是，当这“部分市民”在猜测企业家动机时，却不假思索地将其归结为利己动机。
这种情形，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位企业家是不是君子，自可撇下不论，但至少人家掏出真金实银。而对此事发表评论者，肯定是按照某种价值体系和理论框架来解释他的行为的。当这部分市民不假思索地仅仅用利己动机去解释这位企业家的行为时，人们就可以窥见这部分市民的价值体系了。
这种价值体系就是绝对的利己主义。在他们眼里，人永远都是自私的，他们信奉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伦理戒律。他们自己是这样行为的，在他们眼里，这是世间唯一可行的伦理原则。所以，他人也必然信奉这一伦理原则，并据此行动。
发表这种评论的市民，恐怕还会以清醒、理性的质疑者自居。但恰恰从这评论中，人们大约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出中国社会伦理崩溃的现状，慈善事业缺乏心灵动力的根源。
任何社会都不乏自私自利的人，不过，论起利己主义伦理的信徒之比重来，当代中国社会或许是最高的。而且，这些信徒的信念也十分坚定。因为，这个时代集古今中外全部利己主义伦理之大成。
首先是中国本土源远流长的谋略文化、厚黑学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伦理原则，早就潜伏在人们心灵深处。其次是源于西方的物质主义的哲学教育，这种哲学告诉人们，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实的东西就是物质利益，所谓的善、同情，都不过是物质利益在心理上的一种反映而已。接下来到了90年代，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关于个人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论假设，借助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渗透，变成全社会信奉不渝的伦理准则。
这样的知识和精神氛围塑造了这个时代人们的价值体系。说起来，这种价值体系对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发挥了不小作用。因为，几乎所有人，从农民到教授，从老板到政府官员，差不多是没有任何顾忌地追求财富，毫不犹豫地把一切东西，从资源，到权力，到诚信，任何信仰，都变成了创造财富的工具。有这么强大的精神力量，财富当然会增长，GDP当然会高速增长。相形之下，别的社会就要差很多，因为那里总是有不少人有宗教信仰，不觉得财富那么重要，创造财富的精神力量当然就不如中国人。
但这几年来，人们突然觉得，生活在这充满财富的世界，似乎并不那么幸福。钱少的人苦恼，钱多的人为挣更多的钱而苦恼，所有人看到比自己钱多的人都十分苦恼。有些人则在种种因缘际会中，走出了这种物质主义的陷阱，寻求精神上的救赎，做一点点善事，他们可能是有钱人，也可能只是普通白领。而整个社会舆论也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对此种行为有更多的赞赏。
这种赞赏，乃是中国社会趋向正常化的珍贵种子。我们的社会太缺乏温情与善行了，而社会主流舆论对行善者的赞赏，将会鼓励更多的人行善。善是一个社会的人们相互鼓励的结果。人人都可能有某种同情心，但这种同情心可能很微弱，而假如人们预料到自己的同情心和善行会得到他人的尊重、承认、赞赏，他就会更乐于拿出自己的精力、资源去帮助他人。这个社会多数人能够反观自己的心灵，对他人多一些同情的理解，那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反馈机制，将社会向上提升。
当然，总有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不愿意放弃物质主义的伦理哲学的控制，物质主义精神会让人们相互描黑彼此的行为，推动整个社会一路堕落下去。其实，即使那位老板真的是用行善给未来赚更多的钱打基础，也不妨碍善行内在的提升社会道德水准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