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本届“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在“第四波”民主浪潮兴起中举行，特别令人感慨！！！其中，缅甸最近的变化，连同越南早前已经开始的政治改革，都使大陆中国相形见绌，更不要说海峡彼岸的台湾民主转型的榜样了。
同属亚洲人，甚至同是炎黄子孙，为什么他们办得到，而神州大地13亿同胞做不到？或者可以归纳为“国情”之别。这里把“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两个“国”，并无“台独”意味。谨此申明。
一、大陆社会性质特别
现时北京当局治下的“中国”社会，到底姓“资”姓“社”？这个问题是谈“民主化”之前首先要明确的。
对此，前不久著名政治学者严家祺在一次访谈中称：“，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完全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1），本人不敢苟同。
参照“百度百科”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资本主义是资本为主体的社会制度，这种以资本为主体的制度是尊重资本和财产为私人所有，任何人都不得非法侵占，这就是私有制的含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内容，没有私有制就不能叫资本主义。”
以之观照当今的中国大陆，显然不相符合。因为大陆中国是中共权力垄断一切的社会制度，毫不尊重资本和财产为私人所有，“党和政府”随时可以非法侵占任何国民的资本和财产，并且将被侵占者投入监狱治罪。上了“福布斯”财富榜的“大款”一个个落得类似的下场，沈阳的仰融如此，新疆的热比娅如此。真是地无分东西，人无分汉、维，亦无分男女。当局要收拾你的话，只要是百姓就毫不手软。仅薄熙来和薄谷开来一族例外。
国有制或公有制是“中国模式”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内容”，近年“国进民退”趋势愈演愈烈，不可遏止。据天则所报告称：与民企相比，2001到2008年间，国企少缴付的利息共计2.85万亿元，地租3.09万亿元，资源租5,000多亿元，亏损补贴 1,198亿元。合计起来国企少付的成本是6.48万亿元，国企享有的上述利益，远大于同时期国企账面显示的4.92万亿元累积利润总额。所长盛洪说：“国有企业已被内部人控制了”。这在资本主义国家会发生吗？
再者，对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百度百科”之表述为：“经济上，以私营经济为主，没有政府干预或者政府干预很少。政治上，资产阶级政党掌权，或实行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根据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无庸赘述，大陆现时并非私营经济为主。何况北京当局近年以GDP增长“保八”为目标，宏观调控从不放松。至于政治上，更由号称“无产阶级政党”的“伟光正”掌权，实行一党专政即独裁的政治制度。这算哪门子的“资本主义”？
用马克思的尺度衡量，就尤其洞若观火：现时中国一小撮不戴“资本家”帽子的权贵，实际占有关乎国计民生的主要生产资料，剥削宪法上载明为国家主人的广大工人农民，此现象不仅是原始资本主义所无，也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所未见。
严家祺在上述访谈中说：“只要看一看中国现在有3000名亿万富豪，平均每人有6.7亿财产。不到百分之0.4的人，掌握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财富。”便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
不过，他接着又称：“看一看今日中国比欧美还要严重的两极分化，就可以知道，今天的中国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此说法似有点不合逻辑。试问，难道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所特有？
愚意以为，如果非要给“中国模式”戴上简洁的“主义”头衔，不妨考虑以“毛邓主义”名之。内容可概括成六个字：“公有制”、“党天下”。“公有制”者，区别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封建庄园或奴隶制也。不过，要特别诠释此“公”乃中共高层及其少数鹰犬之小“公”，绝非《礼运•大同篇》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个大“公”。“党天下”者，储安平先生早有阐述，时维1957年6月1日，系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即庙堂之上应邀公开陈词，不是“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的鬼蜮“阴谋”也。
或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已分别见于中共党章，岂可“合二而一”成为“主义”？诚然，此二位掌门各有主见。但其“同一性”亦不容忽视。要而言之：上台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也。尽管两人都根本不懂马克思，不知“社会主义”为何物！
但正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杂拌，实质子虚一样，毛邓也不妨炒作一碟。之所以说“马列主义”空有其名，是因为姓马的德国犹太人，跟姓列（应说姓乌—乌里扬诺夫）的俄籍德国间谍，这两个欧洲白人所创之“革命理论”，相异之处远多于相同之点。马大胡子高度重视“自由人的联合体”，列小秃子独尊“无产阶级专政”，便是例证。
一言以蔽之，勾勒今天“中国”，毛邓主义、“公有制”、党天下：十个字足矣。
二、所有制与私有财产
如上所述，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名正言顺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且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也是非洲和中东茉莉花革命得以发生的关键性原因之一。而大陆中国自毛王朝建立伊始，私有财产早就横遭非法侵犯与剥夺，1955年之后更实现了《共产党宣言》中宣告的目标：消灭私有制。孟子说：“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大陆中国道德沦丧即与此分不开，同时又是文革之“伟大胜利”使然。
最荒谬的是作为社会主义主要特点之生产资料公有制，据说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实际上不伦不类，非驴非马。
理论上，全民所有制应属全体国民所有。现时的所谓“国有企业”，诸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以及“国有银行”如中国工商银行丶中国人民银行等，13亿中国人含港丶澳丶台湾同胞，无分男女老幼，人人有份。所以，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一再提出，应将国企天文数字的利润平均派发给国人。无奈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这些经济大鳄派息分红，还不是只有最高管理层一小撮人占尽便宜？属下基层员工能拿到多少好处？即使后者加起来数以百万计，在13亿人口总数中也不过占千分之一而已！其余的九百九十九即你我在内的芸芸众生，连一个铜板也休想分到。
集体所有制名义上由部分有关国民组成的集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土地丶森林及生产工具等），可是控制权落在掌权的党政官员手上。因此，无论全民或者集体所有制，一切经营成果都被“少数人所得而私”也。此种恶果，于今为烈。严家祺所指出的3000名亿万富豪，包括已转移60多亿美元资产到国外的薄熙来和薄谷开来，便属这“少数人”亦即权贵之列。
一些学者将此社会说成“权贵资本主义”，此虽可沾点边，但毕竟不够准确。严家祺将今天的中国比拟作“历史上的早期资本主义，是专制主义和原始资本主义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就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至于讲“中国完全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这简直匪夷所思！中共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寸权不让之余，高压有增无减，何来“完全”的“资本主义”？其理浅显不过，无需饶舌。
倘若非要将眼下的中国与资本主义挂钩，恐怕只能改用文学语言，效法《共产党宣言》称当时欧洲的“共产主义”为“幽灵”或“怪影”，而以“资本主义怪胎”名之。
三、危机四伏人民麻木
以上分析或论断可能略嫌抽象。下面不妨看看较为具体的画面，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的描述：“这些年，中国经济一直在增长，说起来，政府也做了不少的事情。眼见得高楼在起，马路在修，铁路在延伸，而且还有了高铁，天上飞的飞机也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衣食住行，都在变化。有钱人越来越多，自己买房子的人多了，旅游的人多了，出国的人，无论旅游还是留学也越来越多。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吃的食物，所含的化肥农药多了，空气和水的污染增加，各种损害人们健康的食品添加剂，变着花样被发明出来。房地产成了经济发展的龙头，地方政府卖地获利匪浅，但强拆也引起越来越多的拼死抗议。高昂的房价，使得炒房成为中国获利最多的事业，同时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房奴，吸干了为子女买房的父母最后一滴血。社保没有做完，医保还遥遥无期，医患矛盾，经常惹出人命血案。大学十年扩张了不止十倍，城市里学校的硬件改善了很多，但学校教学的内容没有多少改革，依旧是政治导向的标准答案式的模式，很可怕的是，整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却把整个社会拖入了一种莫名的紧张状态，学生和家长与学校和老师之间的关系，矛盾日益尖锐。在人们眼里，一些老师和学校已经成了收保护费的匪帮。目前大力度推行的保障房政策，由于城乡二元的结构没有根本改变，户籍制度改革停滞，根本无法解决目前非本地户籍人口的住房问题，而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非本地户籍的白领人口，规模相当庞大，加上非本地户籍的蓝领工人，以及外地摊贩和其他人员，正是这些人，才使得城市能够正常运转。
由于通货膨胀和房价飞涨，一度过的不错的城市中产，财富大幅度缩水，但他们的税收负担却连续多年增加，不管金融危机，不管企业倒闭，政府财政收入每年以30%的增速提高。大力度的税收加上税收过程中传统的跑冒滴漏，使得民众和企业的税负痛苦指数奇高。与此同时，政府的三公消费（出国经费、公车、公款吃喝），党活动经费(各地党校都获得大笔资金，大兴土木)，维稳经费都在直线上升。政府和国企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多，在国进民退浪潮中，甚至把手伸到了部分过去退出的竞争领域。民营资本从石油业彻底驱逐，煤炭业也正在退出，电业和通讯以及传媒，原本就没让进去。总之，现在的中国，官家拥有一切，而民家正在失去一切。官民结构的失衡，从古自今，从来没有今天这样严重。由此造成的官民矛盾，也臻于极致。人们的不满和愤怒在增加，无论城乡，无论何地，只要有一丁点的火星，就会马上形成一定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防不胜防。”（2）
用更常见的说法，就是百姓“维权”与当局“维稳”，双方不断角力。有论者称各种“维权”运动的合力将会导致大陆的民主转型。窃以为，恐怕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仔细剖析一下目前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的“维权”运动，就不难发现多属弱势社群以和平方式提出诉求，极少诉诸暴力。其抗争对象为县市以下地方政府或个别企业。用《水浒》的语言叫做“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根本不会危及中南海掌权者。而且大体上均属“个别事件”，并无跨企业更未见跨省市串连。对于此类事件，省以上及最高当局如果采取怀柔手法，分化瓦解，不难平息。甚至可能由此得分，乌坎村重选处理结果，汪洋便获好评。
还有一点往往是海外学者以至民运人士忽略的，就是国内资讯的封闭性。前不久湖南李旺阳“被自杀”的惨剧，在香港激起波澜。连港区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纷纷表态，要求中央彻查。可是大陆应者寥寥，无论李所在的本省或毗邻的广东省，一般民众均茫无所知，遑论迸出火星，进而演成燎原之势？
李旺阳乃六四时期受难者，但六四至今23年，不要说80后、90后的一代对当日长安街上坦克轰鸣、机枪扫射大开杀戒的屠城画面毫无感觉，60后、70后也罕有对之仍然关心者。至于50后或更年长的，即使昔日上过街、喊过“打到官倒”之类口号，其中文化人与知识者现在大多生活无忧，认同官方的说辞，即所谓“没有六四的铁腕，就不会有现时的稳定”。像本港市民那样，每年维园烛光晚会五六万乃至十几万人与会悼念，只是绝无仅有的香江一景。
一句话，十三亿同胞基本上麻木了，“向钱看”早已蔚成风尚。思想启蒙乃当务之急，包括公民意识和产权意识在内。前者薄弱，则谈不到认同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观；后者阙如，则不珍惜土地房产以及店铺厂矿等私人业权。“无恒产则无恒心”，只会姑息以至变相助长一小撮权贵的巧取豪夺。那情形有点像二战时期纳粹占领下的巴黎，当犹太人被盖世太保遣送投入集中营时，其法国邻居抱着事不关己的想法保持缄默。不同的是几十年后法国人对此反思深感内疚，而我们的同胞则对“邻人”遭“权贵”欺凌，诸如被征地或逼迁之类恶行非但袖手旁观，而且心如止水波澜不惊。
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13亿人这种毫无义愤麻木不仁，是最为可悲的。毛在与蒋争天下时讲过：“反动派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人民的不觉悟。”尽管“维权”、上访络绎不绝，一小撮权贵却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此处指北京木樨地国宾馆所在）”，便得益于“沉默的大多数”普遍的明哲保身之心态。
四、“共产”中国独一无二
记者在上述专访中发问曰：“今天的中国，还有可能保持社会主义的本质吗？”这等于肯定中国有过“社会主义”，殊不知“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马克思构想的乌托邦。严家祺先生的回答说道：“由于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把共产党转变为一个以专制方式组织起来的党，当共产党取得大陆政权后，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治实际上就重新回到有二千年传统的专制王朝时代去了。”
可见，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社会主义”，邓小平自己就坦承说不清“社会主义”为何物，他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过了河之后系何方疆土，姓资姓社，是否马克思老祖宗构想的那片乐土，等等问题，邓大人胸无成竹，他只叮嘱“不争论”，便戴着鲍彤发明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名号“见马克思”去了。既然虚无缥缈不可触摸，遑论“保持社会主义的本质”？
俗语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将届六十三岁的“共产”中国，既然像严家祺所云：“当共产党取得大陆政权后，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治实际上就重新回到有二千年传统的专制王朝时代去了”，亦即从呱呱堕地之日起便与“民主”格格不入。那么，与亚洲迈上民主转型之路的邻邦缅甸、越南以及俄罗斯和台湾等相比，此际的中国到底处于何种状况呢？
这可从内外因素两方面加以比对：
（一）首先是内部因素，又可循经济基础与政体、选举、阶级、媒体及政党等项逐一考察之。
1、就经济基础而言，主要是所有制的区别。概而言之，整体上中国是“公有制”为主，俄罗斯（1991年“苏东波”前）和越南亦如此，也就是说，由一小撮特权阶层实际操控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不过，当时的俄罗斯和开始实行政治改革时的越南，这两国的资源虽也被权贵侵吞，其程度却远逊于现时的大陆中国。至于台湾和缅甸，则是私有制，且私有财产在宪法上载明神圣不可侵犯。
2、政体方面：
A、中国属于标准的列宁式国家，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为名行一党专政之实。其专制极权程度尽管随着毛、邓先后归天而有所变化，但与民主化有如冰炭不容。
B、有学者称“台湾启动自由化的时间点，约莫是从1986年民进党成立或1987年蒋经国总统宣布戒严令解除开始；继而经过1991、1992年国会全面改选和1996年总统直选以后，成功完成了民主转型。”（3）“国民党早期虽然曾经以一党独大、威权统治、中央专制的方式来治理台湾，然而，学者普遍认为台湾至多只是一个“准列宁式”的政体。因此，台湾具有较大的空间能够从威权政体转型至民主政体。”（4）
C、俄罗斯。“1991年8月，苏联发生了流产政变，前苏联总统戈巴契夫（M•S•Gorbachev）虽未被推翻，但是莫斯科的主控权已从苏联政府转移到俄罗斯联邦政府。俄罗斯总统叶里钦（Boris Yeltsin）解散了苏联共产党与俄罗斯共产党的中央及各级组织，没收其财产，苏共与俄共同时瓦解。苏联的解体开启了俄罗斯民主化的进程，随后叶里钦采取的一连串民主化作为，使俄罗斯的自由民主开始逐渐大幅度成长与进步。”（5）
D、越南。“1986年开始的越南‘革新开放’，相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改革辈出。在政治领域，2002年，越南国会便可以直接质询越共中央政治局等权力核心机构；2010年，越南就已经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党政军及社会组织、国有企业副科级以上的干部，都必须公开个人财产。”（6）
E、缅甸。“缅甸2008年以公民投票方式批准新宪法，规定施行总统制，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同时担任武装力量最高统帅、三军总司令和国家国防安全委员会主席。……缅甸联邦议会全体会议（2011年2月）4日选举现任总理吴登盛为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7）这里面“以公民投票方式批准新宪法”，在此刻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3、选举经验：
A、中国。无论“人民代表”的选举或中共党内各级代表大会的选举，都谈不到现代文明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公职方面目前只在村一级有选民“一人一票”的直选（且不说其中普遍的舞弊），连乡一级直选都遥遥无期。
B、台湾。“台湾从1950年开始举办地方选举，全面落实地方自治。在这段期间，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开放省、县（市）议员和县（市）长、乡（镇）长等多项地方公职选举。到了1969年，台湾开始进行包括国民大会代表与立法委员在内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到了1966年，台湾更举办了首次总统直接选举，并于2000年与2004年再次举办总统大选。换言之，台湾民众的选举经验至今已经超过50年。”（9）
C、俄罗斯。“俄罗斯民众的选举经验虽然也有10余年的经验（1991-2005年），但俄罗斯的选举实际上却操控在中央政府的手中。尤有甚者，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政策议题几乎没有被提出来讨论。普钦仅提出十分模糊的振兴经济与提升国力的概念，并拒绝与对手同台辩论，而他的对手们也没有针对具体政策进行批评。另外，普钦在2000年上台之后，逐渐将各项权力集中到中央，在2004年的总统大选中，主要政党（共产党与自由民主党）的领袖甚至拒绝参选，这无疑打击了俄罗斯民主化的努力。”（10）
D、越南。“2006年，越共在其十大上，就已经实现了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同年，……国会议员也实现了直选，……；到2009年，越南又实现了地方党委书记由党员直选的制度”。（11）
据中国前驻越大使齐建国介绍越南国会议员直选说：它把全国分成若干个选区，假定一个选区选3个代表，有5个候选人，那么要淘汰2个。要成为正式候选人要过三关，第一关是单位全体员工投票，这个好过；第二关就比较难了，要到居住地的居委会那里由这一片的人投票，如果过不了半数，就不能再选了。原来越南外交部的一个副部长，有人举报他有三栋别墅，还有原越南广播电台台长因为涉嫌支持黑社会，越南高检院的一个副院长因为经济问题，某个省的副书记因为假学历，结果选票都没过半，都被弄下来了。都是在选举过程中被群众揭露出来的啊，那些人和他们住一个社区，总归还是比较了解的。
再说第三关，这就有了竞选的味道了。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这些领导一般都必须是国会代表，也得走这个程序)和其他一般的候选人，都必须到自己的选区接触选民一周以上，要提出自己的竞选纲领，还要接受选民的质询。比如有人就可以问总书记：‘你老家怎么又盖了一处新房？’
在第三关，各个选区的投票率，以及每个候选人的得票率都必须公之于众。一般而言，越南的投票率都很高，99%以上，共产党的国家嘛，领导人的得票率也一般都很高，不过也有例外，曾经有个副总理就只得到57%左右的选票。（2006年4月召开的越共十大上，其总书记也是差额选举出来的，这被称为国际共运史上的破天荒。）齐建国说越南驻华大使和我讲，这是第一次。越南高层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农德孟当选后像小孩子过年吃糖一样，特别高兴。因为他心里有些嘀咕，当时有三位候选人，其中一位是胡志明市市委书记阮明哲，呼声很高。不过他内定是做国家主席，农德孟继续当总书记，所以他的投票率就没有农德孟高。（12）
E、缅甸。选民虽然不乏选举经验，但军方具决定性影响。据报道：“在2008年的宪法下，国会会预留四分一议席予军方代表，如要修宪亦必须获得四分之三国会议员支持，换言之军方几乎掌控了修宪的命运。……国防军总司令敏昂兰（Min Aung Hlaing）声称：国会中自动当选的军方代表是为了‘国家利益’及‘执行国家政治任务’。”（12）
缅甸联邦议会全体会议（2011年2月）4日选举现任总理吴登盛为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在（2012年）4月1日举行的选举中，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及其数十位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NLD)同事顺利当选为议员，这是缅甸的一个重大事件。”（13）
4、有无中产阶级：
亚洲开发银行2010年发布的报告认为中产阶级指每人每天消费2至20美元的群体（2008年亚洲为19亿人，占总人口数的56%）。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所（NCAER）把印度的中产阶级定义为年收入在约7,400至37,000美元的家庭（2015年将有5,300万个家庭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指出，在中国，按购买力计算，年收入在13,500至53,900美元的人群可被视为中产阶级（人数约为1亿）。（14）
A、中国。2004年BBC报道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研究，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大增，达到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这项调查发现，2003年，有19%的中国人成为中产阶级，比1999年底上升了15%。家庭财产价值相当于18000到36000美元之间的人被归类为中产阶级。这份报告估计一半的城市居民（大约为49%）已经属于中产阶级。中国人口13亿，根据社科院的标准，中产阶级已有2亿4千7百万人。”（15）
另有学者在2008年发表论文写道：“从全国范围来看，中产阶级所占比例在4%-5%之间；在城市，中产阶级所占比例大约在10%左右；在大城市，中产阶级所占比例大约在12%-15%之间。这样的估计比例可能较符合公众心目中的中产阶级数量规模，不过，最近两、三年中产阶级的数量应该有明显增长，实际比例应该会高于上述估计。”（16）
如按亚洲开发银行对于中产阶级的定义，1990年亚洲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21%，到2008年，已快速增长到56%。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综合各种研究的结果，估计在2.5-3亿之间，超过亚洲其他国家中产阶级人数的总和。（17）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大约在19%-23%之间。
B、台湾。李酉潭教授在论文中写道：“中产阶级向来都是一个国家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来源。根据统计，台湾的中产阶级人数在1970年代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至二。但是到了2003年，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人数，已经达到约百分之八十。中产阶级一方面促使台湾的经济起飞，成就了所谓的台湾经济奇迹；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发挥影响力，使台湾逐步进行民主改革，迈向民主化。”（18）
C、俄罗斯。“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中产阶级失去了原有的工作，生活水准也直线下滑，甚至有些原本的富人还沦为贫民或乞丐。根据统计，目前俄罗斯的中产阶级数目约有一千万人以上，但只占全国人数的百分之八，明显偏低。当俄罗斯人连个人经济生存都无法满足时，自然也无力追求进一步的民主。”（19）
D、越南。总人口为8,600万的越南，中产阶级人数达1,460万，占人口比例约17%。（2008年）预计未来几年内将上升到2,150万。（20）届时比例将增至四分之一。
E、缅甸。中产阶级甚为薄弱。人物周刊记者问昂山素季，外界有人批评她经常呼吁西方国家制裁缅甸，导致人民生活困难，缺乏中产阶级出现，但昂山素季说：“首先，缅甸中产阶级的缺乏是因为权贵（裙带）主义cronyism，和制裁没有一点关系，这也是人们告诉我的事实。如果你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就会很清楚，那份报告在分析缅甸经济乱象的原因时，几乎没有提及制裁。在缅甸，权贵（裙带）主义才是一颗毒瘤，它阻碍了中产阶级的出现。”（21）
5、掌控媒体与应付群众运动之模式：
A、中共建政以来，63年间一直严控媒体，实行“舆论一律”。对于近年兴起的网络更是打压不遗余力。日前，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于《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声称美国将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为核心，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论者谓：“在数十年新闻、出版须经事先审查的背景下，借助新技术，在公开、透明、自由、平等的网络环境下（剔除众所周知的干扰因素），人人皆可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接受者，打破了当局对言论的垄断，网络领袖出于民意而非钦定，自然而然地、众望所归地，横空出世。”（22）但人数毕竟有限。网上流传周永康内部讲话，指此类人士充其量不过200人。一旦“大事不妙”，彼将下令将其全部活埋，使之销声匿迹。余杰抵美后亦曾表示，国安人员向他说过同样的话，可见并非空穴来风。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今年5月1日公布2012年全球新闻自由年度报告，自由之家特别比较两岸三地的新闻自由度，中国大陆被评为缺乏新闻自由的国家，全球排名187，在亚太地区与缅甸并列第38，只比过北韩。自由之家点名批评，中共官方控制广播电视媒体仍是社会常态。报告认为，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使用各种手段控制新闻，包括审讯监禁记者和评论员、关闭媒体、以及针对记者提出司法告诉。
至于应对群体事件，当局大致上三管齐下：对参与者软硬兼施，连压带骗，务求尽快扑灭火头，稳住局势；对局外人封锁消息，隐瞒真相。贵州瓮安民变之处理即是一例。至目前为止，这一整套手法仍具治标之效，未见失控。但中南海最高层视之为定时炸弹，忧心忡忡。
B、台湾。李酉潭教授文中称：“台湾从1987年解除报禁以来，各种平面媒体争相设立，而1993年开放广播、电视频道之后，更扩大台湾媒体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到了2003年，立法院又通过广电三法，以法律明文规定政党与政务人员退出电子媒体，并且禁止党工与公职人员主持新闻评论节目，使台湾的媒体能够更超然地扮演监督政府运作的角色。从民主化开展以来，不论李登辉前总统或是陈水扁总统，都可被认为是民主的主要行动者。尽管在政治上他们倾向于强调台湾的主体意识，但并未以实际的违宪或违法行为去迫害不同意见者。因此台湾的自由程度一直维持一定的水准，甚至于向上提升。此外人民自发性的群众运动，也成为台湾民主化的推手之一。尽管在戒严时期，台湾人民并没有组织政党，或者进行集会行动之自主权，但是在解严之后，政府逐步开放人民的集会结社权，允许多元议题的群众运动。不可否认，对于解除戒严，国会全面改选，总统直选，一直到政党轮替等民主进步之象征，群众运动确实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23）
C、俄罗斯。与台湾的开放大异其趣，“普钦于2000年上任之后，不但逐步控制俄罗斯内部的各大独立媒体、电视网。甚至还禁止记者报道各种不利于政府的新闻讯息。除此之外，普钦也透过立法，以严苛的条件限制国内政党的成立，赋予政府更大的权限以压制各种合法的群众抗议行为，工会与劳工的罢工权也受到许多限制。当媒体的公正性遭到政府的打压，而民众也无法透过自发性运动来表达本身的不满时，俄罗斯的民主也就逐渐倒退，回到过去的威权政体。”（24）
而在“自由之家”2012年全球新闻自由年度报告中，俄罗斯的表现更是备受批评。
D、越南。2008年7月15日，中国前驻越大使齐建国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时称：“总体而言，他们媒体自由度较大，虽然也不会有直接针对领导人的负面言论，但时常会对国家的政策提出不同意见。例如有一份青年报，就经常唱些反调，捅一些内幕，发行量很大。”但自由之家点名批评，“俄罗斯丶越南丶辛巴威丶委内瑞拉等国仍掌控电视新闻报导。”
E、缅甸。“负责新闻审查的缅甸新闻部今天（2012-8-20）在其网站发布公告，宣称从即日起，缅甸政治性以及宗教性报刊无需在发表前向新闻部递交草稿审议。象征着缅甸新闻审查制度被彻底废除的最后一步。
在缅甸延续了48年的新闻审查制度今天被宣告告一段落，事实上，去年三月，缅甸文职政府上台之后，有官员随即提出要解除新闻审查制度，当时，国际社会对此将信将疑。因为，长期以来缅甸的新闻自由度在记者无国界组织的排行榜上向来名列榜尾，去年缅甸还在179个国家内名列169名。但是，最近几个月来，多名遭监禁的记者获得释放，长期被封锁的外国新闻网站以及流亡在海外的缅甸异议人士的网站也被解禁。
今年三月，缅甸发行量超过八万份的新闻周刊《声音》周刊曝光了缅甸政府六个部门官员滥用公款和腐败贪污的行为，该报引述来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缅甸国会议员的消息揭露了官员贪腐的内幕，引发缅甸政府的强烈不满，当局曾勒令该周报停刊，并且向法院提出上诉，不过，法新社透露说，缅甸上诉法院已经做出裁决，裁定媒体没有义务透露出消息来源的具体细节。
缅甸国会目前正在拟定有关新闻自由的法令，法令文本并没有被公开，但是，国会在多个方面向媒体征求意见，尤其是有关记者的权利与义务以及他们的职业道德准则的条款。”（26）“缅甸由1964年开始，对传媒进行审查历时48年，在近半个世纪间，军政府不容许报章和杂志刊登与当局立场不同的报导，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的报导则更是禁忌，刊物页面不可以出现昂山一张相片，当局甚至对每一首歌、卡通漫画、童话故事、书籍、艺术品等，都严格规管。较不具争议性的出版品去年即可免受审查，政治和宗教期刊则是最后一批松绑的刊物。
此外，大约有3万个网站被取消限制，允许网民首次可以不受限制地上网浏览有敏感政治内容的文章。”（27）
5、有无健全发展的政党体系：
李酉潭教授指出：“许多民主国家未能巩固的原因，问题不在于政党数目的多寡，而是政党制度化的程度。Mainwaring提出有关制度化的四个条件是：1•制度化的政党具有稳定性，而且政党间的竞争有规则可循；2•制度化的政党植基于社会中，政党与公民间的联结是稳定的；3•政治行动者赋予政党正当性，并将它视为民主政治的必需品；4•政党组织是独立的，不屈服于少数野心勃勃的领导者。”（28）
A、中国。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于九十一年前诞生时毫无独立性可言。随后在打天下的过程中，逐步“屈服于一个野心勃勃的领导者”，其间把“民主”作为幌子欺骗民众，诱使文化人和贫苦农民皈依旗下为之卖命。至其总舵主入主紫禁城，“伟光正”一党擅权，唯我独尊，甚至连“党”字也垄断了，宛若“朕”专属帝王自称一样。八个“民主党派”彻底地沦为花瓶，只有服服帖帖地充当由彼豢养的驯服玩物，遑论任何与之“竞争”的“规则”？更离谱者，“文革”期间毛独夫凌驾于全党之上，二号人物亦不能保证自己的性命安全。邓承继太祖衣钵一言九鼎，罢黜总书记率性而为，什么“党章”、“宪法”，在彼皆一纸空文而已；对“自由化”尤其深恶痛绝。时至今日，孤家寡人俱往矣，几个“大佬”共掌门。8200万党员只有和中央保持一致的义务，而绝无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之权利。与奥威尔描写的《动物农庄》里的景象“何其相似乃尔！
B、台湾。李酉潭教授写道：“在民主转型的准备阶段中，台湾明显的自由化历程始于1987年以来的解严、解禁。戒严令的解除，被视为专制政权宣告修改原有的政治法则，以开放更大的空间，供给个人与团体，行使公民与政治的权利。在威权统治时期的台湾，国民党政府虽强调压制反对势力及个人自由，但并未以激进的手段来消除国家与市民的分界。由于威权主义容忍经济、宗教及其他自由的发展，因此，在自由化开始后，台湾向来的文化、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基础，能够做为政党体系有效运作的凭借。民主进步党在2000年赢得总统选举，不仅被视为民意终于得以自由、民主地表现出来的结果，亦是一党专政冗长溃败的过程的终结。”（29）
C、俄罗斯。“在极权统治时期的俄罗斯，共产党的政治支配是无所不包的，并透过全面支配社会与个人生活的方式，将各个面向予以政治化，以达到掌握全部权利的目的。由于极权主义强烈限制市民社会的发展，故在自由化开始后，俄罗斯长期的文化、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脆弱基础，不仅无法有效维持政党体系的运作，更是造成政党体系功能不彰的主要原因。甚至在叶里钦担任总统期间，他始终不愿意将自己与任何政治派别联系在一起，并认为总统这一职位应高出于肮脏的政党政治，致使政党在俄罗斯的发展中确实带来很多混乱，也给许多政党政治的支持者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目前俄罗斯宪法所揭示的多党政治，仅是以多党的面貌来装饰其‘一党优势’的实质。其实政党乃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必要基础，甚至有助于维持国家的凝聚力。真正的政党政治可以促进稳固的统治，如果在民主制度之下拥有一个竞争性的政党体系，加上经常举办的自由与公平的选举，将有助于普钦把俄罗斯治理成更安全的国家，而非进一步向威权主义的方向倒退。”（30）
D、越南。从4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越南社会党和越南民主党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统一阵线政治（先是“越南独立同盟”，后是“越南祖国阵线”）的形式，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的管理，发挥政党参政议政的作用。这一阶段越南的政党制度是共产党（劳动党）领导下的多党制。1988年10月越南民主党和越南社会党宣布停止活动，至此，越南共产党便成为越南唯一的政党了，形成一党制的政党体制。（31）
E、缅甸。1988年9月18日，缅甸军队接管国家政权，宣布废除一党制，实行多党民主制。1990年5月27日举行首次多党制大选，有93个政党参加竞选，后大批政党自行解散或被取缔，现有10个政党。其中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成立于1988年9月29日，系缅甸最大政党和最有影响的反对党。在1990年5月27日的大选中获得485个议席中的396个席位。主席吴昂瑞（U Aung Shwe），总书记昂山素季（Aung San Su Kyi）。民族团结党（National Unity Party）由原执政的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于1988年9月24日改组而成，系缅第二大政党。
有论者称：“对于刚刚踏上民主化道路的转型国家，很少有国家能够像缅甸一样拥有生机勃勃、支持民主的反对派组织，且这一组织在预选时就被证明赢得了广泛的国内支持；还存在一位深受爱戴的国家领袖，无论国内还是国际的合法性都无可置疑，并具备一定程度的组织能力。（32）”
（二）
其次是外部因素。在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作为地球村一员的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的影响甚至压力。这对于民主转型关系重大。
A、中国。三十余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2001年11月10日被批准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上更与其他130多个成员国休戚相关。政治改革长期滞后的局面势必需要改变。但从金融海啸后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情况看来，西方大国的政治筹码大不如前。“中国崛起”的神话给保守派注射了一支强心针。GDP跃居世界第二令民族主义狂热升温，对民主转型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果。
B、台湾。李酉潭教授认为“台湾主要是受到强权国家在政策上转变的压力。1986年9月，民主进步党在戒严的情况下成立。美国参、众议员曾要求蒋经国尽速‘解除戒严令，允许创立政党，并且全面改选国会’，同时还要求国民党政府不可打压民进党的创立。由于美国的施压，因此，民进党顺利创党，台湾的民主化也从此正式展开。”（33）
C、俄罗斯。“俄罗斯主要受到与西方国家冷战失败的影响。冷战的一项重要特征是：不断投入巨资的军备竞赛。由于苏联并不像东欧国家一般大量地依赖对外贸易，加上在冷战时期，苏联自行与国际货币体系隔离，无法与其他20国货币进行兑换，故使苏联成为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然而，面对1980年代后期苏联经济成长的持续停滞，使政治菁英不得不正视内部经济改革的问题。在这样的内部环境下，为了取得西方国家的协助，使戈巴契夫在限武谈判做出单方面的让步，以及默许东欧国家脱离苏联的控制。接着，我们可以说：西方国家获得了冷战的胜利。因为苏联经济改革的结果使它正当的削减国防预算，并且愿意接受民主，结束与西方国家的对立。因此，综上所述，早在苏联解体之前，东欧各国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就已经无法扭转。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正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扩散的结果之一，且随着苏联帝国的瓦解，俄罗斯也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34）
D、越南。“胡志明在1945年8月发布的《越南独立宣言》深受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的影响，开篇第一句就直接引用了美国《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那一大段话，而且其结构和《独立宣言》《人权宣言》是平行的，措辞也十分相似。这是不能仅用胡志明当时想和美国发展关系的策略考虑来解释的。今天的越南宪法仍然把林肯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是直接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放在第一条，可谓其来有自。”（35）
“越南现行宪法第一部分的内容和中国宪法类似，是关于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人民权利的。其中第一条只规定越南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没有强调任何‘主义’，这和绝大多数国家类似。（宪法）第二条还规定，越南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分，隐含了三种权力相互制衡的意思。第三条规定国家保障并不断发展人民作为国家主人在各个方面的权利，实现‘丰裕民生，强盛国家’的目的，建立‘平等，民主和文明的社会’。”
借用中国官方语言，越南宪法堪称“与国际接轨”。因而其政改步伐远超北京，二者相差简直不可以道里计。
E、缅甸。毋庸讳言，缅甸军政府半个多世纪的极权统治，备受西方世界抨击。故一直面临相当巨大的压力。但在亚洲，还有拉美和非洲，类似的专制政权比比皆是。其国内追求民主的进步力量过于单薄，美、英、法等不可能越俎代庖。
五、政权更迭流血难免
戊戌志士谭嗣同在被捕前夕，曾对请其进入日本驻华大使馆避难的官员慷慨陈词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114年过去，烈士义薄云天之遗言仍然振聋发聩，扣人心弦。
亨廷顿在《第三波》一书中，“把第三波转向民主化的威权政权分为3种，即一党体制、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然后根据第三波民主化政权中执政集团与在野或反对集团的互动关系，概括出这样三类变迁过程：一是变革(transformation)，即威权政权实现自我改造，由执政精英推动走向民主化，这样的政权最多，有16个；一是置换(replacement) ，即威权政权垮台或被推翻，这样的政权有6个；二是转移( transplacement) ，即执政集团与反对集团成妥协，采取联合行动走向民主化，这样的政权有11个。此外，他也提到了一个例外模式，即像格林纳达和巴拿马那样由外部势力干预而带来的民主化。”（37）
以此对号入座，大陆中国属于一党体制，而又异于俄罗斯和越南。俄、越均“由执政精英推动走向民主化”，盖无论党的领导人及知识界中，思想开明者不乏其人。中共既无戈巴契夫、叶里钦；知识界亦无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故“变革”难期，唯有“置换”一途，将现政权推倒“另起炉灶”。搞得好或者可以避免血流成河，但“腥风血雨”大概免不了。毛驾崩前即对此有所预见，彼于“国情”认识至深，不可因人废言。
台湾是幸运的，转型前虽是一党体制，但继承“国父遗教”的国民党，毕竟对宪政有过承诺，政权并非列宁式专制，蒋经国审时度势，顺应潮流，为国家民族立下大功。而台湾人民坚守普世价值持续奋斗不懈亦令人敬佩。
缅甸乃军人政权。此次突然改弦易辙，实在给世人意外惊喜。有论者称：“缅甸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改革的发起者是政权中的温和派，他们出于对军政府执政合法性的担忧，试图进行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双重改革。缅甸现行政府中的改革派拥有一些可靠的人物，其中以吴登盛总统本人为代表。……即使缅甸的民主化进程，不为它的一些邻国喜闻乐见，但是美国、欧洲和亚洲民主政府等重要的国际行为体，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36）
总之，正如孙中山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民主宪政之花终必会在中华大地绽放，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并将坚持不懈地为之努力奋斗！
2012年8月29日定稿
注：
1•《严家祺谈中国资本主义–《亚洲周刊》记者纪硕鸣专访严家祺》，2012-8-14
2•张鸣：《中国会向何处去？》（《21世纪》，2012-8-24）
3•李酉潭：《民主巩固或崩溃：台湾与俄罗斯之观察（1995-2005年）》，载《问题与研究》第45卷第6期，页34。
4•同上，页65。
5•同上，页34-35。
6•巩胜利：《越南政改超越中国？》（《民主中国》，2012-4-22）
7•《新京报》，2011-2-5。
8•卡罗瑟斯：《缅甸正在民主化吗？》- 新闻与分析- FT中文网《智库》，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学者
9•同3，页65。
10•同上。
11•同6。
12•《中国前驻越南大使：越南有些方面走得较快》（南方人物周刊2008-7-23）
13•【阿波罗新闻网2012-03-29讯】。
14•同8。
15•毕马威国际主席 安茂德 毕马威全球中国业务发展中心研究部总监彭亚利：《亚洲新兴市场中产阶级的崛起》（FT中文网《智库》2012-4-18）
16•BBC Chinese | 中文网主页| 中国中产阶级人数迅速增加2004-3-30。
17•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增长及其现状》（《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18•同15。
19•同3，页65-66。
20•同上，页66。
21•同15。
22•百度空间，2012-4-3。
23•肖国珍《论新“黑五类”》，2012-8-3
24•同3，页66。
25•同上。
26•RFI，2012-8-20。
27•大纪元2012年8月21日讯
28•同3，页66-67。
29•同上，页67。
30•同上。
31• 米良 曾圣谡：《越南国家宪政制度研究》，2007年7月20日
32•同8。
33•同3，页64。
34•同上。
35•程映虹《越南政改何以领先中国？》【多维新闻】：http://opinion.dwnews.com/news/2012-04-10/58695708-all.html
36•同8。
37•中大的苍穹《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读后感》，中国网络外交研究中心——南方国际关系在线2007-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