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八大”临近，维稳保卫战又紧锣密鼓地打响了
据国际在线报道：2012年8月22日晚，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省城治安防控联合巡逻启动仪式”在太原煤炭交易中心举行。此次联合巡逻从8月22日晚20时正式开始，太原市的武警、巡警、特警、交警、各公安分局和派出所共同组成103支“金盾”巡逻分队，开展全天候、全方位、高密度的联勤联动、巡逻防控、设卡盘查和救助群众，保障党的“十八大”期间的太原社会治安稳定。（附图）
如太原一样，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以及全国所有当局认为不稳定因素较高的地方都开始如此紧锣密鼓地行动了。比如笔者所暂住的深圳，在所住的辖区里，几乎是三步一岗四步一哨地开展起了非常密集的巡逻活动。在有物业管理的地方，主要是物业公司保安员负责巡逻，在公园或马路上，有警车密集地不断来回走动。经常，在我所住贫民窟的楼下门口，不时会有两个保安长时间站立着，离开家门口不几步，各个拐角处也都安排了保安人员在值守。我想这肯定不只是针对我的，是因为有人发起了反日游行，十八大马上就要召开了，是每个地方所采取的惯常维稳行动，提前做好充分的预防工作，才能将一切不利于党专稳定过渡的任何事态消灭于萌芽状态。
关于维稳，对于笔者来说，在2012年一年中，包括两会前后，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去世的日子，64前后，省党代会前后，十八大前后，以及全国所发生重特大事件之后，比如李旺阳之死，薄谷开来与王立军事件的发生，陈光诚逃跑事件等等，一般都会被要求噤声的。
二、依靠国家暴力，确实能成功维稳吗？
2010年5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举行了首届“清华社会发展论坛”，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会上发布了《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指出，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该报道指出，“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从何而来？课题组专家说“之所以出现这种悖论，除了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现实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增加的客观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维稳思路和模式的缺陷。”
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维稳基金”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设立，“花钱买平安”的“权宜性治理”方式也普遍起来，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凭负责官员的个人判断，其所体现出的政府行为明显缺乏原则性和规范性，“往往忽视律的作用”。
报告指出，这一恶性循环也表现在，“民众被提供了一种误导性的预期：如果你想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得制造点“威胁稳定的事端”；如果你连”稳定”都不会威胁，你的问题就别想得到解决。”一些群体或个人只能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也就是俗称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
而一些权益受侵犯者一旦进入维权过程，就等于踏上一条“不归路”，他们又成为地方政府眼中“不稳定”现象的“职业制造者”。报告分析，目前我国的维稳工作方式，在更大程度上可称为“运动式治理”模式。“面对表现形式比较激烈的社会冲突时，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轻率地把警力推到第一线。这不仅无助于矛盾化解，有时反而引火上身，造成警民对立、干群对立，使政府处于敏感而脆弱的位置。”
而现有维稳模式又需要大量人力、财力投入。报告指出，由于“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扩大编制增设“维稳办”、“综治办”，只要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就大规模动员，各个部门齐上阵“力保辖区平安”。
报告表明，甚至在一些地方，维稳已经对政府日常工作造成冲击。“一切都要给维稳让路”，是不少地方出现过的行政实况。据今年两会上的国务院报告，2009年我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而今年8.9％的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亦逼近后者，将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
课题组专家认为，“如果不改变现有的维稳工作方式，维稳成本无疑将会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和社会的一个日益沉重的负担。”报告指出，目前这种维稳行为方式，“不仅严重增加成本，而且会破坏全社会的是非观、公正观等价值理念，在道德正义上削弱了政府形象，非但不能促进社会公平，反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课题组认为，长远来看更为不利的是，为完善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进行的一些重要改革，往往由于担心造成不稳定而被束之高阁。
三、当局之所以维稳，确实是因为社会太不稳定，这就犹如吃伟哥。
凡是需要吃伟哥的男人，一般有这两类，第一、身体正常，向往更持久快活一些；第二、身体衰落，只有吃了伟哥才容易勃起。这就正如某人说的，做爱也容易上瘾，尤其是那些缺乏自制力，思想非常简单，且生活非常优越的人，这些人一般都恨不得，把做爱变成永恒的享乐，即便死去也值得。这就是所谓的“宁为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如今中共的维稳，何尝不正是这样呢？明明知道任何独裁专制政权都逃脱不了既定的历史周期律的宿命，必然要灭亡而被彻底轮替的。可这些权贵们，由于骑在人民头上称王称霸作威作福太久了，这就犹如做爱，也完全上瘾了，所以，当他们一旦发现该政权已经不稳定时，作为现代的官僚，就开始用维稳的办法维持暂时的稳定与受活了，只要在自己任期不出大事就好，或者即便出大事了，自己已经尽大力了，能坚持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即便死在上头也值得。
伟哥毕竟只是一种催情药，与真正的壮阳补肾和强身健体没有丝毫关系，相反，如果长期吃，正如吸毒品，是真正的自杀。也许在前些年，中共维稳，身体还是好好的，只是为了追求更持久的受活才故意这样浪费国资民财而意淫助长的。但由于所使用维稳手段太过频繁和稠密，这就犹如吃伟哥也吃上瘾了，所以，现在是真正到了把身体彻底吃垮的时候，只要没有伟哥催情，就根本上不了台面，或即便强行上去，也发不了情。所以，必须只有用维稳的办法，比如不断吃伟哥，越来越频繁、稠密且大量地吃，才能维持他们心目中所向往的那种真正让人可以过足瘾的性高潮。固然，这便离真正的死亡已经不是很远了。
这也正如清华大学课题组发布的研究报告《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所指出的，“在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思维下形成的应对社会矛盾和维稳的方式，最突出的特征是将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存在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机械对立起来，将许多正常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甚至是正当的利益表达作为不稳定因素对待，并在此前提下力图用事倍功半的运动化方式来解决这些被认定的“不稳定因素”。比如：处理社会矛盾的运动式方式，体制性防卫过当，机会主义与非规则化，社会矛盾终止机制的缺失，所导致的维稳成本极为高昂，维稳与不稳定的恶性循环，维稳成为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工具，僵硬的维稳模式助长了社会溃败等恶果。这绝对是势不可免的。
四、维稳成本，这是压在当前中国人民头上最沉重的泰山。
据光明观察报道：2009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把维稳当做第一责任，已成为地方政府和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维稳是压倒一切的重任。权威数据显示，2009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见5月27日《社会科学报》）
据关武君于2010年5月27日在《社会科学报》所发表的《“天价维稳”不是长久之计》指出，从2009年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来看，许多地区的公共安全支出均超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教育、环保、科技创新、保障性住房支出。对于地方官员来说，维稳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直接关系人民福祉的事业。广东惠州仅租用监视器材就花了至少3664万元，而社会保障中的就业补助、国企破产补助、养老医疗保险系统维护、社会救济等11个福利项目经费加起来才5040万元。
据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2009年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已经接近军费的5321亿元。并且，公共安全支出成为政府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法制日报》报道说，2009年辽宁公安支出是223.2亿。以该省4300万人计算，人均要负担维稳费用500多元，对于一个经济水平一般的省份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健全、庞大的维稳机制也在形成。各地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由地方重要领导亲自担任负责人。群众工作室、维稳信息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也建到了街道办。福建、江苏、浙江等首倡的“综治维稳进民企”，目前已在全国普遍推开，企业内部也设立了维稳办公室，由董事长亲自挂帅。拥有170万人口的太原市，有人民调解委员会2622个，调解员18442人。广西贵港“县乡两级维稳工作平台专门从事维稳工作的人员600多人、村级维稳信息员3500多人，维稳工作力量渗透到了基层的每一个角落”。
我国是世界上投入维稳成本最多的国家之一。“两会”仅仅是一个平常的例行会议，北京投入安保力量就达70万人。从2008年到2010年，河北省用于完善“护城河”工程和公安基础设施的累计投资有49.5亿元。
我们需要反思：能够长久地承受得住如此高昂的维稳成本吗？购买全方位监控系统器材，组建快速反应车队，扩充维稳人员编制，全天候、多对一的监视，无一不需花费大量金钱。根据《河北省公安机关奥运安保侧记》的记述，2007年至2008年，环京“护城河”指挥部和17个检查站就耗资1.2亿元。浙江嘉善县一个环沪“护城河”检查站的投入要达1000多万元。广西贵港的5个群众工作部，74个群众工作中心，1148个群众工作站，每年至少吃掉626万元的财政经费。
今年，处于上海世博会“护城河”周围的浙江永康市创建了“8对1”的社区维稳模式：“每个工作片的联片领导和常务副片长为责任领导；联片民警、联村干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调解主任、村治保主任为责任人，八个人一起共同负责所在村矫正对象的安置帮教工作。”2010年1月 12日，贵州安顺坡贡镇发生了一桩普通刑事案件，当地政府为了维稳花费了相当于3年财政收入的费用。在维稳“一票否决制”的压力下，地方的维稳已经到了不计成本的地步。
随着维稳体系的逐渐健全形成，国家要投入多少钱才能维持这庞大的机器呢？维稳是不是未来的中国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呢？以上成本，只是算在经济方面的。其它方面的损伤，究竟又有多大？比如制造冤假错案和社会新矛盾，刺激不安定因素迅速成长，强权蒙蔽谎言欺骗民众，给人民故意造成愚昧无知的巨大灾难性后果，以及为社会发生巨大动荡和阵疼所长期积累的最不安定的因素等。如此说来，这如果不是压在当前中国人民头上最大的泰山还能是什么？
正如笑蜀2009年6月在《东方早报》发表的《天价维稳成本为何降不下来》所指出的，天价维稳成本已经是沉重的包袱。它最终必然分摊到每个纳税人的头上。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其基本制度本身就已经充分具备了维稳功能。现代媒体制度保证了媒体信息发布的公信力，现代司法制度保证了司法最高和最后仲裁的地位，代议制度则保证了民意的规范表达和民意对权力的有序监督。只要这些正常渠道是正常的，那么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不难分散纳入各自的体制路径，经由成熟的程序，以最小的成本得到专业化的解决，而不至牵一发动全身，发展为危及整个社会的狂涛巨浪，让整个社会都付出高昂代价。
所谓维稳成本，总的来说就是法外解决、特殊处理的成本。这是在国家基本制度之外多出来的成本，而且其原始性，粗放性，不可复制性，注定其成本之高超乎寻常。这个不正常的成本，无妨看作国家基本制度正常与否的指数，国家与社会关系正常与否的指数。应该承认，目前这个指数不理想。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是值得鼓励的方向，但要能够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先要让正常渠道正常起来，让正常渠道作为国家制度上的基础设施能够切实地起作用。天价维稳成本证明，这已经是刻不容缓。
五、维稳的实质就是邪恶向正义宣战，党权贵向全国人民宣战。
据谭睦瑞最近撰文《胡温十年维稳路》指出，胡温十年，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其引用发表于07年的一篇论文，该文指出，当局认为小规模的抗议在转型期的中国难以避免，但是面对大型的、有组织的、有维权分子参与在内的群体事件，则必须消灭于萌芽状态。虽然这篇文章未必能解释什邡、启东这些最新的案例，但是对于中共维稳政策的描述，还是颇为高屋建瓴。
该文指出，在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第一个任期内，中共领导层已发展出全面的长远维稳战略，该战略旨在遏制国内的社会抗议，并强化党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在2005年2月关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讲话中，胡锦涛认为党在缓解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效能，将决定中国会持续享有繁荣稳定，抑或会进入“经济停滞和长期社会动荡”。根据胡的看法，由于中国已跨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的门槛，它已进入一个社会动荡会不可避免地持续增加的发展阶段。
在这种涵盖范围广泛的维稳战略中，我们至少可以辨识出两个主要战略。一是庞大的政治经济战略，旨在解决引发社会不稳的数个具体的政策肇因，并鼓励地方官员就地处理。第二个，也是本文的关注重心，是一种范围更为集中的国内安全战略。
中共政治经济层面的维稳战略提供了一系列旨在缓解棘手社会问题的政策变动，此战略的一个主要目标便是使中国公民相信党中央对他们的关切感同身受。在过去两年中共所采取的针对动乱肇因的政策回应中，就包括对非法强占土地并将公民驱离住宅的官员加大惩处力度，以及推行“信访责任制”，将地方官员的考评及晋升与他们防止本辖区内发生重大动乱以及防止公民赴省会城市或北京上访的能力相挂钩.
另一方面，中共国内安全战略的根本目标，在于为党解决这些问题争取时间和政治空间，同时剥夺公民从事大规模有组织的政治行动或反党运动的机会。在胡锦涛统治之下，中共安全专家们已然延续了一项始自江泽民时期的重要趋势——试图发展更为专业、暴力色彩更少的警务手段，以便在遏制抗议的同时，避免任何有可能失控的大众反弹。更甚于江泽民时期的是，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当前领导层强调对地方上访者和抗议者进行严防死守。
透过政治经济战略，胡锦涛政府似乎旨在鼓励公民相信中央政府真正关心他们的疾苦，同时说服民众中共政权仍是他们未来的最佳寄託；同时鼓励公民相信其所遇问题的真正责任方并非中共威权体制本身，而是地方层面少数不遵守法律的腐败官员.而国内安全战略则旨在使心怀不满的公民明白一点：除了接纳并与当前的中共体制合作之外别无他途，而寻求其他途径将承受极大风险.该战略以严厉镇压来恫吓那些试图组织异议（即便是形式上合法的异议）活动的人士，“普通”抗议者也面对被拘留和惩处的风险.但国内安全官员被正式要求通过公开承认民众怨气的正当性，避免使用暴力手段，因为如此有可能使小规模非暴力抗议演变为大规模骚乱。
同时，胡锦涛政府似乎不愿为不满民众提供体制管道以表达不满，并寻求问题的解决.在1989年至2002年间一度大幅上升的行政诉讼，近几年出现了下滑和停滞。高等法院官员鼓励地方法院透过非正式的仲裁而非诉讼的方式来解决那些有可能引发动乱的争议性集体案件（如涉及土地纠纷的案件）。律师也被要求避免代理此类案件。
该文还指出，自1990年代末以来，中共安全专家已承认，防止或快速扑灭所有抗议已不再可能。相反，他们意图对动乱进行遏制和监控，以使其不至于威胁中共对社会的管治。具体而言，其战略的主要方面包括保持抗议活动的小规模和地方性，防止不满民众建立任何有组织的、可持续的反对运动；保护像大城市和党政敏感设施这样的“重点”安全目标，与此同时尽力防止访民到北京和省会城市上访。
也许国内安全战略最具挑战性的方面，在于确定对抗议者动用武力的适当程度。近十年来，中国警方一直积极开发最低限度武力的群体控制战术，以避免引发暴力反弹，同时使警方在作出“正面临着针对重要地点和机构不断升级的暴力威胁”的判断之时，仍有能力对抗议进行快速而果断的驱散和镇压。
关于应对动乱的正式警方指示和培训资料特别强调，安全部门在处置动乱过程中，要接受地方党（政）官员“绝对、统一、无条件”的领导。要动员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警方还必须同时获得地方党/政部门及上级警方单位的授权。当警方认为非强制控制措施已失效，且抗议有可能严重危及社会稳定或国家安全时，警方必须寻求“上级管理部门”的批准才可动用水枪和警棍这样的非致命性武器，并且只有在地方党委和政府“团结一致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才可以部署包括致命程度武力在内的暴力行动。
其具体解决方式主要有，1、遣返上访者，2、开发低暴力的反抗议战术，3、加强情报收集，4、对“维权者”进行定点打击等手段。
该文指出，北京当局所采取的两手维稳策略，其一是奉行旨在解决或平息引发动乱的数个主要社会问题的社会经济政策；另一手则是推行一种国内安全战略，其目标是压制上述第一手政策所无法防止的任何其他动乱。这种两手战略显示出北京当局在两种不同类型的抗议之间进行区分的强硬姿态：一类是长期的、小规模的抗议爆发，这对任何快速发展的国家而言均无法避免；另一类则是有组织的反对派或遍布各地的抗议，这会对中共管治带来威胁。这显示中共极为自信即使无法阻止所有骚乱，也能通过分化普通民众和活跃的政治组织者，从而阻止骚乱发展成为严重威胁。胡锦涛似乎在放手一搏：如果此战略取得了十足成效，那么就没有必要推行将进一步削弱其权力的根本性政治变革。
北京当局所采取的战略，反映出中共一种历时18年的、极为深思熟虑的谋略——从西方以及从东欧列宁主义国家和其他威权体制的失败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党对民间组织以至“公民社会”保持控制的重要性。他们还对执法专家所提出的惩教机制进行研究。将当前中国官方用于应对骚乱的原则与十年前的策略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当前策略在态度的坚决、手段的专业程度，以及对全球情况的瞭解方面，均有明显加强。
由此可知，中共权贵集团之所以维稳的实质，就可以通过此文一览无余，其反社会进步，反人类，反人民和国家的邪恶本质充分暴露无遗。固然，这可以充分说明，中共集团借维稳大旗，实际就是主导邪恶力量向一切正义的宣战，是党权贵向全中国人民的正式宣战。凡是民主维权人士，及所有有识之士，必须首先明白该集团的这种邪恶用心。
六、静观维稳，让全国人民通过维稳的遭遇，彻底认清中共集团的黑恶本质和狼子野心。
这些年来，维稳已把中共政权彻底掏空掏虚了，中共权贵已全部成为十足的瘾君子。这就正如吸食毒品特别上瘾的人，也许只有让其每时每刻饱吸毒品时，其脾性才会最好，干劲也非常充足。可一旦你强行断其毒源，如果没有特别强大的力量把其完全隔离开来，让其独自一人进入无毒品的痛苦深渊里，经受炼狱的煎熬，你就千万别惹着他，否则你会吃大亏的。
因为对于这类人来说，唯有毒品才是其生命的所有，是真正的命根子。如果你的力量不够强大，果真逼其到了绝路，或者不慎惹其发怒时，他们在无毒品麻醉的痛苦深渊里，一定会完全丧失理智和人性，而六亲不认，杀人成性，嗜血如魔的，即便你就是他最亲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及他最心疼的爱人和孩子，只要在此时，只要你胆敢违抗他的意愿，你都会无谓地葬送在其丧心病狂，歇斯底里的屠刀下。所以，在此时，一般情况下，你就不要正面冲撞他，而是用最小的成本和代价想办法彻底制服他，这才是最上上策。
作为眼下的中共集团，已发展到了一日不能没有维稳大军（吸食毒品）的时候，当然此时才是最疯狂的时候，比如在去年，乌坎事件，薛锦波等人被直接关在牢房里打死，今年六四期间，最硬骨头的老民运战士李旺阳先生在重病缠身时被自杀在医院的窗棂上。
幸亏中国没有发生特别巨大的群众运动，否则，如此纸老虎的硬而脆的极度虚弱的该政权早已结束了。比如四川什邡和江苏启东90后的维权事件，尤其是启东事件，特别理性温和，只是扒掉了市委书记的衣服。实际这衣服，就象征整个党权贵外强中干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党皮。如果中共还不从根本上进行真正的改革，允许人民独立联合强力高效监督之，并开放两禁，有朝一日，由自发的人民群众连成一大片，即大面积和大规模的浩荡群众运动的爆发也是迟早的事，届时，扒掉所有党权贵华而不实徒有其表的党皮也是势所必然的。
毕竟，作为替邪恶势力维稳的人，所有人都不是傻逼，在什邡和启东事件上，不是也有特警集体罢工吗？虽然在事后，很多群众领袖遭到了秋后算账，但人民群众大面积觉醒，并迅速联合起来共同开展抗争的火种才刚刚大面积播种下去，只要是邪恶势力，无论他们眼下多么威武强大，最终遭到人民的彻底清算绝对是势不可免的。毕竟，邪不压正，正义终将战胜一切邪恶！
2012年8月23日于深圳贫民窟
据国际在线报道：2012年8月22日晚，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省城治安防控联合巡逻启动仪式”在太原煤炭交易中心举行。此次联合巡逻从8月22日晚20时正式开始，太原市的武警、巡警、特警、交警、各公安分局和派出所共同组成103支“金盾”巡逻分队，开展全天候、全方位、高密度的联勤联动、巡逻防控、设卡盘查和救助群众，保障党的“十八大”期间的太原社会治安稳定。（附图）
如太原一样，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以及全国所有当局认为不稳定因素较高的地方都开始如此紧锣密鼓地行动了。比如笔者所暂住的深圳，在所住的辖区里，几乎是三步一岗四步一哨地开展起了非常密集的巡逻活动。在有物业管理的地方，主要是物业公司保安员负责巡逻，在公园或马路上，有警车密集地不断来回走动。经常，在我所住贫民窟的楼下门口，不时会有两个保安长时间站立着，离开家门口不几步，各个拐角处也都安排了保安人员在值守。我想这肯定不只是针对我的，是因为有人发起了反日游行，十八大马上就要召开了，是每个地方所采取的惯常维稳行动，提前做好充分的预防工作，才能将一切不利于党专稳定过渡的任何事态消灭于萌芽状态。
关于维稳，对于笔者来说，在2012年一年中，包括两会前后，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去世的日子，64前后，省党代会前后，十八大前后，以及全国所发生重特大事件之后，比如李旺阳之死，薄谷开来与王立军事件的发生，陈光诚逃跑事件等等，一般都会被要求噤声的。
二、依靠国家暴力，确实能成功维稳吗？
2010年5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举行了首届“清华社会发展论坛”，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会上发布了《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指出，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该报道指出，“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从何而来？课题组专家说“之所以出现这种悖论，除了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现实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增加的客观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维稳思路和模式的缺陷。”
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维稳基金”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设立，“花钱买平安”的“权宜性治理”方式也普遍起来，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凭负责官员的个人判断，其所体现出的政府行为明显缺乏原则性和规范性，“往往忽视律的作用”。
报告指出，这一恶性循环也表现在，“民众被提供了一种误导性的预期：如果你想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得制造点“威胁稳定的事端”；如果你连”稳定”都不会威胁，你的问题就别想得到解决。”一些群体或个人只能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也就是俗称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
而一些权益受侵犯者一旦进入维权过程，就等于踏上一条“不归路”，他们又成为地方政府眼中“不稳定”现象的“职业制造者”。报告分析，目前我国的维稳工作方式，在更大程度上可称为“运动式治理”模式。“面对表现形式比较激烈的社会冲突时，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轻率地把警力推到第一线。这不仅无助于矛盾化解，有时反而引火上身，造成警民对立、干群对立，使政府处于敏感而脆弱的位置。”
而现有维稳模式又需要大量人力、财力投入。报告指出，由于“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扩大编制增设“维稳办”、“综治办”，只要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就大规模动员，各个部门齐上阵“力保辖区平安”。
报告表明，甚至在一些地方，维稳已经对政府日常工作造成冲击。“一切都要给维稳让路”，是不少地方出现过的行政实况。据今年两会上的国务院报告，2009年我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而今年8.9％的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亦逼近后者，将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
课题组专家认为，“如果不改变现有的维稳工作方式，维稳成本无疑将会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和社会的一个日益沉重的负担。”报告指出，目前这种维稳行为方式，“不仅严重增加成本，而且会破坏全社会的是非观、公正观等价值理念，在道德正义上削弱了政府形象，非但不能促进社会公平，反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课题组认为，长远来看更为不利的是，为完善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进行的一些重要改革，往往由于担心造成不稳定而被束之高阁。
三、当局之所以维稳，确实是因为社会太不稳定，这就犹如吃伟哥。
凡是需要吃伟哥的男人，一般有这两类，第一、身体正常，向往更持久快活一些；第二、身体衰落，只有吃了伟哥才容易勃起。这就正如某人说的，做爱也容易上瘾，尤其是那些缺乏自制力，思想非常简单，且生活非常优越的人，这些人一般都恨不得，把做爱变成永恒的享乐，即便死去也值得。这就是所谓的“宁为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如今中共的维稳，何尝不正是这样呢？明明知道任何独裁专制政权都逃脱不了既定的历史周期律的宿命，必然要灭亡而被彻底轮替的。可这些权贵们，由于骑在人民头上称王称霸作威作福太久了，这就犹如做爱，也完全上瘾了，所以，当他们一旦发现该政权已经不稳定时，作为现代的官僚，就开始用维稳的办法维持暂时的稳定与受活了，只要在自己任期不出大事就好，或者即便出大事了，自己已经尽大力了，能坚持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即便死在上头也值得。
伟哥毕竟只是一种催情药，与真正的壮阳补肾和强身健体没有丝毫关系，相反，如果长期吃，正如吸毒品，是真正的自杀。也许在前些年，中共维稳，身体还是好好的，只是为了追求更持久的受活才故意这样浪费国资民财而意淫助长的。但由于所使用维稳手段太过频繁和稠密，这就犹如吃伟哥也吃上瘾了，所以，现在是真正到了把身体彻底吃垮的时候，只要没有伟哥催情，就根本上不了台面，或即便强行上去，也发不了情。所以，必须只有用维稳的办法，比如不断吃伟哥，越来越频繁、稠密且大量地吃，才能维持他们心目中所向往的那种真正让人可以过足瘾的性高潮。固然，这便离真正的死亡已经不是很远了。
这也正如清华大学课题组发布的研究报告《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所指出的，“在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思维下形成的应对社会矛盾和维稳的方式，最突出的特征是将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存在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机械对立起来，将许多正常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甚至是正当的利益表达作为不稳定因素对待，并在此前提下力图用事倍功半的运动化方式来解决这些被认定的“不稳定因素”。比如：处理社会矛盾的运动式方式，体制性防卫过当，机会主义与非规则化，社会矛盾终止机制的缺失，所导致的维稳成本极为高昂，维稳与不稳定的恶性循环，维稳成为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工具，僵硬的维稳模式助长了社会溃败等恶果。这绝对是势不可免的。
四、维稳成本，这是压在当前中国人民头上最沉重的泰山。
据光明观察报道：2009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把维稳当做第一责任，已成为地方政府和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维稳是压倒一切的重任。权威数据显示，2009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见5月27日《社会科学报》）
据关武君于2010年5月27日在《社会科学报》所发表的《“天价维稳”不是长久之计》指出，从2009年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来看，许多地区的公共安全支出均超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教育、环保、科技创新、保障性住房支出。对于地方官员来说，维稳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直接关系人民福祉的事业。广东惠州仅租用监视器材就花了至少3664万元，而社会保障中的就业补助、国企破产补助、养老医疗保险系统维护、社会救济等11个福利项目经费加起来才5040万元。
据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2009年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已经接近军费的5321亿元。并且，公共安全支出成为政府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法制日报》报道说，2009年辽宁公安支出是223.2亿。以该省4300万人计算，人均要负担维稳费用500多元，对于一个经济水平一般的省份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健全、庞大的维稳机制也在形成。各地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由地方重要领导亲自担任负责人。群众工作室、维稳信息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也建到了街道办。福建、江苏、浙江等首倡的“综治维稳进民企”，目前已在全国普遍推开，企业内部也设立了维稳办公室，由董事长亲自挂帅。拥有170万人口的太原市，有人民调解委员会2622个，调解员18442人。广西贵港“县乡两级维稳工作平台专门从事维稳工作的人员600多人、村级维稳信息员3500多人，维稳工作力量渗透到了基层的每一个角落”。
我国是世界上投入维稳成本最多的国家之一。“两会”仅仅是一个平常的例行会议，北京投入安保力量就达70万人。从2008年到2010年，河北省用于完善“护城河”工程和公安基础设施的累计投资有49.5亿元。
我们需要反思：能够长久地承受得住如此高昂的维稳成本吗？购买全方位监控系统器材，组建快速反应车队，扩充维稳人员编制，全天候、多对一的监视，无一不需花费大量金钱。根据《河北省公安机关奥运安保侧记》的记述，2007年至2008年，环京“护城河”指挥部和17个检查站就耗资1.2亿元。浙江嘉善县一个环沪“护城河”检查站的投入要达1000多万元。广西贵港的5个群众工作部，74个群众工作中心，1148个群众工作站，每年至少吃掉626万元的财政经费。
今年，处于上海世博会“护城河”周围的浙江永康市创建了“8对1”的社区维稳模式：“每个工作片的联片领导和常务副片长为责任领导；联片民警、联村干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调解主任、村治保主任为责任人，八个人一起共同负责所在村矫正对象的安置帮教工作。”2010年1月 12日，贵州安顺坡贡镇发生了一桩普通刑事案件，当地政府为了维稳花费了相当于3年财政收入的费用。在维稳“一票否决制”的压力下，地方的维稳已经到了不计成本的地步。
随着维稳体系的逐渐健全形成，国家要投入多少钱才能维持这庞大的机器呢？维稳是不是未来的中国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呢？以上成本，只是算在经济方面的。其它方面的损伤，究竟又有多大？比如制造冤假错案和社会新矛盾，刺激不安定因素迅速成长，强权蒙蔽谎言欺骗民众，给人民故意造成愚昧无知的巨大灾难性后果，以及为社会发生巨大动荡和阵疼所长期积累的最不安定的因素等。如此说来，这如果不是压在当前中国人民头上最大的泰山还能是什么？
正如笑蜀2009年6月在《东方早报》发表的《天价维稳成本为何降不下来》所指出的，天价维稳成本已经是沉重的包袱。它最终必然分摊到每个纳税人的头上。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其基本制度本身就已经充分具备了维稳功能。现代媒体制度保证了媒体信息发布的公信力，现代司法制度保证了司法最高和最后仲裁的地位，代议制度则保证了民意的规范表达和民意对权力的有序监督。只要这些正常渠道是正常的，那么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不难分散纳入各自的体制路径，经由成熟的程序，以最小的成本得到专业化的解决，而不至牵一发动全身，发展为危及整个社会的狂涛巨浪，让整个社会都付出高昂代价。
所谓维稳成本，总的来说就是法外解决、特殊处理的成本。这是在国家基本制度之外多出来的成本，而且其原始性，粗放性，不可复制性，注定其成本之高超乎寻常。这个不正常的成本，无妨看作国家基本制度正常与否的指数，国家与社会关系正常与否的指数。应该承认，目前这个指数不理想。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是值得鼓励的方向，但要能够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先要让正常渠道正常起来，让正常渠道作为国家制度上的基础设施能够切实地起作用。天价维稳成本证明，这已经是刻不容缓。
五、维稳的实质就是邪恶向正义宣战，党权贵向全国人民宣战。
据谭睦瑞最近撰文《胡温十年维稳路》指出，胡温十年，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其引用发表于07年的一篇论文，该文指出，当局认为小规模的抗议在转型期的中国难以避免，但是面对大型的、有组织的、有维权分子参与在内的群体事件，则必须消灭于萌芽状态。虽然这篇文章未必能解释什邡、启东这些最新的案例，但是对于中共维稳政策的描述，还是颇为高屋建瓴。
该文指出，在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第一个任期内，中共领导层已发展出全面的长远维稳战略，该战略旨在遏制国内的社会抗议，并强化党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在2005年2月关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讲话中，胡锦涛认为党在缓解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效能，将决定中国会持续享有繁荣稳定，抑或会进入“经济停滞和长期社会动荡”。根据胡的看法，由于中国已跨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的门槛，它已进入一个社会动荡会不可避免地持续增加的发展阶段。
在这种涵盖范围广泛的维稳战略中，我们至少可以辨识出两个主要战略。一是庞大的政治经济战略，旨在解决引发社会不稳的数个具体的政策肇因，并鼓励地方官员就地处理。第二个，也是本文的关注重心，是一种范围更为集中的国内安全战略。
中共政治经济层面的维稳战略提供了一系列旨在缓解棘手社会问题的政策变动，此战略的一个主要目标便是使中国公民相信党中央对他们的关切感同身受。在过去两年中共所采取的针对动乱肇因的政策回应中，就包括对非法强占土地并将公民驱离住宅的官员加大惩处力度，以及推行“信访责任制”，将地方官员的考评及晋升与他们防止本辖区内发生重大动乱以及防止公民赴省会城市或北京上访的能力相挂钩.
另一方面，中共国内安全战略的根本目标，在于为党解决这些问题争取时间和政治空间，同时剥夺公民从事大规模有组织的政治行动或反党运动的机会。在胡锦涛统治之下，中共安全专家们已然延续了一项始自江泽民时期的重要趋势——试图发展更为专业、暴力色彩更少的警务手段，以便在遏制抗议的同时，避免任何有可能失控的大众反弹。更甚于江泽民时期的是，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当前领导层强调对地方上访者和抗议者进行严防死守。
透过政治经济战略，胡锦涛政府似乎旨在鼓励公民相信中央政府真正关心他们的疾苦，同时说服民众中共政权仍是他们未来的最佳寄託；同时鼓励公民相信其所遇问题的真正责任方并非中共威权体制本身，而是地方层面少数不遵守法律的腐败官员.而国内安全战略则旨在使心怀不满的公民明白一点：除了接纳并与当前的中共体制合作之外别无他途，而寻求其他途径将承受极大风险.该战略以严厉镇压来恫吓那些试图组织异议（即便是形式上合法的异议）活动的人士，“普通”抗议者也面对被拘留和惩处的风险.但国内安全官员被正式要求通过公开承认民众怨气的正当性，避免使用暴力手段，因为如此有可能使小规模非暴力抗议演变为大规模骚乱。
同时，胡锦涛政府似乎不愿为不满民众提供体制管道以表达不满，并寻求问题的解决.在1989年至2002年间一度大幅上升的行政诉讼，近几年出现了下滑和停滞。高等法院官员鼓励地方法院透过非正式的仲裁而非诉讼的方式来解决那些有可能引发动乱的争议性集体案件（如涉及土地纠纷的案件）。律师也被要求避免代理此类案件。
该文还指出，自1990年代末以来，中共安全专家已承认，防止或快速扑灭所有抗议已不再可能。相反，他们意图对动乱进行遏制和监控，以使其不至于威胁中共对社会的管治。具体而言，其战略的主要方面包括保持抗议活动的小规模和地方性，防止不满民众建立任何有组织的、可持续的反对运动；保护像大城市和党政敏感设施这样的“重点”安全目标，与此同时尽力防止访民到北京和省会城市上访。
也许国内安全战略最具挑战性的方面，在于确定对抗议者动用武力的适当程度。近十年来，中国警方一直积极开发最低限度武力的群体控制战术，以避免引发暴力反弹，同时使警方在作出“正面临着针对重要地点和机构不断升级的暴力威胁”的判断之时，仍有能力对抗议进行快速而果断的驱散和镇压。
关于应对动乱的正式警方指示和培训资料特别强调，安全部门在处置动乱过程中，要接受地方党（政）官员“绝对、统一、无条件”的领导。要动员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警方还必须同时获得地方党/政部门及上级警方单位的授权。当警方认为非强制控制措施已失效，且抗议有可能严重危及社会稳定或国家安全时，警方必须寻求“上级管理部门”的批准才可动用水枪和警棍这样的非致命性武器，并且只有在地方党委和政府“团结一致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才可以部署包括致命程度武力在内的暴力行动。
其具体解决方式主要有，1、遣返上访者，2、开发低暴力的反抗议战术，3、加强情报收集，4、对“维权者”进行定点打击等手段。
该文指出，北京当局所采取的两手维稳策略，其一是奉行旨在解决或平息引发动乱的数个主要社会问题的社会经济政策；另一手则是推行一种国内安全战略，其目标是压制上述第一手政策所无法防止的任何其他动乱。这种两手战略显示出北京当局在两种不同类型的抗议之间进行区分的强硬姿态：一类是长期的、小规模的抗议爆发，这对任何快速发展的国家而言均无法避免；另一类则是有组织的反对派或遍布各地的抗议，这会对中共管治带来威胁。这显示中共极为自信即使无法阻止所有骚乱，也能通过分化普通民众和活跃的政治组织者，从而阻止骚乱发展成为严重威胁。胡锦涛似乎在放手一搏：如果此战略取得了十足成效，那么就没有必要推行将进一步削弱其权力的根本性政治变革。
北京当局所采取的战略，反映出中共一种历时18年的、极为深思熟虑的谋略——从西方以及从东欧列宁主义国家和其他威权体制的失败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党对民间组织以至“公民社会”保持控制的重要性。他们还对执法专家所提出的惩教机制进行研究。将当前中国官方用于应对骚乱的原则与十年前的策略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当前策略在态度的坚决、手段的专业程度，以及对全球情况的瞭解方面，均有明显加强。
由此可知，中共权贵集团之所以维稳的实质，就可以通过此文一览无余，其反社会进步，反人类，反人民和国家的邪恶本质充分暴露无遗。固然，这可以充分说明，中共集团借维稳大旗，实际就是主导邪恶力量向一切正义的宣战，是党权贵向全中国人民的正式宣战。凡是民主维权人士，及所有有识之士，必须首先明白该集团的这种邪恶用心。
六、静观维稳，让全国人民通过维稳的遭遇，彻底认清中共集团的黑恶本质和狼子野心。
这些年来，维稳已把中共政权彻底掏空掏虚了，中共权贵已全部成为十足的瘾君子。这就正如吸食毒品特别上瘾的人，也许只有让其每时每刻饱吸毒品时，其脾性才会最好，干劲也非常充足。可一旦你强行断其毒源，如果没有特别强大的力量把其完全隔离开来，让其独自一人进入无毒品的痛苦深渊里，经受炼狱的煎熬，你就千万别惹着他，否则你会吃大亏的。
因为对于这类人来说，唯有毒品才是其生命的所有，是真正的命根子。如果你的力量不够强大，果真逼其到了绝路，或者不慎惹其发怒时，他们在无毒品麻醉的痛苦深渊里，一定会完全丧失理智和人性，而六亲不认，杀人成性，嗜血如魔的，即便你就是他最亲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及他最心疼的爱人和孩子，只要在此时，只要你胆敢违抗他的意愿，你都会无谓地葬送在其丧心病狂，歇斯底里的屠刀下。所以，在此时，一般情况下，你就不要正面冲撞他，而是用最小的成本和代价想办法彻底制服他，这才是最上上策。
作为眼下的中共集团，已发展到了一日不能没有维稳大军（吸食毒品）的时候，当然此时才是最疯狂的时候，比如在去年，乌坎事件，薛锦波等人被直接关在牢房里打死，今年六四期间，最硬骨头的老民运战士李旺阳先生在重病缠身时被自杀在医院的窗棂上。
幸亏中国没有发生特别巨大的群众运动，否则，如此纸老虎的硬而脆的极度虚弱的该政权早已结束了。比如四川什邡和江苏启东90后的维权事件，尤其是启东事件，特别理性温和，只是扒掉了市委书记的衣服。实际这衣服，就象征整个党权贵外强中干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党皮。如果中共还不从根本上进行真正的改革，允许人民独立联合强力高效监督之，并开放两禁，有朝一日，由自发的人民群众连成一大片，即大面积和大规模的浩荡群众运动的爆发也是迟早的事，届时，扒掉所有党权贵华而不实徒有其表的党皮也是势所必然的。
毕竟，作为替邪恶势力维稳的人，所有人都不是傻逼，在什邡和启东事件上，不是也有特警集体罢工吗？虽然在事后，很多群众领袖遭到了秋后算账，但人民群众大面积觉醒，并迅速联合起来共同开展抗争的火种才刚刚大面积播种下去，只要是邪恶势力，无论他们眼下多么威武强大，最终遭到人民的彻底清算绝对是势不可免的。毕竟，邪不压正，正义终将战胜一切邪恶！
2012年8月23日于深圳贫民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