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包遵信是1984年,缘于他的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当时我还在南开历史系念书,老师要我们读前四史和马恩原著。教科书很枯燥，都是一个模子里翻出来的，除了唯物史观就是阶级分析。那时候关于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是热点，各种观点都有，但大多是在马列框框下折腾来鼓捣去。
西方社会思潮纷纷引进，三论很时髦，突然读到这套丛书中一本，名叫《在历史的表现背后》，作者是金观涛，主编是包遵信，文字优美。书中提出的超稳定结构，导致了封建社会长期延续。按照目录，又读了陈小雅写严复的《摇篮与墓地》，文字照样优雅。原来学问也可以喜闻乐见。对包遵信先生，我们还不甚了解，觉得能编出这样的丛书，一定是位高人。
1986年前后，我已在石家庄教书了。文化热兴起，《河殇》风靡，我很向往。发现中国文化书院的招生广告，招收比较文化研究班学员，被拉来的大旗中，有梁漱溟、包遵信、汤一介、李泽厚、刘在复、温元凯等。第一年学费就要60元，这是我一个月工钱。软硬兼施，让学校出学费报了名。学得不好，但得到不少书，眼界进一步打开。包遵信的分量，更重了。
1989年5月14日，我正在绝食。戈尔巴乔夫要来，广场被我们盘踞，形势紧张。严家其、包遵信、苏晓康、戴晴、温元凯、李泽厚等12名学者来看学生，动员大家回去。远远看不见包遵信先生。斡旋失败他们离开广场时，我从纠察队后面冲过去，拉住老包在桔黄色背心上签名。这才发现，高人其实很矮，但字写得好，没被四人帮耽误过。身边人太多，老包瞪着小眼儿，给我签名时看着别处，顶多看到了这件橘黄色背心儿（上图）。枪响后风声鹤唳，背心被家人烧掉了。几年后老先生大牢坐完出来，见面时我提起，他说不记得我。现在找他签字很容易了，拿包烟啥都能搞掂。
1989年5月17日，一封激烈的宣言，据说出自老包之手，有“决不向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末代皇帝称臣”这样的决绝。按陈希同报告，妙文此时出笼，可能是赵已下台的缘故。学潮期间再次见到老包，是在王军涛牵头的爱国维宪社会各界联席会议上。
据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与其他知识分子相比，包先生最单纯——没政治背景，知识界也买他的帐，所以签名总在前头。枪响后作鸟兽散，估计包先生出去了或是进去了。听到他落网的消息，当时潸然泪下，就像听到刘晓波、刘刚落网一样。唯一自慰的，是他们没有“伏法”。
1990年底，他被判5年徒刑，从一个启蒙者变成罪犯，又蜕化成“没有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党和政府那时用收容审查，没有超期羁押时候的扭扭捏捏——关了就关了，这是政治问题，是诏狱！像贺老师说的，在美国任何问题都可能成为法律问题，在中国任何问题都会是政治问题，都要谋之于密室。
后来见到包先生《未完成的涅磐》打印稿，这是他的八九回忆录，内容随着与老包由爷们儿混成哥们儿，忘得差不多了。两三年前在紫玉饭店跟老包、晓波等人吃烤鸭，从一个背包卖书的家伙手里买到一本儿，找老包签名，被斥责没档次买盗版书——“印得太糙了，哪儿哪儿都是错的”，我要他给找个正版的，有多少我买多少。大家苦笑——国内还没出版过!
——以上写于2004年包先生病重期间
从1993年6月起到1997年9月做律师之前，我跟在祖桦先生身后，在他的小摊子里“生产自救”，那里云集了不少同道，既有六四受处分的，也有幻灭后懒得人云亦云的。祖桦先生本人，就是放弃前程拒绝重新登记撕了党票的。对祖桦先生的敬重，随着阅历渐深，越来越刻骨铭心，我很难相信，还能遇到这样宽厚的兄长。跟着他，我有机会认识包遵信、丁子霖、刘晓波、刘军宁、鲍彤和吴稼祥诸先生，与短暂出狱的魏京生谋面，也在他的办公室里。平常日子里，除了看书和跑腿儿，我还受命给落难人送些资助。早期与包遵信先生的交往，便是这样开始的。
包先生刑满释放后，越发慈祥可人，凡事与世无争，但吃喝玩儿乐除外，大是大非也除外。他个子不高，有照片为证不是冤他，嗓音沙哑带着点安徽口音，而今音容笑貌只能长存于胸了。几年前到香山，同行的有祖桦、晓波夫妇、苏里夫妇和我全家。那天我拿了一小桶好茶，送茶的弟兄跟我吹说喝着还好，当时对茶外行的我，把它当碧螺春孝敬老包。包先生乐不可支，吆喝着找水沏了来喝，趁着热儿一口喝进去，又分作两口吐出来，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小浦啊小浦，你这是什么他妈的碧螺春!”后来我自己年岁大了，弟兄们个个混得有样儿，经常能收到或者讹来好茶，每年把笑纳的安徽新茶给他喝喝，算是圆下了当年的场子。
包先生最后的十年，至少跟我们厮混时，我知道他是快乐的。平常我们忙活生计，他老人家读书会友，每隔一段儿便找吃饭机会，跟同样无业的晓波挨个儿招呼大家聚聚。包先生对点菜没意见，大家带他玩儿他就心满意足了，结帐时晓波负责审计和交涉，总想把政策用足，总能把折扣打到最低。定慧寺附近的黄辣丁，北洼路边儿上的金山城，包家楼下的石盅汤，甚至知春路桥旁新开的东方红，都曾让我们流连忘返。包先生还硬朗的时候，贪杯好喝，但又没法喝得过量，大家不让他多喝，笑骂吵闹都由他。那场大病过后，老伴儿同意放他出来，但关照晓波不能让他喝酒，但偶而抽上半支烟，那倒还是有的。
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在男人身上也有。一旦跟包先生混成哥们儿，就觉得如履平地，变得没大没小了。晓波等人原来就牛，在新一辈看，他不过比老包稍嫩点儿，也是黑手。结结巴巴老包老包叫着，刘霞更是摸着包脑袋叫他“包包”。包先生很受用很开心，这个发誓不向末代皇帝称臣的包先生，撒娇耍赖与常人无异，要吃要喝儿从不客气，而谴责我的经常缺席和多半迟到，是他每回的功课。跟小朋友在一起，大知识分子的架子，别说从来没想过要端，估计就是想端也没有用处，这里没人吃这套。
我于书法是外行，觉得包先生字儿好，名字写出来带劲。他那时住知春路塔院儿，楼下的川菜馆儿叫石盅汤，是一位朋友开的，菜肴辛辣鲜美。这儿结帐不打折，但墙上有排排隔板，上面摆满了书，既有学生该读的文学名著，也有文人好看的阳春白雪，左派的东西，是没有资格上架的。账单一过百元，客人便可选上一本带走。劫后的老包，比不了胡长清，他那笔字儿的行情差多了，没人找他题签，就连301医院和沈阳北站，都找没真文化的高人们题匾，于是也就便宜了石盅汤，里边得以挂满包先生的墨宝，就连泡酒和煲汤的坛子，都让包先生“到此一游”过。老板有没有用酒菜换他白写，还是让他过瘾后加收了我们的服务费，现在已不可考，但我要是想留他的手迹，也得去跟老板商量。
桌儿上的常客，还有莫少平和王力雄等，江棋生在坐牢间隙，只要在京就场场不落。老莫好喝白酒，有了好酒一叫便到。老莫是专业律师，不像我这样半路出家，他卷入我们的“饭团”，既是“回访”也是“培育”市场，一举两得还能白吃。这是因为，晓波和老江，都是他作辩护，平心而论没多大用处，但大伙儿都认他，而祖桦先生和我等，都可能是他日后的雇主，跟我们混熟了，他将来就算没钱可赚但有事可做。冠三兄在场时，都是他来作东，因为他最有钱，不然就轮上了我和苏里等人。有一回老莫喝多了，想自己掏腰包，当即被所有食客喝止，包先生指着名儿让我破财。我一看这阵势只好就坡儿下驴，说老莫还是我来吧，因为我是“我们”，而你是“我们”的朋友，没有我们吃饭让朋友付账的道理。
功勋彪炳也罢劣迹斑斑也罢，坐过牢的老包多了份儿经历，除了那个帮会，掺乎哪个都有本钱。我们越发喜欢包先生，官府时常惦记包先生。逢年过节没给他送过温暖，但到点儿了就尾随添乱，大病出院后连走路都费劲，再没了煽动颠覆的精力，人家都不曾失过礼。紫阳过世那会儿，他那单位糟糕到人走茶凉，后生中没几个有良心的，还放心不下赵氏孤儿自家操持丧事儿，生怕别人搭把手儿添乱子，包先生家楼下也上了岗。一月底的北京最冷了，天寒地冻当差辛苦，没留神老两口子散步出了门儿，个把钟头吃完了才溜达回来，才发现楼下满是“条子”“雷子”和“电驴子”，他把咱人民警察急坏了也吓坏了——万一出门儿打车奔了八宝山，那可就有人要倒霉了。
西方社会思潮纷纷引进，三论很时髦，突然读到这套丛书中一本，名叫《在历史的表现背后》，作者是金观涛，主编是包遵信，文字优美。书中提出的超稳定结构，导致了封建社会长期延续。按照目录，又读了陈小雅写严复的《摇篮与墓地》，文字照样优雅。原来学问也可以喜闻乐见。对包遵信先生，我们还不甚了解，觉得能编出这样的丛书，一定是位高人。
1986年前后，我已在石家庄教书了。文化热兴起，《河殇》风靡，我很向往。发现中国文化书院的招生广告，招收比较文化研究班学员，被拉来的大旗中，有梁漱溟、包遵信、汤一介、李泽厚、刘在复、温元凯等。第一年学费就要60元，这是我一个月工钱。软硬兼施，让学校出学费报了名。学得不好，但得到不少书，眼界进一步打开。包遵信的分量，更重了。
1989年5月14日，我正在绝食。戈尔巴乔夫要来，广场被我们盘踞，形势紧张。严家其、包遵信、苏晓康、戴晴、温元凯、李泽厚等12名学者来看学生，动员大家回去。远远看不见包遵信先生。斡旋失败他们离开广场时，我从纠察队后面冲过去，拉住老包在桔黄色背心上签名。这才发现，高人其实很矮，但字写得好，没被四人帮耽误过。身边人太多，老包瞪着小眼儿，给我签名时看着别处，顶多看到了这件橘黄色背心儿（上图）。枪响后风声鹤唳，背心被家人烧掉了。几年后老先生大牢坐完出来，见面时我提起，他说不记得我。现在找他签字很容易了，拿包烟啥都能搞掂。
1989年5月17日，一封激烈的宣言，据说出自老包之手，有“决不向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末代皇帝称臣”这样的决绝。按陈希同报告，妙文此时出笼，可能是赵已下台的缘故。学潮期间再次见到老包，是在王军涛牵头的爱国维宪社会各界联席会议上。
据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与其他知识分子相比，包先生最单纯——没政治背景，知识界也买他的帐，所以签名总在前头。枪响后作鸟兽散，估计包先生出去了或是进去了。听到他落网的消息，当时潸然泪下，就像听到刘晓波、刘刚落网一样。唯一自慰的，是他们没有“伏法”。
1990年底，他被判5年徒刑，从一个启蒙者变成罪犯，又蜕化成“没有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党和政府那时用收容审查，没有超期羁押时候的扭扭捏捏——关了就关了，这是政治问题，是诏狱！像贺老师说的，在美国任何问题都可能成为法律问题，在中国任何问题都会是政治问题，都要谋之于密室。
后来见到包先生《未完成的涅磐》打印稿，这是他的八九回忆录，内容随着与老包由爷们儿混成哥们儿，忘得差不多了。两三年前在紫玉饭店跟老包、晓波等人吃烤鸭，从一个背包卖书的家伙手里买到一本儿，找老包签名，被斥责没档次买盗版书——“印得太糙了，哪儿哪儿都是错的”，我要他给找个正版的，有多少我买多少。大家苦笑——国内还没出版过!
——以上写于2004年包先生病重期间
从1993年6月起到1997年9月做律师之前，我跟在祖桦先生身后，在他的小摊子里“生产自救”，那里云集了不少同道，既有六四受处分的，也有幻灭后懒得人云亦云的。祖桦先生本人，就是放弃前程拒绝重新登记撕了党票的。对祖桦先生的敬重，随着阅历渐深，越来越刻骨铭心，我很难相信，还能遇到这样宽厚的兄长。跟着他，我有机会认识包遵信、丁子霖、刘晓波、刘军宁、鲍彤和吴稼祥诸先生，与短暂出狱的魏京生谋面，也在他的办公室里。平常日子里，除了看书和跑腿儿，我还受命给落难人送些资助。早期与包遵信先生的交往，便是这样开始的。
包先生刑满释放后，越发慈祥可人，凡事与世无争，但吃喝玩儿乐除外，大是大非也除外。他个子不高，有照片为证不是冤他，嗓音沙哑带着点安徽口音，而今音容笑貌只能长存于胸了。几年前到香山，同行的有祖桦、晓波夫妇、苏里夫妇和我全家。那天我拿了一小桶好茶，送茶的弟兄跟我吹说喝着还好，当时对茶外行的我，把它当碧螺春孝敬老包。包先生乐不可支，吆喝着找水沏了来喝，趁着热儿一口喝进去，又分作两口吐出来，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小浦啊小浦，你这是什么他妈的碧螺春!”后来我自己年岁大了，弟兄们个个混得有样儿，经常能收到或者讹来好茶，每年把笑纳的安徽新茶给他喝喝，算是圆下了当年的场子。
包先生最后的十年，至少跟我们厮混时，我知道他是快乐的。平常我们忙活生计，他老人家读书会友，每隔一段儿便找吃饭机会，跟同样无业的晓波挨个儿招呼大家聚聚。包先生对点菜没意见，大家带他玩儿他就心满意足了，结帐时晓波负责审计和交涉，总想把政策用足，总能把折扣打到最低。定慧寺附近的黄辣丁，北洼路边儿上的金山城，包家楼下的石盅汤，甚至知春路桥旁新开的东方红，都曾让我们流连忘返。包先生还硬朗的时候，贪杯好喝，但又没法喝得过量，大家不让他多喝，笑骂吵闹都由他。那场大病过后，老伴儿同意放他出来，但关照晓波不能让他喝酒，但偶而抽上半支烟，那倒还是有的。
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在男人身上也有。一旦跟包先生混成哥们儿，就觉得如履平地，变得没大没小了。晓波等人原来就牛，在新一辈看，他不过比老包稍嫩点儿，也是黑手。结结巴巴老包老包叫着，刘霞更是摸着包脑袋叫他“包包”。包先生很受用很开心，这个发誓不向末代皇帝称臣的包先生，撒娇耍赖与常人无异，要吃要喝儿从不客气，而谴责我的经常缺席和多半迟到，是他每回的功课。跟小朋友在一起，大知识分子的架子，别说从来没想过要端，估计就是想端也没有用处，这里没人吃这套。
我于书法是外行，觉得包先生字儿好，名字写出来带劲。他那时住知春路塔院儿，楼下的川菜馆儿叫石盅汤，是一位朋友开的，菜肴辛辣鲜美。这儿结帐不打折，但墙上有排排隔板，上面摆满了书，既有学生该读的文学名著，也有文人好看的阳春白雪，左派的东西，是没有资格上架的。账单一过百元，客人便可选上一本带走。劫后的老包，比不了胡长清，他那笔字儿的行情差多了，没人找他题签，就连301医院和沈阳北站，都找没真文化的高人们题匾，于是也就便宜了石盅汤，里边得以挂满包先生的墨宝，就连泡酒和煲汤的坛子，都让包先生“到此一游”过。老板有没有用酒菜换他白写，还是让他过瘾后加收了我们的服务费，现在已不可考，但我要是想留他的手迹，也得去跟老板商量。
桌儿上的常客，还有莫少平和王力雄等，江棋生在坐牢间隙，只要在京就场场不落。老莫好喝白酒，有了好酒一叫便到。老莫是专业律师，不像我这样半路出家，他卷入我们的“饭团”，既是“回访”也是“培育”市场，一举两得还能白吃。这是因为，晓波和老江，都是他作辩护，平心而论没多大用处，但大伙儿都认他，而祖桦先生和我等，都可能是他日后的雇主，跟我们混熟了，他将来就算没钱可赚但有事可做。冠三兄在场时，都是他来作东，因为他最有钱，不然就轮上了我和苏里等人。有一回老莫喝多了，想自己掏腰包，当即被所有食客喝止，包先生指着名儿让我破财。我一看这阵势只好就坡儿下驴，说老莫还是我来吧，因为我是“我们”，而你是“我们”的朋友，没有我们吃饭让朋友付账的道理。
功勋彪炳也罢劣迹斑斑也罢，坐过牢的老包多了份儿经历，除了那个帮会，掺乎哪个都有本钱。我们越发喜欢包先生，官府时常惦记包先生。逢年过节没给他送过温暖，但到点儿了就尾随添乱，大病出院后连走路都费劲，再没了煽动颠覆的精力，人家都不曾失过礼。紫阳过世那会儿，他那单位糟糕到人走茶凉，后生中没几个有良心的，还放心不下赵氏孤儿自家操持丧事儿，生怕别人搭把手儿添乱子，包先生家楼下也上了岗。一月底的北京最冷了，天寒地冻当差辛苦，没留神老两口子散步出了门儿，个把钟头吃完了才溜达回来，才发现楼下满是“条子”“雷子”和“电驴子”，他把咱人民警察急坏了也吓坏了——万一出门儿打车奔了八宝山，那可就有人要倒霉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