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当今中国，中南海一再拒绝民间《零八宪章》群体的主张，宣誓“两个绝不”、“五个不搞”，导致公共权力根本无法制约而日趋癌变，社会腐败铺天盖地，正义沦陷，人权缺失，民怨四起，恶性公共安全事件与民众抗争事件齐头并进，遍地开花。 眼下，关于要不要宪政改革和如何推进宪政改革的争论，正在成为当今中国朝野广泛关注的焦点。
吴敬琏宪政主张海内外风靡
上个月一份由马宾、李成瑞等一些极左派老干部、学者1644人炮制出笼的党内反改革新《万言书》——“坚决要求罢免温家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总理职务”的联名信曝光网络 。他们要破釜成舟地表达绝不与中南海“保持一致”的决裂立场。这标志着中共高层正面临党内极左势力的反击。特别是“薄熙来事件”发生后，国内围绕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各种论争，风起云涌，一场涉及意识形态风暴，正把中共“十八大”主题卷进政治路线与思想交锋的风口浪尖上。为此，胡锦涛今年“7、23”发表讲话予以回应。这个讲话被官方舆论炒作成为中共十八大改革方向定调。然而，胡锦涛所表述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依然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僵化框架，虽提及法治，但仍回避宪治。胡锦涛本人也十分清楚，没有司法独立，法治只能是一句空话，却要依旧忽悠民众！
当此之际， 最新一期的中国《财经》封面文章，推出该杂志对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专访《吴敬琏：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行宪政》。该文一出，风靡海内外舆论，热评如潮。这是中国体制内媒体与专家，在中共十八大前，回应胡锦涛今年“7、23”讲话发出的一个明白无误地政治表态——坚定地站到了被称之为政治反对派的《零八宪章》群体一边。
吴敬琏说：“中国所要选择的民主，只能是宪政民主。”他说，宪法是一个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章程，而宪政的要义在于，要求每一个行使权力的主体都要受到一定的制约，不允许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因此，和名义上主权归于大众，而实际上主权归于少数“克利斯玛”(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的所谓“激进的人民民主制”不同，宪政民主要求权力制衡，因而比较容易防止个别人篡夺公共权力，保证主权在民真正得到实现。
吴敬琏认为，在目前中国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双重体制下，既得利益者强化当前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事实上，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
吴敬琏为此给中南海指出两种可能的前途：一是沿完善市场经济改革道路前行，走向法治市场经济；另外是沿国家资本主义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穷途。他认为当务之急应重启改革议程，全面推进改革：建立健全竞争性市场体系；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实行宪政。
目前该文在各大中文网站上被广泛转载，多家舆论认为，此文早已超越经济范畴，是对整个中国现状，包括政治现状提出解决问题的政治方案。
从“吴市场”、“吴法治” 到“吴宪政”的三级跳
早在1990年代之前，吴敬琏的社会形象基本上可以叫做“吴市场”。那时吴敬琏是以市场经济的主要倡导者而著称于世的，并为其呐喊书写了很多文章。随着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决不容许动摇”前提下，打着“社会主义”招牌，推行不允许工人有独立工会的市场经济，即只引进资本家剥削，不接受独立工会制约；只要政府管制，不要民间社会对治的“中共特权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已经导致了政府严重扭曲市场，权贵与资本合谋掠夺社会财富的灾难后果。吴敬琏发现他早年对市场经济的幻想过于天真。他为此反思说“在我国改革的早期阶段，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不少市场取向改革的支持者都认为，只要放开了市场，就能够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而没有认识到市场的正常运行是需要一系列其他制度的支撑的。没有这种支撑，市场经济就会陷入混乱与腐败之中”。随着市场经济越来越变形走样，社会越来越无序和失范，吴敬琏开始大梦渐醒，于是便从以前的“吴市场”，就逐渐变成了“吴法治 ”。之后，更多地强调如何用法治来规范市场经济，保障市场经济，成了吴敬琏晚年思考的主题。
然而，没有宪政民主，法治根本就是一句空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导致权力异化、腐败滋生的根本原因。在中国“一党天下”的现实中，公共权力在“执政为民”的幌子下，实际上只能由少数人以不受监督的“绝对领导权”方式来行使。正是因为这种特色，才导致了中共一党垄断一切政治资源的特权（党领导一切）和享有优势经济资源的特供（享有特供的信息、服务与产品）。由此就形成了中共当权者得以维护和发展自己地位不受挑战的“中共三特”——特色、特权与特供。于是吴敬琏2003年6月6日在全国修宪座谈会上就发出 “宪政民主是中国政治文明的关键”，又开始向宪政民主的政治改革方向思考。如今《吴敬琏：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行宪政》一文的推出，标志着“吴法治 ”已经完成了宪政改革框架思考，开始了“吴法治 ”到“吴宪政”的第三级跳。这是他从体制内发出对中南海坚持“两个绝不”与“五个不搞”的明确反击。
《零八宪章》与体制内宪政主张合流
记得大陆敢言的《南方周末》曾以宪政为题，专此约请体制内多位学者、专家，包括徐显明（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蔡定剑（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季卫东（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刘军宁（北京政治学者）、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杜钢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人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包万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等，共同进行交流，并为此刊发了《“宪政”之路——从尊重宪法开始》文章，以求揭示“中国宪政意识的新觉醒”主题。然而，这次体制内媒体人与专家、学者的投石努力，并未发挥出应有的影响力。直到2008岁末，正当中共党内外思想、路线斗争烽烟迭起，政治形势诡秘多变，党内派系纷争不止，民间社会反腐败、要民主声浪不断高涨时，《零八宪章》应运问世，鲜明地倡导“三权分立”的普世价值，呼唤宪政民主，并不仅引发中外舆论的高度评价与广泛报道，也导致了官方的高度紧张，其发起人代表刘晓波为此深陷牢狱至今。
这个由国内300多位作家、律师、学者等各界人士，共同签署的《零八宪章》，当时明确提出修改宪法、立法民主、司法独立等19项建议，可谓是中国人民渴求宪政这个百年一梦的最新集体表达，开启了体制内外要求变革的社会力量合流的通道。《零八宪章》用原则性的表述和理性、平和、富有建设性且充满技巧性的妥协用语，向社会传达了这个群体希望的未来国家政治正当性。它被视为是一篇来自民间的宪政理念宣言书，而具有传代价值。当时不少宪章的联署者出之中共内部，可见党内要求加速民主化的呼声越来越大。后来，由中共退休高干主持的刊物《炎黄春秋》，发表的一篇《宪政：中国民族复兴的要求》文章，显然是对《零八宪章》政治伦理的鼎力支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2009年3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向大会做工作报告时首次高调宣誓“两个决不”。
中华民族的百年追求就是宪政民主。然而，中国至今不仅没有“宪政”意义上的突破，当政集团反而顽固地宣誓“两个绝不”“五个不搞”。这便注定了今日中国的所谓改革，非但没有克服新旧矛盾迭起造成的社会危机，相反还使危机进一步加深。也正是在这种背景和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政治时机，成为吴敬琏宪政主张海内外风靡的推手。尽管吴敬琏在其表述中仍受体制之困，常常有言不由衷之感。但在建立普世价值的宪政民主总目标上，与《零八宪章》所倡导的政治主张是基本一致的。而吴敬琏在完成从“吴市场”“、吴法治 ”到“吴宪政”的三级跳境界跨越后，已经名副其实的与民间社会的《零八宪章》群体站到了一起。
中国宪政变革的序幕正在揭开
寻求用宪政秩序代替皇权专制主义，是中国自19世纪末以来百年追求的主题，这个主题不容任何五彩缤纷的伪命题干扰。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处于被暴力劫持和主义利用的政权争斗之中而从未停歇，人民也早就厌倦了以自己的自由为代价来诠释”胜者为王”的伪真理轮回。人民对统治者正当性和执政资格合法性的追问，就是从中国人民有了追求宪政梦想的那一天开始的。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统治者们多被以”革命”名义，用暴力的手段，虽几经政权更替、旗帜变换，但宪政梦想却至今不得实现。
今天，我们放眼全球，人类文明在不断现代化的演进过程中走向了宪政的共同里程碑。而那些一向被称之为老牌“列强”的国家，在新宪政主义的指导下,至今仍然位居当今世界强国之列。而在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影响下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以及今天的北非中东“茉莉花革命”国家，也已开始把建设法治国家和实行宪政主义作为发展的目标。真可谓世界宪政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当今世界的现代化政体中，实行宪政已经成为了一种普世价值全球贯彻的基本模式了。
当今中国，已陷入腐败乱局深渊，哪一种社会神经的紊乱，都需要全新的民主宪政模式加以治理。然而，今天的执政当局却不能审时度势，顺应民心，担当变革主角。社会发展的辩证机理决定，时代的进步不是哪一种力量可以单方面决定的。中国的未来，必须在社会的广阔舞台上接受各种政治力量在冲突与妥协中进行修改、矫正或推进。中国变革的方向、深度与速度，最终取决于社会各种力量的博弈结果，而不是一党可以独家操盘的。今天，体制内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高扬宪政民主理念，为《零八宪章》背书，标志着体制内外变革力量已经走向合流，中国宪政变革的序幕正在揭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