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温时代，历经近十年的维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最终证明什么也解决不了，维权实际上证明人们丝毫无权，而维稳实际是证明政权不稳，如此“维稳工程”仿佛是一个“烂尾工程”留在那里，但无时不在挤压着这个混乱无序的社会。最初先有民间维权，再有政权主导的维稳。维权行动由公民个人和利益群体此起彼伏的合法维权引出，不过公民维权是自下而上的，目前是短期的、利益化的和无明显组织化的，但却牵动了自上到下统治全国的中共执政当局及其相关实权部门的恐慌，由此产生的维稳政策就是他们统治者在慌乱中实施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策，实际是他们自身乱了方寸，他们却不愿意从源头上来解决根本问题和寻求对策。
本来，统治者经常拿维稳这个“毒药”当香水来用，维稳实际上就是统治者本身一面制造混乱，一面又同时在混乱中避免垮台或者失去权力而制造更新更多的混乱。维权就是民众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虽然这个法律经常连废纸都不如，但民众依然希望以此打开法治的一小扇窗户。社会稳定本为国民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的基础，可权力主导的政治、经济、社会呈混乱趋势，因此引出压力型维稳体制，导致维稳成本高昂、越维稳社会越不稳定，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越混乱，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崩盘。
这里提到的压力型维稳体制，是指在政治压力下以统治者执政党党委集权、党政合一的方式，利用党政垂直权力、以地方及部门责任制为区分并以政治经济奖惩为动力杠杆将社会维稳压力层层向下渗透、扩散，即所谓“一手高指标，一手乌纱帽”，上级把稳定作为一种政绩考核标准层层下拨，而下级迫于压力，不惜动用各种手段实现上级硬性要求的稳定，不惜使用过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甚至警力，他们把一切抗议行为如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运等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压制或打击。由于压力维稳强调事后控制，政府往往缺乏资源预警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而且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是层出不穷和全面开花的，一旦到了沸腾点，整个国家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秩序都可能因此受到影响和破坏。
眼下，十八大（可能不会如期召开）前的北京，正是全国维稳的核心区域。北京城内有两支明显的队伍，一支是访民（多数是冤民）的队伍，每天都有数万人或几倍几十倍数量增长；另一支是拦截、接回访民的维稳队伍（截访是中央政府下达给地方政府的死任务，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后者的组成人员有全国各地的信访办（信访局）、政府驻京办、政法委，涉公检法及司法部门人员和乡镇街道人员等，一旦前方人员不够时这些部门都要随时指派补上，当局安排的人数虽然不如访民多，但支出的成本远远高于访民，所以这对于北京及地方政府的财政也是一大负担。北京是全国的维稳大本营，也是全国政治压力最大的地方，北京不稳定，全国会更混乱，所以说十八大“开个会就像打仗，甚至是决一死战”，这是网友对此刻北京前期的紧张状况作出的评价。
中共号称有八千多万党员，所有有职有权的几乎都有维稳的死任务，千方百计不让访民进入北京，并把访民困在家中，或者堵在度假区强迫“休闲”。所谓武装保卫十八大，大体上说，除了中共八千万党员，十三亿人几乎都是十八大明显或潜在的敌人，如此巨大的压力，只有两千多名代表（也不是全党党内民主直选的）的十八大，还有必要开下去吗？即使把访民都截回，短期能开成功，但能防止访民不回潮吗？能省下巨额维稳经费的开支吗？
当前的维稳成本连年居高不下，甚至一些地方到了不计成本的程度，维稳投入急剧上升，却不愿意解决真正的民生问级如何尝试政治改革、建立民主政体。比如2010年184天的上海世博会，上海市区内的花费就不用多说了，仅建设两年多的工程建设的投资就高达五千亿元，安保数字也是惊人的，单是其邻省浙江的安保投入达到2亿元；广州亚运会的安保投入，则高达23.4亿元。资料显示，2009年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其中保卫的重点是中共建政六十年阅兵大典），已经接近军费的5321亿元。到了2011年，财政部提交给全国人大审议的《关于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发现其中《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预算安排情况表》显示，2011年国防预算为6702.74亿元，公共安全支出预算为7017.63亿元，可见维稳经费又超过军费等国防开支（外媒指2011年约为1064亿美元，合人民币6745亿元）——2012年下半年十八大会期前后的全国安保费用数字估计会很惊人。面对强大的维稳压力，执政党的统治核心中央及其地方政府不仅扩大维稳工作编制、增设“应急办”、“维稳办”、“综治办”等特别权力机构，甚至工会、青年团、妇联等都是成员之一。凡是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更是各个部门齐上阵，停止手头一切工作，不惜代价，一切让位于维稳，进行大规模的动员，尽管他们管制下城市和农村呈现出千疮百孔，尽管民生养老福利等处处缺钱，但他们依然不顾一切地力保辖区稳定。维稳投入提高，用在民生上的钱就越少，必然会无度占用其他用于解决社会发展或者社会矛盾的资源，这种状况结果会使统治者陷入混乱甚至导致自身不能自理。
如今是高税赋和低福利的民不聊生时代，维稳压倒一切，不惜任何代价，本来中共政府是无意于任何政治改革的，只想抓住经济增长不放，就好比一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抓经济就等于把握好方向盘，踩油门加油，不加油就会慢下来。而维稳就等于频频踩刹车，不能踩油门，而汽车上超负荷负重，频频踩刹车就等于停滞，所以统治当局就陷入这样的困境，经济增长到了一定的程度，维稳占了上风，就无法增长了，开始负增长，所以这些政府一边制造不和谐和不稳定，一边又努力装作解决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维持暂时的稳定，最后问题没有解决，自己也就被自己拖死了。
近三十年来，这十年的维稳时代是最为黑暗的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国防最后都围着维稳转，维稳成功了，就等于政权稳定了，而维稳成功就必须超额开支财政经费，必然加重企业负担，必然导致民怨沸腾冤民遍地，必然导致社会财富被无端浪费和挥霍，人员就业负增长，还可能随时诱发社会大动荡。也就是说，相互残害的维稳制度最终酿成了苦果，使走这条错误道路的中共一直撞到南墙直到死。
且看维稳到底维持了什么？没有法治，没有公平正义，没有人权和民生，处处民怨沸腾，怨声载道，各地冤民特别是访民遭遇政府权力不公或司法不公，到北京及上级衙门找清官诉苦，还没见到清官——就别说见皇帝了，人就被抓起来，殴打，遣返，甚至软禁、关押和劳教、判刑，他们岂不更为看清楚这个邪恶当局的本来面目？这还有什么稳定可言？最关键的是维稳人员并不知道什么是维稳，他们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受损，简单说他们也是混口饭吃，一旦有条件了，一旦人数到了一定的数量，他们也会和访民汇成同一条河流，冲击这个腐朽荒唐的邪恶制度。再说，如今是互联网时代，本身制造社会不公的政府急于维稳，大量制造混乱，还会因其政府及部门发布的伤害民众的不实或错误信息，甚至掩盖隐瞒真实信息，很容易激起民愤和聚集人员，使事态扩大，而真实的信息或真相则主要通过手机短信和网络进行传播，政府控制的人为力量根本无法阻挡，这样就起到解构政府权威的作用，政府维稳就显得无能为力，导致维稳工作前功尽弃，民间社会就赢得影响事态发展的机会。
统治者的维稳体制最担心的就是民间社会维权群体的组织化，可事实上他们恰恰不知道什么是组织化，对于访民来说，看不见的组织才是真正有力量的组织，而且是无数个潜在组织，比如维权律师群体、各种领域的中产阶级群体、企业家商会及老板联盟（商人及中产阶级群体和知识分子群体最能看清楚中共政权的腐败和混乱）、城市外来人员群体、被拆迁征地的维权户群体、教师维权群体、未在官方登记的NGO或民间工会等其他民间组织、宗教群体，政治异议人士及其政治组织，以及更多的城市弱势群体，都不是执政党的人，这些没有组织的群体其实都是一个个无形的组织，一旦社会变革，社会矛盾的累积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政府信息无人相信，权贵威望如落叶扫地，处处是“墙倒众人推”，民间社会这些无形并超级的组织就可以马上形成并深刻地影响社会全方面，将来这些人中能够涌现一批优秀人才来参政，推行法治和民主制度，实行一种新的普世的保障法治和人权的政治制度，通过全新的方式治理国家，这个国家才有望告别恶性循环，告别无序和混乱，并得以进入良性循环，获得真正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本来，统治者经常拿维稳这个“毒药”当香水来用，维稳实际上就是统治者本身一面制造混乱，一面又同时在混乱中避免垮台或者失去权力而制造更新更多的混乱。维权就是民众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虽然这个法律经常连废纸都不如，但民众依然希望以此打开法治的一小扇窗户。社会稳定本为国民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的基础，可权力主导的政治、经济、社会呈混乱趋势，因此引出压力型维稳体制，导致维稳成本高昂、越维稳社会越不稳定，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越混乱，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崩盘。
这里提到的压力型维稳体制，是指在政治压力下以统治者执政党党委集权、党政合一的方式，利用党政垂直权力、以地方及部门责任制为区分并以政治经济奖惩为动力杠杆将社会维稳压力层层向下渗透、扩散，即所谓“一手高指标，一手乌纱帽”，上级把稳定作为一种政绩考核标准层层下拨，而下级迫于压力，不惜动用各种手段实现上级硬性要求的稳定，不惜使用过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甚至警力，他们把一切抗议行为如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运等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压制或打击。由于压力维稳强调事后控制，政府往往缺乏资源预警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而且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是层出不穷和全面开花的，一旦到了沸腾点，整个国家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秩序都可能因此受到影响和破坏。
眼下，十八大（可能不会如期召开）前的北京，正是全国维稳的核心区域。北京城内有两支明显的队伍，一支是访民（多数是冤民）的队伍，每天都有数万人或几倍几十倍数量增长；另一支是拦截、接回访民的维稳队伍（截访是中央政府下达给地方政府的死任务，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后者的组成人员有全国各地的信访办（信访局）、政府驻京办、政法委，涉公检法及司法部门人员和乡镇街道人员等，一旦前方人员不够时这些部门都要随时指派补上，当局安排的人数虽然不如访民多，但支出的成本远远高于访民，所以这对于北京及地方政府的财政也是一大负担。北京是全国的维稳大本营，也是全国政治压力最大的地方，北京不稳定，全国会更混乱，所以说十八大“开个会就像打仗，甚至是决一死战”，这是网友对此刻北京前期的紧张状况作出的评价。
中共号称有八千多万党员，所有有职有权的几乎都有维稳的死任务，千方百计不让访民进入北京，并把访民困在家中，或者堵在度假区强迫“休闲”。所谓武装保卫十八大，大体上说，除了中共八千万党员，十三亿人几乎都是十八大明显或潜在的敌人，如此巨大的压力，只有两千多名代表（也不是全党党内民主直选的）的十八大，还有必要开下去吗？即使把访民都截回，短期能开成功，但能防止访民不回潮吗？能省下巨额维稳经费的开支吗？
当前的维稳成本连年居高不下，甚至一些地方到了不计成本的程度，维稳投入急剧上升，却不愿意解决真正的民生问级如何尝试政治改革、建立民主政体。比如2010年184天的上海世博会，上海市区内的花费就不用多说了，仅建设两年多的工程建设的投资就高达五千亿元，安保数字也是惊人的，单是其邻省浙江的安保投入达到2亿元；广州亚运会的安保投入，则高达23.4亿元。资料显示，2009年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其中保卫的重点是中共建政六十年阅兵大典），已经接近军费的5321亿元。到了2011年，财政部提交给全国人大审议的《关于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发现其中《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预算安排情况表》显示，2011年国防预算为6702.74亿元，公共安全支出预算为7017.63亿元，可见维稳经费又超过军费等国防开支（外媒指2011年约为1064亿美元，合人民币6745亿元）——2012年下半年十八大会期前后的全国安保费用数字估计会很惊人。面对强大的维稳压力，执政党的统治核心中央及其地方政府不仅扩大维稳工作编制、增设“应急办”、“维稳办”、“综治办”等特别权力机构，甚至工会、青年团、妇联等都是成员之一。凡是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更是各个部门齐上阵，停止手头一切工作，不惜代价，一切让位于维稳，进行大规模的动员，尽管他们管制下城市和农村呈现出千疮百孔，尽管民生养老福利等处处缺钱，但他们依然不顾一切地力保辖区稳定。维稳投入提高，用在民生上的钱就越少，必然会无度占用其他用于解决社会发展或者社会矛盾的资源，这种状况结果会使统治者陷入混乱甚至导致自身不能自理。
如今是高税赋和低福利的民不聊生时代，维稳压倒一切，不惜任何代价，本来中共政府是无意于任何政治改革的，只想抓住经济增长不放，就好比一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抓经济就等于把握好方向盘，踩油门加油，不加油就会慢下来。而维稳就等于频频踩刹车，不能踩油门，而汽车上超负荷负重，频频踩刹车就等于停滞，所以统治当局就陷入这样的困境，经济增长到了一定的程度，维稳占了上风，就无法增长了，开始负增长，所以这些政府一边制造不和谐和不稳定，一边又努力装作解决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维持暂时的稳定，最后问题没有解决，自己也就被自己拖死了。
近三十年来，这十年的维稳时代是最为黑暗的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国防最后都围着维稳转，维稳成功了，就等于政权稳定了，而维稳成功就必须超额开支财政经费，必然加重企业负担，必然导致民怨沸腾冤民遍地，必然导致社会财富被无端浪费和挥霍，人员就业负增长，还可能随时诱发社会大动荡。也就是说，相互残害的维稳制度最终酿成了苦果，使走这条错误道路的中共一直撞到南墙直到死。
且看维稳到底维持了什么？没有法治，没有公平正义，没有人权和民生，处处民怨沸腾，怨声载道，各地冤民特别是访民遭遇政府权力不公或司法不公，到北京及上级衙门找清官诉苦，还没见到清官——就别说见皇帝了，人就被抓起来，殴打，遣返，甚至软禁、关押和劳教、判刑，他们岂不更为看清楚这个邪恶当局的本来面目？这还有什么稳定可言？最关键的是维稳人员并不知道什么是维稳，他们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受损，简单说他们也是混口饭吃，一旦有条件了，一旦人数到了一定的数量，他们也会和访民汇成同一条河流，冲击这个腐朽荒唐的邪恶制度。再说，如今是互联网时代，本身制造社会不公的政府急于维稳，大量制造混乱，还会因其政府及部门发布的伤害民众的不实或错误信息，甚至掩盖隐瞒真实信息，很容易激起民愤和聚集人员，使事态扩大，而真实的信息或真相则主要通过手机短信和网络进行传播，政府控制的人为力量根本无法阻挡，这样就起到解构政府权威的作用，政府维稳就显得无能为力，导致维稳工作前功尽弃，民间社会就赢得影响事态发展的机会。
统治者的维稳体制最担心的就是民间社会维权群体的组织化，可事实上他们恰恰不知道什么是组织化，对于访民来说，看不见的组织才是真正有力量的组织，而且是无数个潜在组织，比如维权律师群体、各种领域的中产阶级群体、企业家商会及老板联盟（商人及中产阶级群体和知识分子群体最能看清楚中共政权的腐败和混乱）、城市外来人员群体、被拆迁征地的维权户群体、教师维权群体、未在官方登记的NGO或民间工会等其他民间组织、宗教群体，政治异议人士及其政治组织，以及更多的城市弱势群体，都不是执政党的人，这些没有组织的群体其实都是一个个无形的组织，一旦社会变革，社会矛盾的累积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政府信息无人相信，权贵威望如落叶扫地，处处是“墙倒众人推”，民间社会这些无形并超级的组织就可以马上形成并深刻地影响社会全方面，将来这些人中能够涌现一批优秀人才来参政，推行法治和民主制度，实行一种新的普世的保障法治和人权的政治制度，通过全新的方式治理国家，这个国家才有望告别恶性循环，告别无序和混乱，并得以进入良性循环，获得真正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