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关于建设性反对派
目前，中国社会乱象频生乱机已发，当局已经没有任何精神凝聚力，完全靠利益链条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中的某些人还玩民族主义把戏，故意在街头制造事端！却不知这是一把双刃剑，在其控制力十分强大的时候还可以起点作用，比如毛泽东统治下那样，可是，今日中国本来就遍地烽火，狼烟滚滚，此举也就把中国进一步推向了动乱的边缘。现在，专制高压已经是强弩之末难穿鲁缟，只要专制高压失灵，形势很快就会失控。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的前景，就空前的晦暗起来。人所共见，六十余年来，中国处于“一元化领导下”，因此，恰如赵紫阳在晚年被囚禁中所说，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一旦执政党崩溃，其结果受害的必然是广大民众。因为一个现代国家是需要有良好的组织来领导国家机关的，如果这个社会只有执政集团这么一个社会政治组织，那么它一完蛋，整个社会就会陷入长时间的无序状况。相反，如果在它之外还有其他的社会政治组织，那么，在执政集团垮台后，另一个集团马上能够取代它的职能。这一点，作为长期从事国家管理工作的政治家，赵紫阳是深知其意义价值的。
应该说，对有着崇高社会责任感的当代中国民主人权活动家而言，深明这种历史需要，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因为，需要化解一元化统治这一点举国上下无所不知，各种瓦解一党专制的力量，包括体制内的正义力量和体制内的邪恶力量都在做这件事，所以，毫无疑问，一元化统治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在那之后，也就是后集权时代，中国会迎来一个什么状态，却是很少有人考虑的。然而，恰恰是在一元化统治崩溃之后，如果中国不能顺利走向一种崭新的良好秩序，那么，很长一段时间的情况也许会更糟！也就是说，一党专制虽然被解体，迎来的却不是一个民主时代，而是一个群龙无首的动乱时代，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一个有枪就是草头王、黑社会横行甚至军阀割据的时代！为了让中国不至于落入这种陷阱，在从一党专制向多元化民主政治过渡的时期，致力打造一个强大的建设性的反对派就成了当务之急。
什么是建设性反对派？
那就是具有高度的现代政治理性，能够按照建设现代国家、建设现代制度和建设现代政治所需要的反对态度来建构的反对派。因为，中国传统的反对派总是抱着各种极端思维态度，这种态度的最好代表就是毛泽东的高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是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在各种极端思维看来，只要把现行统治结束了，中国的一切问题就解决了。所以，目前最重要的就是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结束现行统治。当然，这种观念并非毫无可取，拆除旧建筑才好建设新大厦。但是，社会工程和旧城改造不同，除非在旧城改造中首先完全拆除全中国的一切建筑，二者才有可比性。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任何旧城改造都不会是全国一起拆，然后一起建。只注重结束现行统治，而拿不出建设方案和建设力量，尤其是没有一个可以承担领导社会制度建设和国家管理能力的替代组织，其结果对中国必然是灾难性的，这种做法，就是要同时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进行强行拆迁，而不考虑到十三亿人面对严冬酷暑到哪里去住。
所以，历史已经把推出一个建设性反对派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
那么，建设性反对派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反对派的区别在哪里？
首先，建设性的反对派的指导思想，不是把着眼点放在破坏旧制度上，而是把它放在建设新制度上，不是把着眼点放在解构统治集团上，而是把它放在建构反对派上，不是把着眼点放在反对当局的方针政策方法措施上，而是放在提出更正义更科学更合理的方针政策方法措施上。
当然，这么说绝不是不铲除旧制度，而是要根据建设新制度的现实需要和可能一步步的去做；这么说绝不是不努力解构统治集团，而是从建构反对派的历史需要和现实可能性来着手；这么说绝不是不反对当局的那些与人民的利益不符、与历史的需要不符、与世界文明主流不符的那些方针政策方法措施，而是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循序渐进同时坚定不移的稳步推进。
其次，由于以上的指导思想，建设性反对派在和当局的抗衡中，不采取全面否定、正面冲突、针锋相对、毫不妥协的态度，而采取理性分析、具体对待、寻求共识、适当合作的方针。
在整个中国百年宪政史上，激进情绪总是非常强烈，好像只有以与现行公权力完全对着干的方式，才能显得“大方向正确”，才是“彻底革命派”，在自己力量有限的情况下，要和对方正面摊牌，提出对方不可接受的要求，在明知道必败无疑的情况下，硬是要以小博大以卵击石，其结果，是要么彻底失败了，要么侥幸成功却取而代之，形成新的一元化统治，或者是调门虽高，却无济于事。
总结历史教训，我们就应该明白，现行体制已经不是只有“兵、刑、户、礼”等六部的时代（回头看戊戌变法一下子“六部尽撤”也是不可行的），现行制度就细节内容而言并不是一无可取，而是在不少方面已经符合或者基本符合当代需要，因此，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是非常重要的。再者，当民主人权力量还非常弱小的时候，就不切实际的提出重大任务并立即实施，一味的好高骛远，使之不能和实际能力相吻合，不能实际在斗争中成长和发展。
尤其重要的是，常常否认有与当局形成某些共识，进行一些合作的必要，好像一谈这种共识与合作就是“汉奸”，就是“内线”，就是“叛卖”。当然，过去的六十多年里，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和当局达成共识的可能，因为它们实行“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极端政策，并且把一切分庭抗礼的对立活动都视为“敌对分子”。但是，最近十几年来的情况已经有了不同。前面曾说，包括体制内的正义力量和体制内的邪恶力量，都在做种瓦解一党专政这件事，具体说来，体制内的正义力量是以向体制内输送现代性因素的方式，来瓦解一党专制，体制内的邪恶力量则是以腐败、恶化的方式来使这个体制走向恶贯满盈。这样，肯定体制内进步力量的作为和成果，对体制内邪恶力量的结果进行病灶清除，都需要我们甄别情况酌情处理。
从上可知，建设性反对派不奢望一天“灭此朝食”，而要着眼于长远，始之于足下，如一位著名律师所说“日拱一卒”，坚持不懈，积小胜为大胜，充分利用当前的历史条件，做那些能够做的事情，和当局达成某些妥协，寻求一些最基本的共识，以期能够找到公开合法的生长点，然后“咬定青山不放松”，在使自己成长起来的同时，一波波化解现行体制的攻势，以及消解现行体制本身。
第三，由于以上的指导思想，建设性反对派在实际运作中，更注重所作所为的社会效益，避免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由此表现出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
目前，中国正处于一元化体系全面瓦解风化的时代，其倒行逆施已经呈现“多行不义”的态势，故已经是“攻守之势异”，假以时日，必然是“一夫作难而七庙隳”，因此愿做“一夫”使“七庙隳”者众，只等时机一到墙倒众人推，惟恐天下不乱，不忧乱世致使黎民碳涂。然而仅知作乱而不知建设，果真就能加快中国的民主化步伐吗？
当然，社会是个复杂系统，什么人都有，什么事都会发生。对于以上现象，没有必要加以抨击，因为这些情况客观上是当局的暴虐所致，暴政的敌人往往也是暴民。国家大人口多，各地情况均有特色，一些地方官逼民反，一些地方领路先行，都是势有必致、理有必然。
但是，作为建设性反对派，务必要高举全民和解大旗，实行良性互动方针，以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对各种瓦解一元化的力量和事件加以正面引导，努力使社会大转型的代价降到最低，使受害民众尽可能的减少。
当然，要做好这些工作，需要我们有大智大睿，需要我们有奉献精神，需要我们拿出非凡的历史主动性和历史创造性，如果我们能够做好这些工作，我们就不辱使命，能够为中国向宪政民主制的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时至今日，中国的反对派还没有能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更不要说建设性反对派。那么建设性反对派怎样才能迅速成长和发展起来呢？一言以蔽之，在建设性的反对活动中不失时机的做好自身的建设工作，努力建设、发展和完善自己。
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多元化力量大发展的关键时期，由于市场高度成熟，利益高度分化，社会矛盾高度尖锐复杂，各种势力的政治代表都在迅速崛起，在其他文章中我曾对此做过很多分析，这也是人所共见的直接现实。
这里，我们不说各种政治势力的其他区别，单就其对社会震荡的影响程度而论，可以分为温和派，激烈派和暴力派。
温和派主张通过朝野对话，尽量跳过街头冲突阶段。这种主张的前提是当局有足够的明智，能够在适当的时候主动开启官民对话，从而为和平转型开辟道路。当然，为了中国转型少付代价，我们坚决主张如此行事。
激烈派主张直接走上街头，通过发起大规模的街头运动来推进转型。这种主张仍然在和平范畴之内，也是在第一种成主张无法实行的前提下，必然采纳的一种方式。
暴力派主张找机会发起武装斗争，也许最主要是把希望寄托在官军之内，不惜血流成河的代价。这种主张的人多数在暗处，或者在国外，他们的主张很难在中国大陆找到任何基本条件，但是，以中国目前的社会状态，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正在大大提高。所以，如果某一天突然有这种消息出现，我不会认为仅仅是愚人节的玩笑。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根据最近的三波民主运动，也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东南亚民主化以来的历史，按照和平——暴烈程度不同，列出以下几种现存模式：
1、台湾模式
在没有全民起义的重大压力下，面对反对派的冲击，统治者主动开放党禁，和反对派合法并存，平等竞争，共享民主化成果，这么一来，社会不至于付出流血牺牲的重大代价，统治者因为华丽转身，也不会受到清算。
2、南非模式
南非虽然是种族问题故具有很大特殊性，但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有价值的范例。在全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的强大压力下，统治者被迫通过谈判答应普选，从而完成了向全民普选的和平转型。而获胜方（黑人）在曼德拉和图图大主教的“真相与和解”政策的指引下，也没有在获胜后进行清算。
以上两种模式，都是温和派所要争取的——通过官民良性互动最后获得和平转型，区别在于前者主要是依靠统治者的理性，后者主要是依靠白人领袖的最后退让和黑人领袖的大度胸怀。
3、东亚模式
韩国/印尼/菲律宾等国基本都是中产阶级崛起，全民大游行反对独裁，面对国际国内的巨大压力，统治者被迫下台，突尼斯/埃及也是如此，由于在关键时候（此前另说）没有流血，让位民主确立法治后，也只进行有限追究，没有发生过激的清算现象。
4、波兰、捷克模式
反对派在高压中成长，并且最终居主导地位，统治者在大势已去后和平交权，保住最后的体面，下台后也基本没有被清算。( 东欧国家大抵如此)
以上两种模式，都是激烈派所倡导的，也是温和派在绝望之后必然皈依的。面对全民大觉醒统治者在最后关头保持了基本理性，在国家机器开始分裂，部分投入民主阵营的情况下，没有动用最后的权力血腥镇压，从而避免了人民大流血，也避免了自己被清算。
5、苏联模式
这个模式有其特殊的一面，也有其对中国极具启示性的一面。它的特点是反对派领袖从统治集团中产生，统治集团的最高领导人又和统治集团发生了根本对立，于是，反对派领袖和统治集团最高领导人微妙合作，并在反镇压中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因而戏剧性的取胜，其结果是虽然对政变者追究了法律责任，却还是避免了大清算。
6、罗马尼亚模式
面对全民革命，统治者顽固不化/执迷不悟，直到最后关头还在叫嚣镇压反革命，一心用屠杀人民来维持摇摇欲坠的残酷统治，最后在众叛亲离人人喊打中，被其原来的下属抓住并且立即枪决!
7、利比亚模式
统治者不择手段残酷镇压，把国家推向内战，反对派在崩溃局面中产生，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权，最终打败政府军消灭统治者，这样一来，必然要进行大清算，统治者搜刮的财富将完全剥夺，统治者的家族也难以幸免。
6-7两种模式都是社会矛盾全面激化的结果，都是独裁者丧失理智导致民不堪命，虽然民众和国家/社会损失惨重，独裁者也落得个最惨的下场。
从建设性反对派作用的角度，可以对以上模式进行解读：第一和第二种模式是在社会矛盾没有激化的情况下，统治者审时度势相对主动的迈出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步伐。就我们稳健的反对派来说，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要为此作百倍的努力，但如果统治者执迷不悟，其结果就只能是此路不通。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则取决于中产阶级和反对派的成长，前者是我们必然寄予厚望的，后者是我们可以大力争取的。如果在今后的岁月里中国的市民社会能和市场经济同步成长，民众开始有了强烈的民主愿望和要求，反对派又能有效的组织起来，那么，有组织的全民抗争令国家机器中的强力部门瘫痪，不再听命于当权者，就能迫使当局放弃专制权力。应该说，对今日中国来说，这是相对和平的转型的可能性最大的方式，是我们最应该致力的模式，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模式。第五种情况需要执政党里有重量级人物适当时挺身而出，所以，这种情况不取决于民间。既然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与我们来说也就不是一个选项。第六第七种情况是统治者丧心病狂的结果，在那种局面中，以暴易暴成为唯一出路，虽然其结果不尽相同，但是都不取决于我们。
以上七种模式并没内有穷尽中国下段历史进程的全部可能！对中国来说，目前还有一个值得一照的镜子，那就是索马里。索马里不是民主转型的模式，而是失败国家的典型，由于社会一无正气二无道德三无法制，根本就无法形成一个健康的国家所需要的合理机制。目前，中国已经大有走向索马里的意味，中国和索马里的区别只在于还有一个暴虐的国家机器维持运转。一旦国家暴力统治失灵，就可能出现民间暴力肆掠，一旦这种局面出现，中国的麻烦就大了，长期混战不知会使多少平民百姓白白流血牺牲！而这却是暴力派在所不惜的。显然，对我们来说，后三项加上索马里模式可以存而不论。
尽管今天的情况使国人大都丧失了发生第一种情况的希冀，但是，社会现状是不可改变的，我们虽然处于高压之下，毕竟已经有了一线活动空间，因此，反对派的建设也就有了一定的空间，可以指望随着反对派的强大统治者适时做出让步。
中国没有人种问题，第二条可以免谈。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则取决于中产阶级和反对派的成长，前者是我们必然寄予厚望的，后者是我们可以大力争取的。至于第三种情况，很多人认为，依靠中产阶级的成长，对中国来说相当困难，主要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几乎完全被当局控制住了。对于这种说法，我觉得不是完全准确地，因为形势比人强，利益分化迟早会使个各大主体阶层自立，区别只在于时间长短。从今天的情况看，中国的中产阶级的确被当局严密控制着，但是，这种控制不会是万能的，也不会是无止境的。说到底，无非是利益依附关系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依附会越来越松散，一旦利益链条断裂就会改变摸样。尤其是在经济危机面前，当局会自顾不暇，把它们束缚住的中产阶级推出去是必然的。因此，我们首先尽力在中产阶级队伍中打基础，然后等待时机，相信这个方面的反对派建设工作还是会有成效的。当然，可以肯定，在看得到的将来，这方面的进展会比较缓慢，除非突然发生重大变故。
至于我们，最需要致力的，还是第四种情况，那就是波兰、捷克模式，即主要依靠民间力量的崛起。波兰模式有太大的特殊性，它建立在工业高度发达，当局和工人阶级严重对立这样一个基点上。应该说，更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还是捷克模式，那就是通过某种方式把国民凝聚在一个大旗帜下，从而和当局展开正面斗争，在世界潮流的推动下，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通过和当局长期博弈，一步步把国家导入民主化正轨。在我看来，眼前的中国唯一可行的方式正是如此。应该说，对今日中国来说，这是相对和平的转型的可能性最大的方式，是我们最应该致力的模式，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模式。
事实上，由于中国的民主化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样，中产阶级的成长又会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产阶级必然后慢慢成熟起来。不仅如此，其他阶层也同样如此，包括大资产阶级、军政要员、高级知识分子等等。也就是说，的民主化进程可能被推得比较长，整个社会的成熟比较慢，但是，最后的特点则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虽然如此，一个民主人权事业的领导力量的崛起仍然是当务之急。
这不是说，一夜之间中国就会冒出一个民主人权事业的领导力量。而是说，民主人权事业的领导力量要靠我们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地做起来。当然，把它做起来的方法，首先就是要找到一个立足点，然后慢慢地往前推进，一步步地做大做强。
关于建设性反对派
目前，中国社会乱象频生乱机已发，当局已经没有任何精神凝聚力，完全靠利益链条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中的某些人还玩民族主义把戏，故意在街头制造事端！却不知这是一把双刃剑，在其控制力十分强大的时候还可以起点作用，比如毛泽东统治下那样，可是，今日中国本来就遍地烽火，狼烟滚滚，此举也就把中国进一步推向了动乱的边缘。现在，专制高压已经是强弩之末难穿鲁缟，只要专制高压失灵，形势很快就会失控。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的前景，就空前的晦暗起来。人所共见，六十余年来，中国处于“一元化领导下”，因此，恰如赵紫阳在晚年被囚禁中所说，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一旦执政党崩溃，其结果受害的必然是广大民众。因为一个现代国家是需要有良好的组织来领导国家机关的，如果这个社会只有执政集团这么一个社会政治组织，那么它一完蛋，整个社会就会陷入长时间的无序状况。相反，如果在它之外还有其他的社会政治组织，那么，在执政集团垮台后，另一个集团马上能够取代它的职能。这一点，作为长期从事国家管理工作的政治家，赵紫阳是深知其意义价值的。
应该说，对有着崇高社会责任感的当代中国民主人权活动家而言，深明这种历史需要，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因为，需要化解一元化统治这一点举国上下无所不知，各种瓦解一党专制的力量，包括体制内的正义力量和体制内的邪恶力量都在做这件事，所以，毫无疑问，一元化统治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在那之后，也就是后集权时代，中国会迎来一个什么状态，却是很少有人考虑的。然而，恰恰是在一元化统治崩溃之后，如果中国不能顺利走向一种崭新的良好秩序，那么，很长一段时间的情况也许会更糟！也就是说，一党专制虽然被解体，迎来的却不是一个民主时代，而是一个群龙无首的动乱时代，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一个有枪就是草头王、黑社会横行甚至军阀割据的时代！为了让中国不至于落入这种陷阱，在从一党专制向多元化民主政治过渡的时期，致力打造一个强大的建设性的反对派就成了当务之急。
什么是建设性反对派？
那就是具有高度的现代政治理性，能够按照建设现代国家、建设现代制度和建设现代政治所需要的反对态度来建构的反对派。因为，中国传统的反对派总是抱着各种极端思维态度，这种态度的最好代表就是毛泽东的高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是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在各种极端思维看来，只要把现行统治结束了，中国的一切问题就解决了。所以，目前最重要的就是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结束现行统治。当然，这种观念并非毫无可取，拆除旧建筑才好建设新大厦。但是，社会工程和旧城改造不同，除非在旧城改造中首先完全拆除全中国的一切建筑，二者才有可比性。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任何旧城改造都不会是全国一起拆，然后一起建。只注重结束现行统治，而拿不出建设方案和建设力量，尤其是没有一个可以承担领导社会制度建设和国家管理能力的替代组织，其结果对中国必然是灾难性的，这种做法，就是要同时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进行强行拆迁，而不考虑到十三亿人面对严冬酷暑到哪里去住。
所以，历史已经把推出一个建设性反对派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
那么，建设性反对派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反对派的区别在哪里？
首先，建设性的反对派的指导思想，不是把着眼点放在破坏旧制度上，而是把它放在建设新制度上，不是把着眼点放在解构统治集团上，而是把它放在建构反对派上，不是把着眼点放在反对当局的方针政策方法措施上，而是放在提出更正义更科学更合理的方针政策方法措施上。
当然，这么说绝不是不铲除旧制度，而是要根据建设新制度的现实需要和可能一步步的去做；这么说绝不是不努力解构统治集团，而是从建构反对派的历史需要和现实可能性来着手；这么说绝不是不反对当局的那些与人民的利益不符、与历史的需要不符、与世界文明主流不符的那些方针政策方法措施，而是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循序渐进同时坚定不移的稳步推进。
其次，由于以上的指导思想，建设性反对派在和当局的抗衡中，不采取全面否定、正面冲突、针锋相对、毫不妥协的态度，而采取理性分析、具体对待、寻求共识、适当合作的方针。
在整个中国百年宪政史上，激进情绪总是非常强烈，好像只有以与现行公权力完全对着干的方式，才能显得“大方向正确”，才是“彻底革命派”，在自己力量有限的情况下，要和对方正面摊牌，提出对方不可接受的要求，在明知道必败无疑的情况下，硬是要以小博大以卵击石，其结果，是要么彻底失败了，要么侥幸成功却取而代之，形成新的一元化统治，或者是调门虽高，却无济于事。
总结历史教训，我们就应该明白，现行体制已经不是只有“兵、刑、户、礼”等六部的时代（回头看戊戌变法一下子“六部尽撤”也是不可行的），现行制度就细节内容而言并不是一无可取，而是在不少方面已经符合或者基本符合当代需要，因此，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是非常重要的。再者，当民主人权力量还非常弱小的时候，就不切实际的提出重大任务并立即实施，一味的好高骛远，使之不能和实际能力相吻合，不能实际在斗争中成长和发展。
尤其重要的是，常常否认有与当局形成某些共识，进行一些合作的必要，好像一谈这种共识与合作就是“汉奸”，就是“内线”，就是“叛卖”。当然，过去的六十多年里，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和当局达成共识的可能，因为它们实行“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极端政策，并且把一切分庭抗礼的对立活动都视为“敌对分子”。但是，最近十几年来的情况已经有了不同。前面曾说，包括体制内的正义力量和体制内的邪恶力量，都在做种瓦解一党专政这件事，具体说来，体制内的正义力量是以向体制内输送现代性因素的方式，来瓦解一党专制，体制内的邪恶力量则是以腐败、恶化的方式来使这个体制走向恶贯满盈。这样，肯定体制内进步力量的作为和成果，对体制内邪恶力量的结果进行病灶清除，都需要我们甄别情况酌情处理。
从上可知，建设性反对派不奢望一天“灭此朝食”，而要着眼于长远，始之于足下，如一位著名律师所说“日拱一卒”，坚持不懈，积小胜为大胜，充分利用当前的历史条件，做那些能够做的事情，和当局达成某些妥协，寻求一些最基本的共识，以期能够找到公开合法的生长点，然后“咬定青山不放松”，在使自己成长起来的同时，一波波化解现行体制的攻势，以及消解现行体制本身。
第三，由于以上的指导思想，建设性反对派在实际运作中，更注重所作所为的社会效益，避免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由此表现出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
目前，中国正处于一元化体系全面瓦解风化的时代，其倒行逆施已经呈现“多行不义”的态势，故已经是“攻守之势异”，假以时日，必然是“一夫作难而七庙隳”，因此愿做“一夫”使“七庙隳”者众，只等时机一到墙倒众人推，惟恐天下不乱，不忧乱世致使黎民碳涂。然而仅知作乱而不知建设，果真就能加快中国的民主化步伐吗？
当然，社会是个复杂系统，什么人都有，什么事都会发生。对于以上现象，没有必要加以抨击，因为这些情况客观上是当局的暴虐所致，暴政的敌人往往也是暴民。国家大人口多，各地情况均有特色，一些地方官逼民反，一些地方领路先行，都是势有必致、理有必然。
但是，作为建设性反对派，务必要高举全民和解大旗，实行良性互动方针，以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对各种瓦解一元化的力量和事件加以正面引导，努力使社会大转型的代价降到最低，使受害民众尽可能的减少。
当然，要做好这些工作，需要我们有大智大睿，需要我们有奉献精神，需要我们拿出非凡的历史主动性和历史创造性，如果我们能够做好这些工作，我们就不辱使命，能够为中国向宪政民主制的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时至今日，中国的反对派还没有能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更不要说建设性反对派。那么建设性反对派怎样才能迅速成长和发展起来呢？一言以蔽之，在建设性的反对活动中不失时机的做好自身的建设工作，努力建设、发展和完善自己。
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多元化力量大发展的关键时期，由于市场高度成熟，利益高度分化，社会矛盾高度尖锐复杂，各种势力的政治代表都在迅速崛起，在其他文章中我曾对此做过很多分析，这也是人所共见的直接现实。
这里，我们不说各种政治势力的其他区别，单就其对社会震荡的影响程度而论，可以分为温和派，激烈派和暴力派。
温和派主张通过朝野对话，尽量跳过街头冲突阶段。这种主张的前提是当局有足够的明智，能够在适当的时候主动开启官民对话，从而为和平转型开辟道路。当然，为了中国转型少付代价，我们坚决主张如此行事。
激烈派主张直接走上街头，通过发起大规模的街头运动来推进转型。这种主张仍然在和平范畴之内，也是在第一种成主张无法实行的前提下，必然采纳的一种方式。
暴力派主张找机会发起武装斗争，也许最主要是把希望寄托在官军之内，不惜血流成河的代价。这种主张的人多数在暗处，或者在国外，他们的主张很难在中国大陆找到任何基本条件，但是，以中国目前的社会状态，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正在大大提高。所以，如果某一天突然有这种消息出现，我不会认为仅仅是愚人节的玩笑。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根据最近的三波民主运动，也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东南亚民主化以来的历史，按照和平——暴烈程度不同，列出以下几种现存模式：
1、台湾模式
在没有全民起义的重大压力下，面对反对派的冲击，统治者主动开放党禁，和反对派合法并存，平等竞争，共享民主化成果，这么一来，社会不至于付出流血牺牲的重大代价，统治者因为华丽转身，也不会受到清算。
2、南非模式
南非虽然是种族问题故具有很大特殊性，但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有价值的范例。在全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的强大压力下，统治者被迫通过谈判答应普选，从而完成了向全民普选的和平转型。而获胜方（黑人）在曼德拉和图图大主教的“真相与和解”政策的指引下，也没有在获胜后进行清算。
以上两种模式，都是温和派所要争取的——通过官民良性互动最后获得和平转型，区别在于前者主要是依靠统治者的理性，后者主要是依靠白人领袖的最后退让和黑人领袖的大度胸怀。
3、东亚模式
韩国/印尼/菲律宾等国基本都是中产阶级崛起，全民大游行反对独裁，面对国际国内的巨大压力，统治者被迫下台，突尼斯/埃及也是如此，由于在关键时候（此前另说）没有流血，让位民主确立法治后，也只进行有限追究，没有发生过激的清算现象。
4、波兰、捷克模式
反对派在高压中成长，并且最终居主导地位，统治者在大势已去后和平交权，保住最后的体面，下台后也基本没有被清算。( 东欧国家大抵如此)
以上两种模式，都是激烈派所倡导的，也是温和派在绝望之后必然皈依的。面对全民大觉醒统治者在最后关头保持了基本理性，在国家机器开始分裂，部分投入民主阵营的情况下，没有动用最后的权力血腥镇压，从而避免了人民大流血，也避免了自己被清算。
5、苏联模式
这个模式有其特殊的一面，也有其对中国极具启示性的一面。它的特点是反对派领袖从统治集团中产生，统治集团的最高领导人又和统治集团发生了根本对立，于是，反对派领袖和统治集团最高领导人微妙合作，并在反镇压中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因而戏剧性的取胜，其结果是虽然对政变者追究了法律责任，却还是避免了大清算。
6、罗马尼亚模式
面对全民革命，统治者顽固不化/执迷不悟，直到最后关头还在叫嚣镇压反革命，一心用屠杀人民来维持摇摇欲坠的残酷统治，最后在众叛亲离人人喊打中，被其原来的下属抓住并且立即枪决!
7、利比亚模式
统治者不择手段残酷镇压，把国家推向内战，反对派在崩溃局面中产生，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权，最终打败政府军消灭统治者，这样一来，必然要进行大清算，统治者搜刮的财富将完全剥夺，统治者的家族也难以幸免。
6-7两种模式都是社会矛盾全面激化的结果，都是独裁者丧失理智导致民不堪命，虽然民众和国家/社会损失惨重，独裁者也落得个最惨的下场。
从建设性反对派作用的角度，可以对以上模式进行解读：第一和第二种模式是在社会矛盾没有激化的情况下，统治者审时度势相对主动的迈出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步伐。就我们稳健的反对派来说，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要为此作百倍的努力，但如果统治者执迷不悟，其结果就只能是此路不通。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则取决于中产阶级和反对派的成长，前者是我们必然寄予厚望的，后者是我们可以大力争取的。如果在今后的岁月里中国的市民社会能和市场经济同步成长，民众开始有了强烈的民主愿望和要求，反对派又能有效的组织起来，那么，有组织的全民抗争令国家机器中的强力部门瘫痪，不再听命于当权者，就能迫使当局放弃专制权力。应该说，对今日中国来说，这是相对和平的转型的可能性最大的方式，是我们最应该致力的模式，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模式。第五种情况需要执政党里有重量级人物适当时挺身而出，所以，这种情况不取决于民间。既然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与我们来说也就不是一个选项。第六第七种情况是统治者丧心病狂的结果，在那种局面中，以暴易暴成为唯一出路，虽然其结果不尽相同，但是都不取决于我们。
以上七种模式并没内有穷尽中国下段历史进程的全部可能！对中国来说，目前还有一个值得一照的镜子，那就是索马里。索马里不是民主转型的模式，而是失败国家的典型，由于社会一无正气二无道德三无法制，根本就无法形成一个健康的国家所需要的合理机制。目前，中国已经大有走向索马里的意味，中国和索马里的区别只在于还有一个暴虐的国家机器维持运转。一旦国家暴力统治失灵，就可能出现民间暴力肆掠，一旦这种局面出现，中国的麻烦就大了，长期混战不知会使多少平民百姓白白流血牺牲！而这却是暴力派在所不惜的。显然，对我们来说，后三项加上索马里模式可以存而不论。
尽管今天的情况使国人大都丧失了发生第一种情况的希冀，但是，社会现状是不可改变的，我们虽然处于高压之下，毕竟已经有了一线活动空间，因此，反对派的建设也就有了一定的空间，可以指望随着反对派的强大统治者适时做出让步。
中国没有人种问题，第二条可以免谈。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则取决于中产阶级和反对派的成长，前者是我们必然寄予厚望的，后者是我们可以大力争取的。至于第三种情况，很多人认为，依靠中产阶级的成长，对中国来说相当困难，主要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几乎完全被当局控制住了。对于这种说法，我觉得不是完全准确地，因为形势比人强，利益分化迟早会使个各大主体阶层自立，区别只在于时间长短。从今天的情况看，中国的中产阶级的确被当局严密控制着，但是，这种控制不会是万能的，也不会是无止境的。说到底，无非是利益依附关系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依附会越来越松散，一旦利益链条断裂就会改变摸样。尤其是在经济危机面前，当局会自顾不暇，把它们束缚住的中产阶级推出去是必然的。因此，我们首先尽力在中产阶级队伍中打基础，然后等待时机，相信这个方面的反对派建设工作还是会有成效的。当然，可以肯定，在看得到的将来，这方面的进展会比较缓慢，除非突然发生重大变故。
至于我们，最需要致力的，还是第四种情况，那就是波兰、捷克模式，即主要依靠民间力量的崛起。波兰模式有太大的特殊性，它建立在工业高度发达，当局和工人阶级严重对立这样一个基点上。应该说，更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还是捷克模式，那就是通过某种方式把国民凝聚在一个大旗帜下，从而和当局展开正面斗争，在世界潮流的推动下，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通过和当局长期博弈，一步步把国家导入民主化正轨。在我看来，眼前的中国唯一可行的方式正是如此。应该说，对今日中国来说，这是相对和平的转型的可能性最大的方式，是我们最应该致力的模式，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模式。
事实上，由于中国的民主化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样，中产阶级的成长又会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产阶级必然后慢慢成熟起来。不仅如此，其他阶层也同样如此，包括大资产阶级、军政要员、高级知识分子等等。也就是说，的民主化进程可能被推得比较长，整个社会的成熟比较慢，但是，最后的特点则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虽然如此，一个民主人权事业的领导力量的崛起仍然是当务之急。
这不是说，一夜之间中国就会冒出一个民主人权事业的领导力量。而是说，民主人权事业的领导力量要靠我们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地做起来。当然，把它做起来的方法，首先就是要找到一个立足点，然后慢慢地往前推进，一步步地做大做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