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专制资本主义之背后

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苏联已经烟消云散二十余载，中国混合了“民族”与“科学”的社会主义于今或被指为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比较难懂的“专制资本主义”[1]。然而，无论苏联之亡还是中国之蜕均给政治学界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现实制度会发生在落后的俄罗斯与中国，而不是马克思所预言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看，这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内在具有严重的封建主义性质，恰好俄中两国又都有着悠久的封建主义社会传统。这不是一项反推，而有现实的支持。在中国，世袭主义或曰江山主义顽固地存在，以至于是今天社会分化的最大推动力量，众多的学者都在批评阶层固化问题——此类的文献汗牛充栋但又不足以对政策制定产生些微影响。
在苏联废墟上重建的俄罗斯，“封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遗传还很顽强地影响着社会[2]。由于中俄在封建社会主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有俄罗斯学者（如独立政治评论人帕德拉比涅克）认为，“一方面（中国）日益强大，但另一方面中国确实更像苏联”[3]。

一、公权力膨胀：也是美国的政治难题
如果说在封建社会主义方面（世袭特权、贪腐、镇压异议）中国“更像苏联”，那么，有一种美国式的“更像苏联”亦存在久之，它的基本表现就是公权力的膨胀。公权力膨胀不仅在逻辑上可能摧毁（至少异化）自由民主、宪政自治诸原则，而且它还会最现实地剥夺人民的福利。因此，具有最大弹性的美国政治治理体系并没有使用中国式的政治术语，声称实行政治改革，其具体的应对措施更像中国语境里的行政改革。比如，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政治人物麦凯就批评说：“我们和东德或者苏联一样，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集中权力，而且，我们在这方面很激进”[4]。到九十年代初期，麦凯以佛罗里达州副州长的身份对州政府体系中的健康与康复服务部进行了重大行政改革，“废除了3个管理层，取消了38个高级管理职位中的25个，减少了25%的总部工作人员，将中层管理者裁减了20%”，最后共减员2300名[5]。
美国地方政府恐惧于自己“更像苏联”，行政改革在不断进行。如二十一世纪伊始，衣阿华州最大的政府机构公共事业部，“撤销了5个地方办公室”，还有38个跨县的办公室[6]。当然，我们还无法通括地统计美国的行政改革的效果[7]，但是，由此形成新的政治共识却是值得注意的，“政治领导们觉得，如果他们想获得公众的注意并且赢得某些信任的话，他们必须报告自己所做的努力让公众少养了多少官僚”[8]。
在美国，对于自己可能“更像苏联”的本能性恐惧也许不如本文描述的如此清晰，不过，深刻的批判意识的确是政治家们采取行为的知识涵养。那些知识涵养由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来提供。比方说，在奥斯本与哈钦森（2004）的尖锐批评之后，詹姆斯·K·加尔布雷斯（著名制度经济学大师约翰·加尔布雷斯之子）不惜将美国现有的行政体系指为“掠夺型政府”，而在政府的作用之认识方面，他判断：“掠夺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政府的作用会逐渐增长。”[9]
掠夺型政府导致的政治伦理不是“更像苏联”的程度问题，而国家福利是否还具有普遍性问题，比方说新富阶层追求政治地位的结果是“他们着手掠夺现有的美国监管机构和福利体系”[10]。在小加尔布雷斯看来，新富阶层染指国家运行，“不是为了什么意识形态工程，而纯粹是为了给他们个人和群体带来巨大的财富、最不受干扰的权力以及把事情弄砸后最大的被拯救机会”[11]。
在中国，掠夺型的政府是现统治体系获得合法性（与正当性不同）之初的事情，而新富阶层成为掠夺者则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的国家特征之一。具有典型分析意义的社会现象是“煤二代”以低劣个人素质进入官僚体系，他们“进到单位多是在没有技术和无关紧要的岗位，有的做临时工”，“比如有个在司法系统当司机的（煤）二代，他一月就1000元工资，上班开的是单位20万元的车，下班却开自己家的奔驰和宝马”[12]。为社会公众尤其底层所关注的现象还有“官二代”的就业方便（如量身订做式的招聘），以及公权力系统普遍的隐型福利，等等。但是，我们应当研究的是：为什么国际社会总有一些人在吹捧“北京共识”或曰中国模式？他们的吹捧与言论自由存在正相关关系吗？

二、特权伦理：被忽视的制度要义
导致社会极度不公的掠夺型政府行为与特权密切相关，以至于愤怒的国人忽略了特权的伦理含义。
特权，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特征。在伦理意义方面，它是保证普遍福利的公共手段。如果它在纯理论上不好理解，不妨考察一下一个家庭为什么要竭力保证最主要收入者的健康，这样一个现象背后的道理——让他（她）吃好喝好是为所有家庭成员免受他健康崩溃带来的冻馁之虞。仍是在纯理论上讲，特权之于社会会将人群分等，如有学者在论述“社会地位”问题说：“一般来说，如果拥有某些共同品质的人愿意根据某些其他标准分类的人就社会公平的特权达成一致，而不是相反的话，那么就有理由说第一人群低于第二人群的社会地位。”[13]
在纯理论之下，也即人们理解了特权即社会地位分等之后，可以认可特权存在。但是，由于特权难以计量化，或既难以计量又难以透明化，因此就带来普遍的不满。前面引述的美国学者的三种著作，虽十分学术化，但在通俗角度讲，它们本质上是对不透明、非计量的特权不满的表达。有趣的是，对特权不满的表达已经不再是学者们的批判任务，网络世界的“民粹”化表达比学者们的影响更大——也因着这个原因，我试图把微博（内容）作为学术研究的参考文献。
网络对特权进而公权力整个体系的不满，被纸面新闻称为“习惯性质疑”[14]。更狭义地说，网民的习惯性质疑表达了对封建社会主义不满的普遍且持续的社会情绪。回归主题而言，封建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的表现是封建政治“杀良冒功”习性的一个翻版。

三、利益合谋：霸道的中国诠释
由于封建社会主义的“经济版杀良冒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比如其以灰色权力[15]形式出现而吞噬全民福利。不过，在此我要重点关注的不是“经济版杀良冒功”与“灰色权力”的内在关系，而是分析它们被保护的技术手段。技术手段固然有多种，比如镇压异议、舆论管控（导向）、绝不放行宗教自由之类的“更像苏联”之行为[16]，但是，通过对外界吹捧“北京共识”暨中国模式的正当性，也可以揭示：专制资本主义与国际不良资本势力已经形成了合谋之势，恰如有学者所说，“很多商界的人一直看好‘中国模式’，因为他们本身有利益和中国相关”[17]。
如此利益关联也不只简单地谋求合谋性利益，更在于维持自己安全退出的路径。可以看得出，在薄左势力极盛时期，国际不良资本势力是极度担心发生“黑色革命”的，他们也不认为前者是正宗的中共体制内力量，而指前者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其结论是“让中国保持红色是最佳选择”[18]。关于颜色革命的直接利益性的判断，国内见到的比较少。更多的是利用学术性的表达——这增加了宣传路径的诡秘性与说服的影响性——来证明中国现在秩序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之重叠，其重点是认可政绩合法性、精英垄断政治、民族主义支撑[19]。但是，就实际情况看，这三点是站不住脚的：
（一）政绩合法性确有一定的促进增长的益处，但在政治伦理上是堕落的。比方说，刘卓成与黄明的明码标价卖官、刘志军借助丁书苗之企业资金试图再升迁，均是政绩合法性的负产品。简言之，政绩合法性与买官卖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二）精英垄断政治具有短时稳定效用，也会出现高强度、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但最终会激化官民矛盾。比方说，什邡事件与启东事件均是“经济版杀良冒功”的对应成本。简言之，垄断政治不可能导致公平社会的出现。
（三）民族主义有利于对外施压，但本质上它不是现统治体系的真正意识形态，或者退守至此乃是权宜之计，因此才导致了“黑色革命”势头旺盛。而民族主义为一个政权提供合法性更在于后者能为文化共同体里面的人提供什么水平的持续福利，或者个体生存环境如何变好。简言之，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养不起老一系列福利压力，终会在某个时点上彻底摧毁民族主义的虚构。
代表国际不良资本势力的学术性论述当然地为自己留了后路，其曰“如果不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中国非民主合法性的来源从长期看可能不可持续”[20]。对于此类巧妙的两边下注式学术诠释，其内里的逻辑恰与中国传统政治上的“杀良冒功”相一致。用学术之器杀中国民众之思维，尤其引导体制内高级知识分子无耻生存，不仅仅是国际不良资本势力的文化战略，而且是他们在知性方面的霸道的表现。这种持续的霸道缘于他们与现统治体系的合谋关系，所以，埃里克·李根本就不相信现统治体系真地具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结语：社会主义的非制度本质
对于“社会主义”这种制度学说，政治学专家们给了它许多限定，民主的，民族的，科学的，不一而足。科学社会主义在前苏联败亡之后，开始极力给自己涂抹民主色彩，称“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另一端，现代人类政治制度史却给出反证，即证明社会主义绝非任何社会的制度本质，除非它完全仆从于民主。第一个反证是二战之后，苏联对其势力范围内的诸国的制度要求，并不一定希望后者复制苏联制度，尽管后来由于中国因素致使斯大林的“联合政府”设想破产而致全球冷战发生。中国当代著名的苏联研究专家沈克华对此有详尽的研究[21]，这里无须多述。第二个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罗马尼亚党首齐奥塞斯库对戈氏进行“历史质疑”。齐氏明确指出：当初在罗马尼亚和东德建立共产党政权并不是这些国家自发的，而是苏联的主意，它需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东西方之间设立一个缓冲带[22]。
也许这两个反证尚不足以证明社会主义的非制度性本质，但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名义下进行制度安排无一例外地陷入（或回归）了封建主义，以至于“封建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悖论性制度运行态势。这恰恰说明社会主义不可能成制度本质。在中国，它的映射则是：作为最丑陋的社会政治现象，“杀良冒功”不仅具有对传统政治恶劣性的复现功能，而且在许多方面使整个国家“更像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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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1]我所见到的“专制资本主义”描述源自美国《时代周刊》网站2010年10月29日的一篇文章，“印中比较：哪个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典范？”（作者：迈克尔·舒曼）；《参考消息》11月2日译介，“《时代》称‘孟买共识’优于‘北京共识’”，第16版〈海外视角〉。其环境论述原状如此：“…‘孟买共识’——第三条道路，它不是基于已经被证明过时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思想，或者最终被证明不会取得持久成功的专制资本主义思想…。”
[2]参见《经济观察报》2012年2月20日文章，“后集权时代：黄昏，还是黎明？”（作者：林贤治），第51版〈阅读〉。该文是对即将出版的雅科夫列夫回忆录《雾霭》一书中文版的评论。涉及“封建社会主义”一词，其环境论述原状如此：“根据雅科夫列夫的看法，改革的俄罗斯，‘至今是封建社会主义思维，封建社会主义行为，封建社会主义习惯占势优势’。”
[3]参见美国之音网站2011年5月18日报道，“一名俄国记者在北京一场研讨会上警告中共不要重犯苏共错误，在贪污腐败、镇压异议人士和民族政策方面步苏联后尘。但也有俄国学者强调俄罗斯应学习中国经验。”（记者未详）；同[1]报，5月20日译介，“俄学者就是否‘学习中国’有分歧”，第14版〈海外视角〉。
[4]参见戴维·奥斯本与彼得·哈钦森著《政府的价格》（中译本，商红日、吕鹏译），P105；商吕译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原版：Imternational Cretive Management, 2004（经台湾代理）。
[5]同[4]，P106。
[6]同[4]，P123。
[7] 同[4]，P124。
[8] 骆家辉在华盛顿州长任上也实行过佛衣二州那样的改革（2002-2003财政年度），削减州政府15亿美元开支，并减少了1340个（州政府内的）就业机会。见[4]书序二，“政府的价格：有效政府、有效财政的价值体现”（作者：李琪）。
[9]参见詹姆斯·K·加尔布雷斯《掠夺型政府》（中译本，苏琦译），P133；苏译版本：中信出版社，2009。原版：FREE PRESS，Simon & Schster,Inc.,2008。也许小加尔布雷斯知道自己的观点太过激进，才在原书的扉页上引用了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1877）在《信仰的确立》一书中的一句话：“如果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禁锢言论自由，就可以利用道德恐怖主义来保证舆论的整齐划一，而社会上的有德之士将完全支持这种道德恐怖主义。”
[10]&[11]同[9]，P127。
[12]具体可见《经济观察报》2012年7月30日报道，“‘煤二代’的仕途诱惑”（记者：谢良兵），第11版〈焦点〉。
[13]参见罗伯特·A·达尔著《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中译本，范春辉、张宇译），P256；范张译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传媒出版集团，2011。原版：耶鲁大学出版社，2005。
[14]可参见新加坡《联合早报》2012年7月6日文章，“习惯性质疑”（作者：沈泽玮）；同[1]报，7月9日，“‘习惯性质疑’考验政府公信力”，第16版〈中国大地〉。
[15]中央党校教授汪玉凯界定的“灰色收入”概念较为通俗（可理解），其称：“是指借助公权力的影响力，通过子女、配偶、亲戚或朋友等，在市场中或暗地里，通过权力运作对稀缺资源的获取、倒卖，进行资本运作或者不公平交易等，以获得巨额利益的权力行为。”具体见和讯网新闻2012年8月20日转引《学习时报》文章，“灰色权力的扩散及其治理”。
[16]同[3]，俄罗斯政论家舍甫琴科提醒北京同行，指出“迫害异见人士，把批评声音当成外国敌对势力针对苏联的阴谋”是苏共亡党暨苏联解体的两大重要原因之一。另一个是苏共整体性贪腐败。
[17]参见郑永年发表于2012年5月4日[14]报的文章，“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
[18]这种说法见诸美国《纽约时报》2010年12月6日文章，“中国的颜色革命？就让他保持红色吧”（作者：埃里克·李）；同[3]报，12月8日译介，“让中国保持红色是最佳选择”，第16版〈海外视角〉。其环境论述原状如此：“尽管中国有许多充满民族主义的言论（中国的网络空间有大量这样的言论），中国政府真正的外交政策举动却基本上是温和而克制的。一旦颜色革命推翻了共产党，谁能保证这样的路线能够延续下去？特别是如果具有民主资质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夺取了共产党倒台后的政权，还能保证继续走这样的路线吗？”
[19]撰写“为什么中国不会崩溃”一文发表于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2年7月11日）的作者丹尼尔·贝尔，是中国清华大学的外籍教授（中文名淡贝宁）。该文被《参考消息》（2012年7月15日）放在了头版头条位置，译介题目“西方权威媒体驳‘中国崩溃论’”。但是，译介文章并未涉及贝尔与中国有关的任何信息，如中文名字与在清华大学的教职。
[20]同[19]，它也与[15]提到警告有相似之处。
[21]沈志华对斯大林“联合政府”（即新民主主义）的总结是：“在西方势力范围内，这一政策表现为劝告共产党放下武器，加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则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入由共产党掌控的联合政府——在当时称为新民主或人民民主主义制度。”参见沈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中册（全三册统一页码），P585；沈编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2]参见瓦西里·博尔金（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戈尔巴乔夫办公厅主任）著《震憾世界的十年——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中译本，甄西等译），P136（<社会主义国家的分裂>小节）；甄译版本：昆仑出版社，1998。原版：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