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高层代际交替的时候，中国有可能出现实质性的政治转变。
代际交替的乱象已经在过去的几个月间充分显现，而乱象过后的中国政治是否真的会出现一丝生机？登上权力巅峰的新一代领导当中是否有人还记得，自己年轻时曾经追逐过的民主梦想？
十三年前，我曾写过《中国转型时期的代际政治》一文，发表在《北京之春》1999年第8期上。文中提出了代际政治的概念：“代际政治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一种特殊政治形态。主要的政治分界不是在同一代人的中间，而是在两代人之间。同一代人的政治分歧，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同一代人的政治争论，不过是茶杯中的波澜。只有在人事的代际交替时，才会出现具有实质性的政治转变。尽管每一代新人登上历史舞台都会在政治上卷起一阵旋风，但只有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才会出现典型的代际政治。”
为什么说典型的代际政治是转型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历史学家唐德刚把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政治转型比喻为过“历史三峡”。“历史三峡”中水流湍急，每一代人都要比上一代人前进一大截，甚至搞到父子不相认的地步，才能迅速渡过转型期的险境。譬如说：“五四青年一代对於参加过同盟会的父辈，感情上已经格格不入，无法接受他们抽大烟、娶小老婆、在妓院中策划革命。而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后来虽然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对於中国革命的目标模式却没有很大的歧见，因此在党派上变节就不会带来心理上不可克服的障碍。”
中国几代人的发展目标都脱离了千年传统，表明“华夏秩序被‘船坚炮利’打破后，中国不得不在西方强势的世界体系中重新定位，中国传统思想早已被边缘化，新的本土思想源头尚未涌现，思想上基本处於无国防无抵抗的状态。一波接一波的外来思潮，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定下了思想的基调。由於没有自己的思想根底，中国的政治演化成为世界主流思想嬗变的多少有些滞后的衍生现象。”从1930年代至1950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世界上处於战略攻势，苏联搞原子弹都有西方知识分子自动把机密送上门。到1970至1980年代，则是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全球复苏的年代，“苏维埃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在新科技革命中败下阵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对於每一代中国人的思想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共和国领导人的代际
以二十年为一代，我在上述文章中划分了共和国的四代人：“如果说毛泽东、邓小平是共和国的第一代（五四运动的一代），胡耀邦、赵紫阳是第二代（一二九运动的一代，政治成熟於30年代），江泽民、李瑞环是第三代（建国前后的一代，政治成熟於50年代），接下来的就是第四代（四五运动的一代，政治成熟於70年代）。”我没有把江泽民和胡锦涛视为两代人，他们只是第三代人中的两个亚代。中共十六大是亚代之间的过渡，中共十八大才是第三代与第四代之间的替代。
“在80年代中期，一些新权威主义者曾经认真思考过代际政治问题。他们的理想方案是，巩固第二代领导人的权威并延长其政治寿命，加速第四代人的接班进程，通过上压下挤，实现直接对接，在权力政治上封杀第三代领导人的时代。
然而，天不遂人愿，第二代与第四代的政治直通车没有开通，第一代与第三代的隔代交接班却成为现实。“为什么当时体制内外的政治智囊和政治算命师会有排斥第三代人的想法呢？因为党国体制下的第三代人是非常特殊的一代人。苏共第三代即勃列日涅夫这一代人造成了苏联的”停滞时期“，中共第三代也可能表现出类似的素质，前车可鉴，因此才会有上述想法。
苏共领袖的代际
列宁、斯大林是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代，两个人相差9岁，可以划为两个亚代，类似於相差11岁的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共和国第一代人中的两个亚代。赫鲁晓夫、米高扬是苏维埃政权的第二代。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是苏维埃政权的第三代。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是苏维埃政权的第四代。
第一代人是列宁党、苏维埃政权和斯大林体制的创立者。第二代人曾积极致力於改革斯大林体制，但没有触及列宁党和苏维埃政权，结果是改革半途而废，改革者身败名裂，这和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的命运非常相似。第三代人汲取了第二代人的教训，成为政治上“维稳的一代”。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核力量和军事力量迅速膨胀，克格勃在国内外无孔不入，持不同政见者无处容身，而贪污腐化、社会溃败一发不可收拾。第四代人则成为党国的终结者。
苏共第三代人特殊素质和品格的形成，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教育的原因，一个是政治运动的原因。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人文社会学科以及文学艺术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活跃期，到斯大林掌权之后，先是扼杀党外的学术界，然后整肃党内的理论界，逐渐形成以红色教授学院和《联共（布）党史》为代表的一套党化教育模式。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这一代人就是党化教育的产儿。
斯大林在19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把政界、军界、文化教育界的干部消灭了十之八九，这样就让勃列日涅夫“第聂伯罗帮”的一批“红色工程师”捡了大便宜。
勃氏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就从一名冶金工程师晋升为苏共中央主席团（相当於政治局）成员，与此相应，胡锦涛也在十几年时间里就从一名水利工程师晋升为政治局常委。“工程师掌权”，是苏共和中共第三代人的共同特徵，却是世界治理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戈尔巴乔夫是法学士出身，习近平和李克强拥有法学和经济学博士学位，这就回归了世界各国政治领导人的常态。
被摧残的第三代
在中共第三代人中，与苏共第三代人最相似的是胡锦涛这个亚代。江泽民是1949年以前名牌大学毕业的，会讲英语，会背林肯《葛底斯堡演讲》；而胡锦涛的青少年整个是在党化教育的鼎盛期，最熟悉的外国文化是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前者比后者更瞭解当代世界。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如果不是在江朱时代（江泽民、朱鎔基时代，编者註）的末期拍板，恐怕胡温（胡锦涛、温家宝，编者註）十年也难以成事。
毛泽东时代的两次政治运动，毁灭性地摧残了第三代人中的思想精英与政治精英。
1957年的反右运动，将十分之一的大学生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红卫兵，不论是哪一派，在1976年以后的“揭批查”运动和清理“三种人”运动中都是清查对象，在升迁上受到影响的大学生比例，恐怕还要超过十分之一。1980年代中组部建立“第三梯队”名单，一个关键性的指标是必须是文革中的“逍遥派”。当下65岁以上的中央领导，都曾经名列这个千人名单，也就是说，他们都曾经是政治不活跃青年，比较缺乏人文社科知识，基本上属於勃列日涅夫式的“红色工程师”类型。
曾经怀揣理想的第四代
第四代人就不同了。他们在十几岁以前，也曾经是毛主席的“好孩子”和“红小兵”，但是在林彪事件爆发后，他们开始怀疑毛泽东思想，进而成为以“尊周”（尊重周恩来，编者註）为名义以“非毛”（排斥毛泽东，编者註）为实质的“四五运动”的参与者。
在1970年代末，他们被称为“怀疑的一代”、“迷茫的一代”，这种心理状态很适合他们在恢复高考跨入大学校门后如饥似渴地汲取当代西方思想。
第四代人的精英折损率也低於第三代人。
尽管最早被吸纳为团中央委员的“四五英雄”周为民、韩志雄、王军涛等人因为参加民主墙和民刊运动而被打入“新三种人”之列；尽管最早成为副部级干部的青年“四君子”之首翁永曦被以“三种人”名义拉下马；尽管曾经在仕途上领跑的“团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潘维民和天津开发区主任张炜因为胡、赵的倒台而下台；尽管胡、赵的青年智囊们——如中央办公厅的吴稼祥、中央政改办的陈晓鲁、高山、吴国光、吴伟等人在“六四”后大面积牺牲；但仍然有1980年代的青年风云人物在庙堂上留存下来。譬如说：与王军涛共同创办北京大学学生代表会议，在高校竞选运动中领衔推荐张炜竞选人民代表公开信的李克强；与翁永曦、朱嘉明（“六四”后曾任海外民运组织负责人）共同列名青年“四君子”，与包遵信（“六四”后被判刑）、陈一谘（“六四”后流亡海外）共同列名《走向未来》丛书编委的王岐山；因同情学生民主运动而在“六四”后一度仕途蹭蹬的李源潮；以及曾为畅销政治小说《新星》主人公原型的习近平；……
宪政民主的希望
我曾经说过：“转型时期代际政治的产生有两个基本的原因：社会急剧动荡，思想频繁更新。如果社会持续朝着一个方向演化，不论是向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代际政治均不明显。”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在几代人中佔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邓小平改革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就是赵紫阳概括的“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只抓经济建设，不抓社会建设，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已经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和道德问题。
近年来，原有的“改革”共识已经破裂，精英和底层都出现了强烈的不满和骚动。体制外人士早已给了改革一个“死刑判决”；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刘源的“新民主主义”，则是体制内人士突破邓氏“改革”框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尝试。
在中共十八大前后，虽然会有种种新的名号和提法出笼，但基本方向只有两个：或者是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或者是宪政主义和民主主义。
我在十三年前写道：“第四代人中的体制外民主派，已经亮出了政治反对派的旗帜；如果要想了解体制内民主派的潜在动向，与其相信种种小道消息，不如认真阅读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回忆录，尤其是布林拉茨基与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
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旗帜上写着“宪政”两个字，这能不能成为体制内外一种新的共识？我认为是有希望的。体制内第二代的李锐在中共十六大前夕就呼唤“宪政大开张”，第三代的温家宝在最近几年频频标榜“普世价值”，第四代的李克强和李源潮，也曾经公开鼓吹“宪政”。2004年，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李克强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从宪政角度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经验。”
2006年，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说：“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宪法，增强宪政意识，自觉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后来，他们又闭口不谈“宪政”了。我认为这不是一种抛弃，而是一种蛰伏。
自然，可能性不等於必然性，要把“宪政”从希望变成现实，还需要体制内外人士的各自努力和良性互动。而走向宪政的前提是，必须遏制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倒行逆施。
（作者系北京政治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