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行业萧条,小企业破产.原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无法延续,中国经济需要一个新的动力,甚至一次危机,才能走出泥沼。
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资料,2012年第二季GDP增长率依旧高达7.6%,这一数字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无疑相当靓丽。但回到真实的经济,则是一幅日益晦暗的经济危机图景,房地产,钢铁,採矿,汽车等大行业已十分萧条,而依赖出口为主的纺织,服装,制鞋,玩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更是在苦苦挣扎。第四季将迎来更多中小企业的破产,经济危机将向纵深发展。一个侧证是9月以来,华东华南等主要经济带的空气品质明显好转,这其实也是大部分企业开工不足的一个尴尬喻示。
这场经济危机将如何演变?在一个高度複杂和激烈的社会情势中,将带来什么后果?而执政当局将如何应对?一篇短文自然不可能回应所有这些关注,但作为一个引子,本文希望触及一些影响中国经济的具有普遍性的原因,结合《阳光时务周刊》后续在经济领域的评析,和读者分享对中国经济体的基本诊断,来为失去方向的中国经济提供一种知识上的导航,最终推动中国经济走出危机.
转型之痛人口红利耗尽
风起於青萍之末,最近两个并不显眼的商业新闻,说明很多显着的变化早已发端。
2012年7月19日,阿迪达斯宣布,基於“重新整合全球资源的策略”,决定在今年关闭其位於苏州工业园的在华惟一一家直属工厂.阿迪达斯给出的理由堂而皇之,但说白了就是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其生产基地开始逐步转移。事实上,东南亚的越南、印尼等国家已成为跨国公司的重要生产基地。越南生产的耐克牌运动鞋总量已超过中国。
2012年8月8日,中国知名的平民时尚品牌凡客诚品,宣布将部分订单转移到孟加拉国,并计划将更多生产环节转移到东南亚,以缓解不断上升的人工成本压力。这虽然会增加交易成本,并带来管理上的挑战,但相较於中国东部地区工人每月至少达2000元人民币的薪水,孟加拉国工人约为500到600元人民币的月薪,将带来明显的效益。
个案表明,建基於人口红利和低劳动力价格优势的中国制造,正在遭受来自东南亚、南亚国家的挑战,而处於一个历史性的变局中。这种变化自然有複杂的原因。中国连续实行三十多年的僵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反应在劳动力领域,就是人口红利的衰减.另外央行的货币政策导致的通货膨胀,除了带来广泛的资产泡沫之外,也导致劳动力价格水涨船高。像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如果失去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又无法在高科技创新型领域有所突破,对中长期经济健康的冲击将是无法想像的。
经济之伤 企业家精神萎靡
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派还是奥地利学派,都特别强调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尤其对奥地利学派来说,企业家精神几乎就是经济发展动力的全部。
而企业家精神的逐步萎靡,乃至丧失无疑是中国经济最根本的内伤。从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家精神的快速消退。
浙江知名房地产企业家宋卫平在接受媒体採访时,公开指责政策不讲信用,说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为拉动经济,大力鼓励房地产企业购买土地,但随后就在2010年出台调控政策,说要限购。宋卫平甚至赌气说,把房价一降到底,以后再也不做房地产了。
9月份笔者参加了浙江一个企业家俱乐部举办的沙龙,在座包括近百位来自多个行业的举足轻重的企业家。但沙龙所有的话题,都是政治性的,包括对政策的抱怨,对薄熙来所受处置的猜测,同时特别热心追问所谓的十八大人事安排。企业家们自然应该关心政治,但这种虚高的政治热情,显然反映企业界对政治风险的某种恐惧,大家都急切地需要瞭解相关政治资讯来规避经营风险.这种高风险的社会环境,使得企业家无法专注於经营,他们的才能被大量浪费.
而精英移民也表明了企业家阶层对中国环境的不信任。胡润发布的《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和《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个人资产超过1千万的人群中,有近60%已完成或正在考虑投资移民。与之一同流失的,不仅是资本,更重要的是企业家精神。
那些没有选择移民,而是选择坚守的中小企业家,面临同样深重的困局。笔者日前採访的一个江阴企业家,已经在服装加工业深耕将近20年。20年前,他是众人眼中惹红的千万富翁,而20年后的今天,虽然财富积累有所增长,但他的相对地位已不复当年。长期在同一行业耕耘的他,所有的知识,社会关系都被定格。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他不愿放弃,但也没有能力和动力去进行所谓的升级转型,而只能苦守。然而可喜的是,他已从一个埋头经营的老闆,转变为一个关注社会走势的企业家。对网络上热点的财经类评论,他都可以娓娓道来。而对於那些关於目前税负不合理的文章,和对企业负担的评述,他更是感同身受。他的感慨是,不知道自己还能坚守几年,不改革,经济真是不行了。
可以这么说,除了少数和权力紧密勾兑的红色资本家,大部分企业家都开始看淡中国经济前景,纠结和无力感也成为具代表性的企业家心态.这种心态自然会深刻影响到他们的选择和经济行为。经济危机和企业家精神危机相互叠加,将给经济体带来长期的负能量。
政策之乱 政府罔顾规则
经济发展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政府。市场主义取向的经济学理论,强调政府的角色是确保经济自由和竞争,保护产权,尊重并保障契约的执行。当然,中国的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变而来,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繁杂,和西方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角色反差极大。尤其在经济危机的情景中,强调政府可以创造有效需求的凯恩斯主义自然大行其道。2008 年底的“四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就是这种思路的产物。
但当2012年经济危机再度袭来时,政府几乎是本能地重複过去的经验,继续通过大规模投资,刺激经济回暖。这是典型的饮鸩止渴的做法,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可估量的长期危害。
但政府在经济领域的错乱行为,远不止这些。以9月中旬以来中日就钓鱼岛主权争议展开的一些对抗行为来看,中国政府几乎毫不顾忌地将祸水引至经济领域。对日系车的歧视,对在华日资企业的骚扰,甚至勒令部分书店下架日语书籍等做法表明,为了某种政治意图,政府可以罔顾基本的规则,践踏市场。而这将对中国政府的公信力,及中国经济长期的吸引力,带来巨大损伤。
而刚过去的所谓十一黄金周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做法,也典型地表明政府缺乏对行政程式及市场契约的尊重,更重要的是,黄金周高速公路免费通行,并没有赢得民间的喝彩。很明显的意图讨好公众的政策,结果却招来普遍的责骂,这说明政府从智力上已经破产.
从影响经济政策的基本思路,到具体的政策落实,从金融自由到社会分配,中国政府在多数领域表现都不及格,错乱的政府行为已成为中国经济健康最大的威胁.
如何为经济发展导航?
比较优势正在失去,企业家精神消退,政府行为错乱,这些都意味着原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已无法延续,中国经济需要新的动力,新的导航体系,才能走出经济危机的泥沼。
基於对现状的深刻担忧,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最近提出警告:指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当前社会上存在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於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而作为一种象徵性的行动,大批自由派学者於9月中旬重聚莫干山,以学术会议的形式,启动莫干山会议的历史意涵,呼籲推动自由化改革,试图为中国经济重新接续动力。
即将开幕的中共十八大让很多人满怀期待,他们希望十八大能打破权贵结构,重新确立经济发展的自由化路线。不过从目前来看,十八大最重要的功能将是平衡中共各个派系的人事安排,而不太可能提供新的经济社会愿景。
在经济和政治高度缠绕和僵化结构下,通过民间的建言,指望开明的领袖,都不可能为经济提供所需的导航。而从更长的历史视角来看,有些危机也许是必要的。
正如西谚所说,一千次说服,不如一次危机.只有经济危机,才能摧毁原来畸形的经济结构,带来必要的政治压力,催化政治结构的改善。民众在政治上获得赋权,才能有机会对抗既得利益等权贵阶层,才能参与对经济发展方向和方式的博弈。
从这个意义上,经济危机将自己给出答案,人们需要做的是,不要每次都错过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