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庭。原告任建宇坐在法庭上，两手有点抖，时不时合在一起，就像还戴着一副隐形手铐。被告是重庆市劳教委。

他的父亲就在旁听席上，他的女友和同事也到场。他们都快认不出来这个原本138斤的青年。关进劳教所一年后的任建宇，现在只剩下103斤。

他变得沉默了。“祸从口出。”他的代理律师浦志强说。

一年前，任建宇因言获罪，被重庆市劳教委宣布劳教两年。现在，他和他的家人决心讨回清白。

“无妄之灾”

2011年8月17日，这一天是周三，重庆主城区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任建宇的女友正在家里看电视。她接到了任建宇的同事给打来的电话，说她的男朋友被警方带走问话了。而两天前，她才刚从彭水看望男友回来。

“无非是派出所民警找他核对一些户籍信息罢了。”她想。在当时，任建宇在彭水做计生工作。

任建宇被询问的是他在QQ群里发的图片来源。他发图片之时，大连PX事件正如火如荼，“7·23动车事件”的阴霾还未曾散去，郭美美事件也在发酵。他还在群里发了一张领导人的搞笑图片。

询问结束后，8月18日凌晨，任建宇回去了。他在车上给网友“飞熊”发了两条短信：“我被网络警察带走了，告诉其他几个群里的人，QQ群被监视了，不要聊天了，不用回复我，我没多大的事。”另一条：“如果三天之后我没回来，请在微博上帮我唿吁，一定，不回。”

他回家后，删掉了自己曾转发的一些微博和帖子，删掉了QQ空间里的一些文章，然后打电话给女友。

两年前，任建宇考上公务员，被调配到彭水县工作。事发时，任还处于转正的公示期。女友担心他的工作会受到影响，在电话里说：“要不，我来?”

“不用，估计还会有事。如果我没事，准备回家一趟。”任建宇说。

但他没能回家。18日下午，任建宇再次被带走。这一次，“询问”变成了“讯问”。任建宇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立案，并在当日转刑拘。此时的任建宇又电话告诉女友：“我没事，协助调查几天。你别和家人说。”

四天后，迟迟等不到电话的女友着急了。她告诉了任建宇的父亲任世六。任世六正在工地上干活，听闻儿子被抓去，当时就昏倒在工地上。过年时，任世六不敢回家，任建宇的爷爷也觉得丢人：孙子成了劳改犯，家人抬不起头。

2011年9月17日，重庆市公安局提请逮捕任建宇。9月23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认为，“该案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不批准逮捕。但也就在当天，公安局管辖的劳教委下达了劳教决定书，决定将任建宇送往涪陵劳教戒毒所，劳教两年。

9月24日上午9点，心急如焚的任的女友接到了彭水县民警的电话，要她去领东西。9月26日逢周一，他们在彭水看守所见到任建宇。

此时，任的女友、任世六，乃至任建宇本人，尚不完全知道到底为何被劳教。对他们来说，这简直是一场“无妄之灾”。

女友在百度上搜索“彭水”，蹦出来最多的，是“彭水诗案”的检索结果。

2006年8月15日，彭水一公务员秦中飞写了一首针砭时弊的打油诗，被认为是攻击当时的县领导，因此而获罪，40多人牵连其中，被称为重庆现代版的“文字狱”。该案件后被迅速纠错。

“我连这个新闻都没看过。”任的女友说，“谁会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小镇青年

任建宇今年25岁，是重庆江津市石蟆镇关溪村人。2005年高中毕业后，任建宇考入重庆文理学院中文系。他家境贫寒，大学时曾靠给女生宿舍送水补贴生活。2008年初，他的母亲因脑血栓去世。

大学时，他是学院图书馆读书活动部刊物《书源》的副主编，还是入党积极分子，曾参加过入党培训。他读书广泛，曾是图书馆借书最多的学生，还为此得到了一纸荣誉证书。他骄傲地把这一荣誉写入简历。

2009年毕业之前，他曾在重庆的一个偏远县城支教半年。毕业时，他考上公务员，被调配到彭水县，在郁山镇计生办工作。

2010年7月9日，他工作刚好满一年，调入了山里当了村官。他有点失望，“一年前的今天，我结束半年的支教生活走出山区，刚好一年后我又再次走进山区，这一次也许永远都不能再出去了。”他不愿长期待下去，“不然将被时代无情地淘汰”。

他兢兢业业地工作，完成工作中的每一件事情，在同事的眼中，他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好青年，与同事和睦相处。领导、同事对他的评价，就像小学老师为优秀学生写的评语一样：“工作积极主动，服从领导安排，能不折不扣地完成自己的各项工作任务”，“积极参加镇上的各项活动，思想上追求进步，还写了入党申请书”，“他被评为2010年度优秀大学生村官”。

只有在QQ空间的日志里，才可以看到青年任建宇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以及他对未知的未来生活的恐惧。

他抱怨医生见死不救，嘲笑地震局专家，对集体唱红歌不满，对某些上访户的愚昧感到无力，斥责人们对扒手的视而不见，“包括我”。

2010年对他来说，“荒山不改，污水长流”。之后，他开通了腾讯微博，看到了“太多的负面新闻”。这一年，他有了可自由支配的收入，订阅了《南方周末》。他深感，“这个时代是有罪的，我们无可避免的，都是帮凶”。

他充满了愤懑，但“决定保持沉默”，只把这些写进自己的QQ空间里，留给自己和好友看。但在重庆市劳教委看来，这恰恰是任建宇“罪行”的佐证。

其实，任建宇很少有原创的信息。他转发的微博中，不少是专家学者，如杨恒均、于建嵘等，他们的书正在合法出版，他们也在四处为领导干部讲课。此外，任建宇还转发过中宣部原部长朱厚泽的言论，以及温家宝总理的政改言论。

他喜欢旭日阳刚版的《春天里》。“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自己的经历，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同身受”，他的女友说。

他们先是上大学时分隔两地，苦恋四年;好不容易等到工作时可以在重庆相聚，女友回到了老家当了小学老师，但任建宇却又去了彭水当村官，被嘉陵江和长江隔断。如今，他们分别处于高墙内外，会见时隔着玻璃，相互望见却无法触摸，只能用电话一诉衷肠。

这种“只有在电视剧上才会看到的情景”，在江津这两个小镇青年之间上演了。

劳教所的日子

至今，任建宇仍被关押在涪陵劳教戒毒所。他在2011年10月被送进来，号子大约18平方米，像学生宿舍一样是上下铺，能住12个人。任进去之后，很快认识了早先进来的方洪。

方洪，网名“方竹笋”。2011年4月22日，得知重庆检方对“李庄漏罪案”撤诉后，方洪发了一条讽刺薄熙来王立军制造李庄案的“一坨屎”微博，旋即被劳教。这就是着名的“一坨屎”案。

据方洪回忆，他们在劳教所主要的工作是做圣诞灯。上午七点到十二点，下午一点到六点。早餐一般是稀饭、3个馒头和1个鸡蛋，午饭晚饭都有肉可以吃。“应该说，待遇还是不错的，每个月大约花到五六百块钱生活费。”

方洪在里面负责分饭。“任建宇比较能吃，比我吃得多。”他说，“但他压力很大，精神状态不好，很紧张。小年轻嘛。”

任建宇干活非常努力，以期获得减刑。“据说，一个月要是不被扣分，可以减刑一天。”任的女友说。

“那个时候，唱红歌唱得好的话，也可以获得减刑，最多减三天。”方洪说。

他能说会道，是个话唠，常常在夜间卧谈时，讲解自己的时政观察，分析形势。有时，劳教人员被组织学习，方会和教官理论，后来干脆就不被允许来上课。

在2012年春节之前，杂志是可以带进去的。任建宇写信给女友：“《读者》这样的就不要带了，《南方人物周刊》一定要买，其他的随便吧。”

他们也可以看报纸，但不允许自己带进来。《法制日报》和《重庆法制报》会定期送入每个房间。通常，任建宇会把报纸拿给方洪，方看过之后，对任等人解读报纸消息。

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可以看电视，晚上他们会集体收看《新闻联播》。两会期间，他们看电视的时间更多一些。这是获取官方信息的主要渠道。

任建宇有空就会写信。他以前就很能写，劳教所的孤独也给了他一个机会，他拿起纸笔，写下十几封情书。在信中，他拼命地回想和女友相处的每一个欢愉的时光。一看到这些信，想起任建宇在劳教所的孤独和恐惧，女友就抹眼泪。

2012年元旦前后，他写信给女友，说他想再读一遍《南方周末》1999年的新年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他特别喜欢这句：“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女友将这篇文章打印下来，连同2010、2011、2012年的新年献词，一起给他送去。任在劳教所迎来的第一个新年—2012年，他看到《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是《像一束光簇拥另一束光》：“这是一个亟需正义的时代，而你对权利的坚守就是正义之源。”

到了2012年2月，杂志也带不进去了。那个时候，他们的副市长兼前公安局长突然驾车西去，遁入了美领馆。

“有一天早上六点多，我没去吃早饭。任建宇跑回来和我说，‘你的敌人跑了’。”方洪说，“我告诉他，他(王立军)早就该跑了。”

劳教所里炸开了锅。“所有人都很兴奋，包括警察。”方洪说。再到后来，温家宝总理的两会答记者问，他们也看到了。3月16日，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

任建宇不知道的是，从今年3月16日开始，人民广场不再集体唱红歌了。而他，曾在去年5月8日批评重庆：“唱红歌、大跃进、浮夸风、个人崇拜、蔑视法律。”

到了4月10日，中央宣布对薄熙来“双规”。“我快要出去了。”得知消息后的方洪对任建宇说，“我出去后，一定要救你出去。”事实上，按照方洪的劳教期限，他也该出去了。

那个月，任建宇还给好友欧小姐写了一封短札《结婚幸福》，祝贺她出嫁并且幸福。这封贺信当日在婚礼上被宣读，知道内情的几个好友无不默默流泪。

5月8日，已是自由之身的方洪起诉劳教委，6月29日胜诉。获悉消息后，任建宇赶紧写信给女友，托他打听方洪的消息，还要找律师。然而，他又有顾虑，又写信让她不要乱说话。

任的女友以前从来只看八卦，从不关心政治话题，但是现在她不得不关心，因为政治已经找上门了。已经躲避不掉的她，开始变得勇敢起来了。

她上网搜索关于方洪的消息，开始知道更多媒体和律师的名字。八月上旬，经方洪联系，《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何三畏就来到重庆，紧接着，浦志强律师也来了。

“那个时候，我真的感觉到遇上了好人。”女友说。

8月21日，任建宇诉重庆市劳教委的官司在重庆三中院立案了。就是这家法院，曾在龚汉周、方洪的案子中，判决劳教委败诉。

“不自由，毋宁死”

开庭前一天，10月9日，浦志强和徐利平两位律师前去看任建宇。任建宇早就知道浦志强的名字。

任建宇穿着蓝色衣服走了进来，坐在木制的三人椅子中间。他两膝并拢，双手做戴手铐状。他很瘦，衣服显得很肥大。会见的地方没有桌子，于是浦、徐二位律师分坐在任建宇的两侧。

“我握着他的手和他说话，他的手会抖。他看我说话的时候，挺开心的，就像一个替补队员看见己方进球一样。”浦志强说，“他有点紧张，我说，‘你令我气愤的是，为啥不转我的微博?’他笑了，才放松下来。”

10月10日开庭当天，任建宇的一些同事、同学去旁听了。一年来，任建宇成功减肥，瘦了35斤。这是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了。他撩起上衣：“你看，我的啤酒肚没了。”

重庆市劳教委出示的任建宇“罪证”中，有一件背后印着“不自由，毋宁死”的T恤衫。这是在2011年5月，任的女友在网上订购了一套情侣衫，分别印上了他们的合影。看到如此个性化的T恤衫，任建宇加订了一件，印上了“不自由，毋宁死”这六个字。

此乃美国人帕特里克·亨利在北美独立战争前夕发表的演讲中的一段话;这句话亦成为希腊国训：希腊国旗上的九条宽带寓意在此。

在1942年，中共南方局早期革命者苏蔓与妻子罗文坤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留下“不自由，毋宁死”的纸条后自杀，以身殉党。中共建政后，苏蔓夫妇的英勇事迹被收录在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接受前往红岩的游客们瞻仰，该事迹展板所配发的标题即是这六个字。

孰料，那件印着同样字迹的T恤衫，成为任建宇的罪证之一。

“一个警察对我们说，他(任建宇)的思想肯定有问题，不正常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任建宇的父亲说。

2011年8月24日，任建宇曾在彭水看守所写下一份《我的悔过书》。他“深刻反思，彻彻底底地认识到自己的幼稚和无知”，认为自己“对不起党和国家的培养，对不起领导的关怀，对不起所有人”。他痛陈自己犯下大错，深深忏悔，乞求原谅。

当然，那是他在身陷囹圄的状态下写的。如今，重庆已然“换了人间”，一些因言获罪的人起诉并胜诉，他备受鼓舞。今年八月，他认为自己无罪，曾对父亲说：“20年内，我必平反。”他的父亲很害怕，嘱咐他“不要乱说话”。

任世六已经两个月都没睡过好觉。在任建宇诉重庆市劳教委立案后，他来到重庆沙坪坝区打工，两个月来一直住在没有房门、只有半个天花板的工棚里，坐在一张席子上抽着闷烟。

“他父亲原来很绝望，之前也没有律师帮他们。现在，律师和媒体给了他们一种希望。他们从害怕、不懂事，到逐渐敞开愿意和别人交流，变化是所有人给他的。”浦志强说。

庭审结束后，女友勇敢走上前去，和任建宇拥抱。这种拥抱，已经一年不曾有过了。

任建宇的案子在网络上引起很大的反响。新闻报道出来后，任建宇一位高中同学小于(化名)说：“胡锡进都看不下去了。”

事情似乎正朝好的方向发展。就在10月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姜伟说，劳教制度的一些规定和认定程序存在问题，正在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

10月10日的开庭结束之后，浦志强前去结房账1262元，被问发票咋开，浦沉吟道：“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