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满清大员中，林则徐无疑是少有的开明之士，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可以说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从一些史料的细枝末节，便可窥见当时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程度。
竹竿与马桶战法
自从乾隆年间英国使臣觐见皇帝拒行跪拜之礼后，民间对此便有种种说法。一说英国使臣见到中国皇帝后慑于“天威”，不由自主双膝下跪；另一种说法是洋人的膝盖与中国人不同，根本不能弯曲，所以才没有下跪。鸦片战争爆发时，有人想起这第二种说法，信以为真，因此提出“红毛番”虽擅海战，但由于膝不能弯，不擅地面战争，所以中国军队只要多准备些长竹竿即可，两军相遇时用竹竿将英人捅倒，他们便很难爬起来，中国军队自可轻易取胜。这种说法，对林则徐亦有相当影响。当然，他并不相信英国人是天生的膝不能弯，而是他们腿打绷带使然。在战争爆发前夜，他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林则徐的认识尚且如此，他人便可想而知。如当时的名将杨芳，作为参赞大臣于1841年赴广州防剿英军。他到广州后，认为英舰在水上浮行却几乎炮炮皆准，命中率反远高于清军在陆上固定的炮台，其中定有某种邪术。他笃信中国传统，认为妇女所用的秽物最能“以邪破邪”，故想出妙计，搜集许多妇女所用马桶载在竹排上，出防炮台。结果当然未能“破邪”，炮台为英军所破。当时有人赋诗曰：“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兵家常识，战争双方无不想方设法了解对方的情况。但在近代中国，这条“常识”却不适用，或者说是不准用。
林则徐、魏源为了解敌情而做的探索，反被视作大逆不道
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面对现代地理学，他花了许多功夫，“考证”出“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即承认中国在地理上虽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等人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观的了解。
然而象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他们甚至不得不对为“制夷”而“知夷”、“悉夷”百般辩解，也因为这种不畏浮议、敢于面向现实的勇气，林则徐才被后人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仅仅“知夷”尚且如此，他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则必然遭到更加严厉谴责。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林则徐、魏源的重要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今日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思想，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溃夷夏之防”，甚至是“以夷变夏”的违禁背俗之作、惊世骇俗之论，受到时论的猛烈抨击，成为“众矢之的”。
所谓“溃夷夏之防”就是说“华夏”文化与“狄夷”文化间有一道“防线”，林则徐、魏源等使这条防线“溃败”，最终会导致中国被“夷化”。而且，在中国被敌人打败、群情激愤的情况下，反而要承认敌人有长处有优点，应当向敌人学习，不仅难被接受，更易被指责为媚敌、通敌，长敌人之志气灭自己之威风。在这种道德严责面前，林、魏的“师夷制夷”之说“举世讳言之”。林则徐因主战获罪，朝野有不少人对他深表同情，甚至敢于为其鸣不平，但是愿意或敢为他负上“溃夷夏之防”之罪责而辩解者实在是少而又少，这顶帽子委实可怕。
广州士绅梁廷楠是当时极少数对西方有所了解之人，林则徐到广州后曾慕名亲访，咨以战守之事，他也积极参与禁烟活动并发动当地士绅支持，在许多方面都与林、魏一致。然而，他也批评“师夷”之说是丧失国家体统的奇耻大辱：“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不知梁氏的批评是出于外在的巨大压力表明自己要与林、魏“溃夷夏之防”之罪划清界限，还是内心确实如此认为。但无论哪种情况，都反映出了“师夷”之说面对的巨大压力和孤立无援之境。
对现实的回避，其实只能使现实更加严酷。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说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启蒙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
甲午战败直接引发了戊戌维新运动
几十年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直接引发了戊戌维新运动。维新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由于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但在历时近十个月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所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日军在中国领土上肆意烧杀掳掠，清政府最终不得不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向敌乞和。
中国的失败使国人痛心疾首、深受震撼，一些先进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痛定思痛，探索新的救国之道。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衣冠、改正朔、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日本因学习西方由弱而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象日本那样变法维新，学习西方。1895年5月，康有为在北京发动著名的“公车上书”，公开提出只有学习日本变法才能强国的主张。在论证了变法强国的必要性之后，他提醒说：“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上清帝第二书》）在以后两份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他一再提出要向日本学习：“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上清帝第四书》）日本维新说明现在“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另无他图”。（《上清帝第五书》）梁启超在风靡一时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也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在维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
这些对敌人的夸赞、要向强敌学习的疾呼，使朝野为之一震，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坚决反对，认为是大逆不道。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则深为所动，在“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就命康有为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从1898年6月21日起，康有为开始将自己所著15万言、十二卷本《日本变政考》陆续进呈。光绪皇帝更是急不可耐，康有为写道：“一卷甫成，即进上。上复催，又进一卷。”（《康有为自编年谱》）终于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进呈完毕。《日本变政考》以编年的形式，对明治维新的内容、经过和经验作了详细的介绍、评说和总结，并结合中国情况向光绪帝提出变法的具体建议。在这本书中，他响亮地喊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强调“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把定典章宪法作为变法的“总摄”，确是抓住问题的关键；在书后的“跋”中，他总结说，明治维新“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他斩钉截铁地断言：“我朝变法，但采于日本，一切已足。”
康氏的《日本变政考》对光绪皇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百日维新”中发布的许多上谕、变法的主要内容都来自此书。
面对失败，维新派提出要向敌人学习
在中国为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忾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派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之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而维新派之所以有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的勇气，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所说：“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戊戌政变记》）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提倡的爱国主义。
从林则徐主张向打败自己的敌人学习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康有为明确提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用词不同，内在精神一脉相承。然而这种冷静的爱国主义却一次次被反对者扣上“以夏变夷”、“媚外”、“崇洋”、“卖国”、“殖民”等大帽，使其居于道德或政治的绝对否定性境地和劣势地位，因而只有招架之功，反对者进而自己再以道德或政治的优势地位对其作义正辞严的攻击或批评。这样，在近代思想概念的流变中，所谓“民族主义”便常常带有相当程度的封闭排外色彩，实际应称为“狭隘民族主义”。近代历史表明，这种“民族主义”却又偏偏对中国真正的繁荣富强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实际误国匪浅，为害甚烈。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相当的警惕。可以想一想，究竟是杨芳坚守中国传统的“马桶战法”能救中国，还是林则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能救中国？历史说明，近代中国的些微成就、终未亡国恰恰是许多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主张“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有识之士不惜负重谤而努力奋斗的结果。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