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本历史的两大发展轨迹概括之即：一，公－武政治—即公家（官僚和王室）政治与武家政治（藩阀和幕府）的存在，发展乃及其间性关系的消长；二，王室与幕府关系，在明治维新开始后，从公－武政治发展出来的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遂呈取代之势，但是武家尾大不掉，导致军方以下克上，发生日本之全面亚洲侵略。
其间，即便在维新时期，一方面，公家政治历经大政还朝，登上台面，而武家政治，逐渐式微，然而，后武家政治在改换形式和继承内容以后，以军方干预的方式，继承日本以下克上的造反和哗变传统（如，德川家康是织田信长的家仆——丰臣秀吉是德川家族的仆从等等），使得军方武士势力重新致衡日本官方乃及冲击明治以来的所谓“正面走向”，堕落为当时犹赶不及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遂发生协同德国纳粹发动二次世界大战的新军阀统治。
于是，明治以来的政治分歧开始逐渐浮上台面，并展现两种关键倾向。一个倾向是，日本后幕府状态下民主－王政势力的做大。这个趋势并未完全改变日本历史上自治势力的存在和保持。大久保力通等人维系和努力自治的结构性延续，使得王政中央集权体制逐渐包容地方自治的身存。
再是，日本帝制宪政的派系载体为此日本前途亦展开斗争和整饬于多党制。所谓政治权力的天赋定位，虽然，不同于西，但是，日本化西以来，对待佛教和基督教势力的宽容，使得神道教并不排斥异端而呈一元。
所谓天赋君权和天赋人权，并道而行，紧张关联——而主权在民——主权在君和主权在君－—民三派的政治格局业已形成。其中板原退助的自由党主张准确西方意义上的主权在民，并迎来他们屡受挫折且终于实现的政党政治时期——这个时期和明治23年期成议会的完成，成为新时代日本致衡帝国宪政的——大业绩——这个时期的帝国宪政虽然凸现了伊藤博文的效用。
但是，明治三杰如木户孝允等人的民间制宪和致衡思想，开始滥觞于日，且形成结构和解构日本帝制的一种利器——这个利器之发生论的提法，就是大隈重信在《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中提到的，关于大隈，板原形成日本（作为反对党的）“两大敌国”。
于是，日本在十九世纪重现了他在战国、春秋、南北朝时代乃至奈良和江户时代隐匿和潜在的那种政治致衡势力与势道。所有具备效力和公道的政治之基础，就是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共和致衡，利益分享，乃至一如日本之所谓还民与政，还地与政（虽然，她是以大政还朝的形式做出决策的。）
这样，就产生又一个问题，也就是，王政和民主政治关系之问题。这个日本问题就像很多日英比较学作家笔下呈现的日英政治文化之异同之论述一样，日本王室之虚君和实君政治，双向存在，迄今不泯。这些基本概念是，君主政治并未能够完全按照伊藤博文帝制宪政实行非政党政治和人民参与政治；在另外一个层面，因为公—武两家之走势不澄，出现后来即便在明治时期乃至昭和时期之后，武家势力做大之局面；反观日本“下克上”传统中，中下级极端军方势力，协同物质精神两极的极端主义（大东亚公荣论），遂造成公家政治势力在武装势力面前一败涂地。
更出现先有大陆政策，后有侵华决策之序：从征韩论，占台论（西乡从道任台督），到日清甲午海战，马关条约——其间，便出现因为中国属地、属权争执于日俄之间的海路之战：此间出现日本称为国魂的东乡平八郎——战胜俄罗斯海军；乃木希典——战胜俄罗斯旅顺防卫部队；……）这样，日本之国内和国际事务逐渐脱离后殖民主义轨道，转向急起直追老殖民主义英、法、美之海内外版图和势力，且妄图改变世界（殖民）格局而惨遭失败。
这是日本追赶时间制造空间（生存）的战略错误和罪行。这个日本反其道而行止的殖民主义，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被美国之新政治战略（针对邱吉尔）所击溃；先后发生的印度独立，阿尔及利亚独立乃至菲律宾独立，在争执埃及独立和苏伊士运河航行权的英、美博弈中，英国老殖民主义败军于美国和埃及——乃至英军的撤出，造成了另外一条战线的混乱，也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
于是，日本殖民主义和老殖民主义的战争，发展成为一场无道和解放居间的战争。对日、对德战争，不再是日英同盟或者日俄血拼，她就如耶纳战役建树拿破仑主义之现代性路碑一样，日本的失败，也标志西方价值观朝向民主大潮之涌起。于是，裹胁于此之中国问题，中国命运和日本之重新链接，持续于今，关照于后。
我们今天看待钓鱼岛问题和冲绳、琉球问题，历史的眼光必然回复到那个时期的日本内、外政治，战争与和平。最后，美国的日本介入，使得这个日本问题，天皇问题和日本定位属性和发展方向问题，展现于今，朝向于前。
我们说，帝制带来的民主和民主抑止的王政，虽然，在政治解构和结构上，对于日本似乎业已过去，但是，日本公－武政治及其文化精神层面的老课题，并未完结；他的武家精神和殖民再造的历史温故，并未死亡；而其主要盟友的对日态度，也因为美国在中日两国之间的摇摆而呈现不稳定状态。
这个状态导致的先是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之强调民国之领土主权，到后来，否认中共大陆之台湾主权，凸现了旧金山和约（因为韩战爆发导致中美决裂），对于日本，台湾和两岸问题的定制。遂萌生不决定因素。
这个因素在未决、未定之期，又产生二、三十年后，对于中共的承认和G2。这样，国际问题给日本，给台湾遂带来理还乱的国际因素和美国因素。此道难题何解？如今并无良方。如果我们从历史的契入看问题，其实，也是为了这个问题索本追源的诠释和提醒。
二
首先，我们看待日本明治时期政党政治和帝制宪法之间的紧张和战斗。其间很多值得国人醒思之处比比皆是。比如，民间和官方的自由主义之互动；公家政治和武家政治的此消彼长；社会主义底层政治正确论如何让位给底层和民间人士、变暴力革命而加入议会参政……诸如此类。
其间关键所在就是明治时期的所谓正面走向，如何被异化和堕落成为昭和天皇发动侵华战争（乃及战败）。
明治以来，原先日本的幕府－公家的博弈，因为德川庆喜的妥协和退让使得维新伊始，并无烈战；但是施行宪政和党阁以前，明治二年遂即生成的所谓权贵专制政府，激怒了知识分子和部分藩阀，使得进一步的改革在言论和枪炮中选择；成为直接期宪和组党势力（组党和暴力，成为日本明治以后的分歧路叉，而日人基本上选择了前者：组党（含言论，结社和行宪努力），而不是暴力）——到了大久保利通预抑民权而发生西南战役终，西乡隆盛等人并不能将此维新之水，之孩，一同被葬；遂发生逐渐生成之日本抑止帝制权限的政党政治。
折断历史大隈言简意赅而括之，“维新之改革虽以舆论公议为标榜，实因诸藩联合之兵力能威制天下始克有功。其中萨、长而强藩之势力最为大。政府基址渐巩固二藩士具要津而尊重公议之精神乃渐消失。藩阀旗帜又起。于是不怿其倾向者多脱落焉。……明治二年所兴之集议院至废藩置县遂为有名无实。……土/肥二藩出急进政治家自立局外而批判政府。
明治六年，朝议因对韩政策而分裂，西乡隆盛，副岛种臣，后藤象次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主持证韩论（注意：顶顶大名和自由主将板垣也是侵略朝鲜之主将之一！！！——自立)，联袂辞职。岩仓俱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诸氏首畅内阁改革（侵略与政改并时——自立），仍留而当其局。西乡退归鹿尔岛乡里。板垣，后藤，副岛，江藤四氏则滞在东京。
“明治七年一月十八日板垣，后藤，副岛，江藤四氏与由利公正，小室信夫，古则滋，冈本建三朗四氏提民选议院之议。”开创了战争业去（西南战役失败），和平到来（宪政组党在即）之大业。
这个政治发轫自然要归功于那些创造日本各系政党之大佬（虽然，他们后来因为明治镇压而加入官方；而流亡国外；但是独立和招安并在，官僚与异议共存）。
再是，这个政党政治和政党人物，本来也是王权和藩阀乃及其代表人物之间的纷争夺权；是日本政治既主张公家政治之一以贯之的中央集权主义——也是幕府藩阀抵制，颠覆和绥靖之政治多元的传统沿袭。所以，日本改革无革命基于几个元素：
1，道统（神道）和正统天皇体制历经波折，挫折甚至濒于破灭，却可以悬一发而顾全身，从来没有出现：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之中国局面。故此，自治多元和两家（王－幕）格局，成为打破日本集权主义绝对一元化统治的民族风格和形式；这种形式，礼仪，道义和道德相约，成为最后德川家族权力归让王政的一次良性之答。
于是，2，虽然改革后时代多元主义，含藩阀幕末势力的顽抗，但是多元化势头业已转向政党政治和宪政政治而取代了王－幕之争——这个斗争没有改写明治主义的内核——只是3，武家政治潜入军方的前后武家之刀与花之间的偏斜，导致了日本在后来濒于毁灭的结果。这是人尽共知的。我们的起述当然来自明治维新也就是大隈重信所谓（日本）开国五十年历史的端绪（主要参照坂本太郎《日本史》的阅读和摘录以及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等籍，以便敷衍成文。）这里分开几个课题。
中央集权问题（她不同于极权主义，而是中央“集权”即大政还朝。这个集权可以容纳地域自治，财产共享（原始意义之“共和”）；
选举普遍化（从期成议会之财产选票到逐步放开、减持选票之财产资格）；
议会共和（从贵族议院、议员逐步发展到民间－平民选权）；
……宪政之帝制特性和统治风格越来越被平民化、民间化；政治互动和“民运”参与，齐头并进，并无偏颇。遂出现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政治。
德国式宪法的裁定和采定，并无大清朝端方和汪大燮等人抨击所谓英宪之拒乱党之实；虽然他们也并不采纳英国宪本，改为施行德国宪本。
而实际上的政党政治，无论在德国，英国，法国，抑或在日本，参入政治格局的方式，不是要毁灭宪党政治，而是如俾斯麦所示：“要为反对党架起金桥”（见其自传和各种《俾斯麦传》）
明治时期政党政治的发端如此。她基本上历经四个阶段；兴起，运作，衰落和复兴——虽然这个复兴仍旧不免遗留所谓藩阀，华族、士族和官僚特权，但是普遍的政党政治使得当初反对维新－专制体制的人民反抗和政党维权，进入了大致和本质的参政议政党政——也就是因为双向的导向，一个是暴力反抗的失败；一个是议会政治的坚持——从而使得在野朝廷和反对党派产生政治结构中的分权。
于是，此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所谓周期律大大不同于中国。他们说（《明治政治史》），“呜呼！其兴也矫矫然，如冲天之鹤，其散也累累也，似丧家之犬”。
当然一如世界概然之议会政治必然建基和发轫于党派政治和多党政治。没有没有多党的议会和没有没有共和的民主（而自由之基础，之载体也必然成为民主共和之所谓上层建筑。这样，日本政党政治的发生其实是与日本争取宪政的斗争一体相连不可于隔。
1，兴党之期。由于维新以后封建业破（废藩置县），三权分立，四民平等（奉还版籍）（即日本出现华族，士族和平民加上皇族），解散藩兵，国家征兵（军队国家化），土地和人民归还王政（土地私有化；农民得到土地），地方自治（设立府县、郡区町村规制和独立选举权）……日本改革走上探索之途。但是在征韩决议失败后，加上内部专制－维新的结构政治缺陷，就是政权不在帝制，不在人民，而在有司一批英国归国人士主张攻击官僚，应集公议，认为“设立选议院已属当务之急。”遂成立爱国公党，主张政府与人民融成一体。
2，维新时期的后藩阀势力以木户孝允代表常州藩——大久保代表萨摩藩——是一统集权以后的后藩阀势力存在——这样，木户反对专制的倾向开始展现；而相比于保守之三条，岩仓和大久宝。此刻，板原退助正式提及设立民选议院之议。
明治七、八年，板原推动的自由民权运动波澜兴起；同年4月，天皇下诏行宪。所谓革命和改革正在赛跑。由于宪政待期，不能完举，故此反对运动开始出现暴力倾向。江藤新平，太田黑半，前原一诚，而主要是西乡隆盛，相继暴动，相继失败。西乡战死，大乱被压。“大久保力通的威望分外高涨。”
西南战役后，士族开始考虑期宪保权；板原举办复兴爱国社。而与长、萨政府对质的大隈，于明治六年，代替大久保，担任大藏卿。（后，大隈因为“开拓财产事件”去职）。
明治十四年（1881年）天皇颁发开设国会敕谕，“明白宣布以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为期，开设国会。”于是，大隈开始组建宪政党——板原开始组建自由党——后大隈又组建立宪改进党——伊藤博文组建立宪帝政党，以抵制上述党派。由于经济情势不佳，民权运动低落。
3，明治十五年，岩仓具视（右大臣）认为民权运动无异于法国革命形势，取缔政党，禁止结社，控制新闻。板原被迫流亡；大隈亦受威胁。且切断了三菱公司对大隈的资金支持。明治十七年各个政党相继解散；含帝政党。于是暴力和暴动（暗杀）尾随而至。
4，明治十九年经济好转，民权活动重新和约。（明治十八年日本首次采纳内阁制。鹿鸣馆时期狂热欧化。人民利用日本治外法权不满而重启民权运动。明治二十年后藤象二郎组织丁亥俱乐部，“作为联合一切旧自由党员和改进党员的联系机关。”政府弹压。
这时，“大力唤起民论的后藤象二郎，突然于这年的三月入阁，担任黑田内阁的递行信大臣，轻易背叛了大团结运动。”（这种背叛的意义尚待商榷之——作者）
“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七月，举行首次帝国议会大选，十一月召开第一届议会，这时各政党又按照各自的传统组织起来，从此以后，自由民权派便以议会为舞台与政府进行斗争。”（其实是斗争，联系，互动和联合——作者）
这时的黑田清隆和伊藤博文都认为“政党凌驾内阁是最危险的”。但是，“后来世态的发展。和当时立法者的愿望相反，竟出现了政党内阁，扩大了选举权，实行了普选等等。（！！！）
后藤虽然分离了运动，但是议会还是容纳了各种党派：立宪自由党入会者130名；立宪改进党41名；中立大成会79名，无党派人士45名。“作为政府的反对党，占有议会过半议席。”（！！！）
由于政府，议会和政党之间的间性博弈，政府往往解散议会。明治二十五年、二十七年都有解散议会之举。只是在甲午战争后停止。5，战争以后政党内阁成立。进步党组合各党组成一个大党，由大隈为渠；板原被任命为内务大臣（于伊藤内阁垮台后的松方内阁）。后成立的宪政党集合了自由党和进步党。伊藤开始认识到“必须依靠政党内阁”，“便下野，把内阁交给了大隈和板垣。于是，大隈担任总理大臣，板原担任内务大臣”。
“政党内阁诞生了。”（!!!)
5，在以后山县友朋反动而为，军阀堡垒，打乱内阁，“长期背上了卸不掉的沉重包袱。”（也是后武家势力官僚势力和昭和沆瀣做武，侵略辈出之因素。——作者）（以上参见《日本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