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遵信先生于1028因病不治,溘然长逝。作为他的亲朋好友,我们痛之,悲之,哀之,并定于113在东郊殡仪馆最后送别先生。

与此同时,我们十分清楚,先生的辞世着实令中共官方心生畏惧,惊现不安。世人皆知,当局因制造六四屠杀事件,已经害怕了整整18年。现在,他们害怕的,是人们在先生丧事期间提到“八九·六四”。然而,先生的生与死,恰恰是与八九·六四连在一起的。人们纪念和悼别包先生,如何能回避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当局由此而忐忑凄惶,既属事出有因,也算咎由自取。

 

还有件事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这就是,那么多先生的旧雨新知从海内外发来唁电、挽联和祭文,那么多先生的生前友好不畏寒风、不惧阻遏,从本市、从外地纷纷赶来送先生——这种蕴含于民间的强大道义力量之彰显,不能不使当局深感不快,颇为头疼。在当局看来,人们因悲悼先生而表达,人们因送先生而聚首,不啻是对其六四定性、对其尚存威权的公开挑战。

 

应当说,对于当局的恐惧和不快,人们是不难理解的。从这次治丧活动的组织到先生葬礼的安排,我们始终本着“死者为大”的伦常准则,我们的所有举措,都注意到有理、有节、有度,都是为了让亡灵得到真正的安息。可以说,最不希望出现什么意外,最愿意把丧事平静地办妥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

 

这里,我们愿意公正地指出:在1028111的五天中,当局对我们的治丧活动,并没有加以人为的干扰。然而,就在先生葬礼举办前夜,当局却突然惊恐过度,在臆想中放大“军情”,随之出动警察对葬礼实施搅局。这,是我们断然无法接受的。为了更好地阐述我们的观点,以下我们将直接面对官方说话——

在我们看来,但凡你们(指当局)有一分智慧、二分气度,那么,即便再不安,再不快,你们的应对之策也只能是理解、容忍和克制。因为这是办丧事,是为死者送行。在最后的告别仪式上,大家除了悲痛,除了哀悼死者,除了按最起码的人伦之常,最起码的人性和人道去做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但是,天天把“以人为本”挂在嘴上的你们,却不幸出了个下下策:112,你们双管齐下,除了让单位出面“打招呼”,从而使一大批人被迫缺席葬礼外,你们还下达死命令,严令警察不需要任何理由,不用出具任何法律手续,像堵枪眼一样,去堵公民的家门!虽说此举并不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但你们如此不珍视自己多日之克制而率性胡来,还是令我们为之惋惜和深感不值。难道你们就没有想过,你们这样逞权势于一时,就是公然在世人面前把宪法和法律踩于脚下,就会把你们多年来刻意装点的所谓“法治”门面,冲刷得不成样子?难道你们就没有想过,你们紧急下达的违宪“死命令”,将会把一场正常的葬礼,演变成一起不大不小的“政治事件”?

 

你们刚刚在联合国文质彬彬地重申奥运期间要停战,这一条我们举双手赞成。不过,在人们治丧期间,不是更有理由要“停战”吗?然而,你们却在情急迷乱之中,不智地向包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宣战,把我们死死堵在家里,或干脆带到派出所去,甚至还在殡仪馆门前将人架走,并试图抢夺我们为葬礼所准备的死者生平材料。你们想过没有,你们这么干,会把你们“人文奥运”的漂亮宣示置于何地?又将把你们“奥运会前改善人权”的“庄严”承诺置于何地呢?你们想过没有,你们这么干,岂不就是向世人宣布:你们的所谓“和谐社会”,是建立在滥用警察暴力之上的?你们这么干,难道不觉得相当蠢吗?

 

你们对人家的丧事出手搅局,不仅很蠢,而且十分不可取。其实你们也知道,自有华夏文明以来,炎黄子孙都遵循一条最起码的道德准则:生者表达哀思和送别死者;死者接受生者的最后致意,并有尊严地告别此岸世界——这是不容干扰和亵渎的人道和伦常。可悲的是,在权令智昏之下,你们却蔑视和践踏这一准则,动用国家公器剥夺人们为死者送行的权利。你们该不会不知道,你们所干的这种无道之事,直令生者怒火中烧,也让死者无以瞑目;此外,奉命而来的警察,除张阳等少数人外,则处于茫然、无奈、失语和自责之中。你们若尚存羞耻之心,不觉得将因此而愧对列祖列宗,将因此而受到良心的责难吗?

 

最后,我们愿至诚地奉劝你们:从今往后,少干些得不偿失的蠢事;至少,不能再干这类给自己平添精神折磨的缺德事。

 

 

声明者:

 

江棋生 莫少平 王力雄 刘苏里 张先玲 浦志强 余世存 俞梅荪     齐志勇   曾金燕 贾建英 李和平 刘京生 王国齐 刘凤钢 王美茹 谢福林

 

声援者:

 

丁子霖 蒋培坤 于浩成 张显扬 刘晓波 张祖桦   唐元隽 赵达功 马少方 温克坚 李剑虹     强(草虾)郑恩宠   潘嘉伟 杜导斌   欧阳小戎    刘飞跃 姜福祯 张铭山   刘逸明 李建强   钮丰禾 车向前 范子良 张炳玲 余志坚 黄炬光(北国游子)

 

 

2007-11-15

北京

 

 

(声明者己于1110将本文交给北京海淀区国保大队,并提出由他们转交给112日下命令把我们堵在家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