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缘上还是宗教信仰上而言，土耳其应该和伊朗伯仲之间相去不远——他们都在中东国家，又都是中东国家中的伊斯兰教国家，还都是中东伊斯兰国家中的非阿拉伯国家。然而，在近代的发展中，它们却各自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土耳其实行政教分离，奉行民主，和西方也保持着友好关系。而伊朗则是由伊斯兰组织掌控政治，宗教的地位高于政治，和西方的关系糟糕。伊朗就是什叶派为主的穆斯林国家，是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这种国家最不民主最偏激最危险），即政权在精神宗教领袖手里，他们要团结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什叶派，目的是建立自己这样的政教合一国家，什叶派国家。而在其他周边的阿拉伯国家里，大多都是逊尼派为主的国家，但都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土耳其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而是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中央情报局将土耳其分类为发达国家，但经济学家及政治学家通常将土耳其认定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而美林证券、世界银行及经济学人杂志将其归类为新兴市场。为什么同样的伊斯兰国家却走上如此不同的道路？其间玄机何在？或许这一切都该归结于它们各自进行的两次世俗化改革。

先看伊朗。伊朗是传统的政教合一国家，二战结束后，伊与英、美关系趋于密切，英、美对伊在政治、军事上给予大量支持和帮助，同时也输入了西方一些价值观。60年代初，当时的国王巴列维为巩固其统治，缓和国内各阶层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提出以土改、工人入股分红、出售工厂股票、在农村开展卫生和扫盲运动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改革计划”（即所谓“白色革命”）。其目的是想借此使伊朗在2000年成为“世界第五工业强国”。巴列维指出“我们这场真正的革命，全部都遵循我指出的两个神圣总原则，即：考虑精神的宗教的因素并维护个人与社会的自由，消灭一世剥削的痕迹，消灭只对少数人有利而对大多数人不利的现象。”所以要“进行土地改革来消灭封主义和地主及被剥削者的基础上，还要提高妇女地位消灭文盲等。”具体来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废除佃农制.把可耕地的四分之一分给三万多农户，但这却严重侵犯了教产；在城市把一些工厂和企业出售给合信社和个人，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兴办大量现代学校，培养大批现代知识分子，对妇女各种规条得到进一步放松。这场改革应该说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的：社会得到迅速发展，许多巨型现代化工厂魔术般地出现，在原本荒凉的田野的德黑兰由一座肮脏破败的小城而成为举世闻名的繁化大都市，贫穷的伊朗突跃为世界第二大世油输出国，几乎成为财富代名词，仅1974年就给国外贷款上百亿元，并在两年内购置了价值六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国力迅速增强。伊朗经济1968-1978年度平均增长速度为16%至17%，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60-1961年度的160美元跃增为1977-1978年度的2250美元，特别是1977年伊朗刚从西方财团手中收回主权，恰逢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国家每年的石油收入从40亿美元猛增至200亿美元，从债务国突变为债权国。

然而，福兮祸所依。许多人因此认为国内容纳不了如此巨大资金，政府开始放肆花钱，不计成本，不顾发展平衡大上项目。仅军费就从1970年的9亿美元猛增至100亿美元。而许多巨大项目又因不配套而置报废。反而造成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经济环境的高度“紧张”引发高通胀，所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是贫困，而是这种巨大的财富吞噬了巴列维王朝。加上跛脚的改革使得外经济发展明显与社会发展脱节，尽管有现代化机器，却严重缺乏合格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更缺乏现代化的管现人员。由于发展不协调，形成了种种“瓶颈”，这些瓶颈问题往往是同官僚机构打交道时碰到的。按照古老的波斯传统，官府的关节只要用钱就能买通。鉴于这些计划规模宏大，投资巨万，稍有拖延就会造成严重损失，因此行贿金额十分惊人，结果贪污盛行，涉及政府最高层，而且实事上也涉及了王室成员。强行推行工业化计划所带来的贪污之风，是对国王用其政权的一个重大威胁.正是种种骇人听闻的贪污之风造成了整个社会道德的颓败，并逐渐对巴列维政权产生离心力。

更要命的是，巴列维国王不认为只有民主和法制才能反贪倡廉，面对愈演愈烈的贪污行贿受贿之风，他不得不于1976年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想以此监督贪官污吏。这种自我监督机制自然收效甚微。经济的发展虽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总体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却造了惊人的两极分化，对于一小撮富有冒险精神的买卖人来说。“白色革命”就好比一个聚宝盆，简直堆满黄金似的，结果“富有者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而且我数还在成倍增加”，一夜之间由一贫如洗暴富为百万。千万富翁的奇迹并不乏例。“在围墙后面，一边是纸醉金迷；一边是民穷财尽，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结果各种社会、宗教矛盾激化，各地动乱不断升级。1979年1月，国王被迫出走海外。2月1日，因领导反国王运动而流亡国外的宗教领袖霍梅尼返回伊朗。2月11日，忠于国王的军队倒戈，巴列维王朝覆灭。霍梅尼宣布成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革命后第一部宪法于1979年12月颁布，规定伊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神权统治高于一切。1989年4月对宪法进行部分修改，突出强调伊斯兰信仰、体制、教规、共和制及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力不容更改。同年7月，哈梅内伊正式批准经全民投票通过的新宪法。“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

我们不难看出“白色革命”的失败也凸现了改革不彻底的困境。不彻底的革改革必然弊病丛生，在经历了改革初期的繁荣阶段因而普遍支持改革后，人们对种种弊端的感受必将越来越强烈。因此，是以继续改革来克服种种弊病，还是以此质疑。否定改革而回到旧体制，这是身处改革/社会转型中的人们不能不面对，不能认真思考的问题。

反观土耳其的改革，则深刻彻底得多。一般认为，土耳其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是伴随着它的世俗化过程而实现的，其功劳应该归功于凯末尔改革。凯末尔从根本上改革了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他提倡一种新的民族认同思想，使土耳其社会非宗教化，降低伊斯兰教的主导地位，并用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书写土耳其语。他还实施一项由国家控制的经济发展政策，以后证实此项政策具有深远的影响。1938年凯末尔死后，议会政治和多党制在土耳其已逐步建立，尽管曾出现过不稳定时期和短时期的军人统治。在教育、思想道德、文化习俗方面，期间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世俗化变革。1924年3月颁布了教育统一令，教育体制被完全世俗化。现代学校诸如工程、医学和军事学校吸引了众多优秀学生，致使某些宗教学校因生源匮乏而关闭。高等教育的改革要比初级教育更激进，步伐也更快。宗教学校在废除哈里发制后均被取消，1930年城市学校取消了宗教课程，1933年乡村学校也取消了宗教课程。19世纪初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土耳其思想文化中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出现了世俗精神。玛哈穆德二世于1831年创办了土耳其第一份报纸。1856年2月18日颁布改革法令，其基调是平等、自由、物质进步和理性的启蒙精神。欧洲文学和语言，成了土耳其人摆脱宗教精神压力的力量。1908年，著名作家扎西德曾指出：“将我从经院知识的泥沼中解脱出来的力量是什么？为我打开眼前新的地平线的力量是什么？使我的精神摆脱奴役的力量又是什么？今天我明白了，促使我醒悟的首推是法国的语言和文化。”1925年，有宗教象征的非斯帽被西式礼帽取代。1928年，以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混合而成的有奥斯曼书写字母被拉丁化字母取代。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教学也从一般学校课程中删掉，它们仅在大学的语言专科教授。1935年，法律明文规定星期日而非星期五（穆斯林主要的礼拜日）为公休日。在道德领域，青年奥斯曼领袖那米克·凯末尔（主张伊斯兰道德可满足现代土耳其穆斯林的社会需求。他提出，“是所有东西都要从西方不加区别引进吗？我们自己的道德标准完全足够满足现代文明的各种需要。”时至今日，现代土耳其社会的道德主体仍是穆斯林传统道德。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的关键在于背弃奥斯曼-伊斯兰传统，在文明取向上全面转向欧洲资本主义文明。从而奠定了现代土耳其的世俗基础。具体说来有这么三点：首先，废除苏丹制：从法律上把世俗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分离开来，颁布新宪，在土耳其彻底摧毁了奥斯曼王朝的封建神权的君主政体，建立起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新政府。建立了共和国政体。其次是废除哈里发制：横扫了一切封建神权势力，砸烂了长期套在土耳其人民头上的种种封建精神枷锁，使士耳其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空前的解放，在土耳其实现了国家和社会的世俗化。它对土耳其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土耳其始终作为一个世俗化国家存在，政治和社会生活很少受到宗教势力的干扰。最后，更新了文化，文化改革把土耳其的文明切换运动推向高潮禁止用阿拉伯字母印刷书刊，中学停止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教学。采用拉丁字母，方便土耳其人民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有利于提高民族教育和文化水平。更重要的是，切断同伊斯兰昔日的文化与宗教联系，在价值观和文明取向上与欧洲联结起来。特别是妇女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土耳其出现了许多女律师、女医生、女法官，还有一些妇女进入了政界。

从土耳其与伊朗的现代化道路对比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改革道路上，不进则退，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这个经验教训对于今天仍在改革道路上蹒跚的中国而言，不无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