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 运动对于中共的正面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它在思想上、组织上高度凝聚了中共的力量,为以后夺取全国胜利准备了条件。对此用不着多说,中共官方已经讲得很多很多了。

“延安整风”尤其是后期的“抢救运动”,负面意义同样也是巨大的,它为以后的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埋下了伏笔,开启了先例。对此,中共官方的材料或是不提,或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延安整风” 运动与先前的中央苏区“肃AB团”、洪湖和湘西苏区的“肃反”、鄂豫皖和川陕苏区的“肃反”一样,都免不了严重的扩大化。中共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也无一能免扩大化,成为各方参与者打击对手、整肃异己、公报私仇的机会。

那么“延安整风” 运动是哪些人整了哪些人呢? 我们来看看以下这个名单:

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副主任刘少奇、康生,秘书胡乔木。

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下面有五个分区学习委员会,其负责人分别是:康生、李富春;陈云、王稼祥;任弼时、高岗;周扬;彭真。

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运动,具有未加明确界定的广泛权力,在事实上取代了政治局和书记处。这点很类似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文革小组。

此外还有“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副主任康生、彭真、高岗。所起的作用类似于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专案组。

从这里我们已经大致可以看出哪些人是“整人”的人了。

老毛无疑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发起人、组织者和最大受益人,但是,老毛一般不具体参与整人,只是在幕后作些安排,甚至还时不时地讲一些“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弄通思想,团结同志”之类的话,做一些救人于危难的事,例如对柯庆施和陶铸。所以,被整的人往往将怨恨转到他人。这点也很类似文革,被整的人往往记恨于林彪、江青,或是红卫兵、造反派等等。

整人最多、最狠的都说是康生。凡知情者提起康生,是无人不恨,而且恨得咬牙切齿。但是,由于老毛的庇护,康生直到死后才遭到清算。因为康生已被中共否定,所以如今痛斥康生的材料不少,此处亦不多说。

接着要说的恐怕就是刘少奇和彭真了。刘少奇因为最为积极地参与整风,最为积极地吹捧老毛,从政治局候补委员跳到党的第二把手。是不是有点类似文革中的林彪?

彭真的秘书曾回忆说:高级干部都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彭真又是中央党校副校长,因此,有他一定的责任。“七大”时选他的票不是很多,但还是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他说就是因为延安整风时,他得罪了一些人。他闲时和我们聊天中多次提到他在延安整风中的错误,“延安整风嘛!我得罪了一些人,后来我与他们见面就道歉。不只道歉一次,是反复道歉!”

有一点要指出的是,彭真在整风前不是中央委员,因为在整风中受到老毛赏识,直接升到政治局委员。

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彭真所谓的“道歉”和老毛的“行脱帽礼”一样,从来不是“认错”,只是承认“整过火了”、“整重了”。从来不承认“整错了”,尽管事实上是整了根本不该整的人。

说起被整的人,首先当然是国际派的王明、博古、张闻天、王家祥、邓发、凯丰这些人。

此外,有名的案例是柯庆施和陶铸。柯庆施当时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因为曾经在北方局的工作中与刘少奇有矛盾,因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到捆绑、斗争。妻子被逼得自杀,自己也险遭不幸。这时候,老毛出来做好人,予以解脱。以后成为老毛的心腹,反刘少奇的一员干将。要不是死于文革前,文革中定有作为。

陶铸和其妻曾志都在整风受到无情打击。陶铸也是有赖于老毛亲自予以解脱,而与刘少奇结下冤仇。当时古大存负责党校一部的整风,将一大批干部打成“叛徒”、“特务”、“特嫌”,引起许多人的不满。曾志当时是党校学员,被认为有历史问题,在无法查清落实的情况下,古大存就将曾志长期“挂起来”不给做结论。陶铸、曾志都非常有意见。后来在五十年代,古大存在陶铸手下任广东省副省长时,受到陶铸的打击,被定为“地方主义分子”。其实,这种私心不少办案的人都有:整人的时候雷厉风行,澄清事实、平反甄别的时候往往推三阻四、一拖再拖。

周恩来、彭德怀、陈毅都在整风中遭到不同程度的整肃。周恩来因在中央苏区追随博古等人夺了老毛的军权,被任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反复检讨。彭德怀则因发动“百团大战”引起老毛的不满,被围攻、批斗,被“骂了四十天的娘”,而罗瑞卿是积极的批斗者。陈毅也是被整的,以至于多年以后,陈毅还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刘邓那些人没有反过毛主席,那时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
明。延安整风就是错误的!”

叶剑英本人虽然没有直接被整,但是他当时的妻子被整得自杀,虽然获救但精神失常。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到解释:为什么在文革初期老毛要整刘少奇对抗的时候,开始得到这些人的支持。

“延安整风”的斗争不仅仅局限于上层,同样也波及中下层。在基层更为残酷,由于整的人太多根本无法一一列举。就像川陕苏区的肃反“杀有文化的,杀带眼镜的,杀别钢笔的”那样, “延安整风”在基层重点整“来自白区的”、“青年学生出身”。著名的有“张克勤冤案”,因为是康生一手制造,所以不仅得到平反,而且成为康生的罪行之一。而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王实味冤案”,则因为制造者是王震,迟迟得不到平反。即使平反以后,也是一再掩盖,不能正确报道真相。

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老毛说的什么“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被处决的绝对不止王实味一个人。

有些人也许会说,任何人处在负责整风的位置上都不可避免地要整人。这话也对,也不对。在有些人身上还是更多地体现出人性。例如罗荣桓在山东,黄克诚在苏北都对“抢救运动”进行了抵制。任弼时和陈云都持慎重态度。有些人如胡耀邦开始是积极的整人者,但随着运动的深入,逐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加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