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杂志》可说是继《自由中国》与《文星》杂志之后，第一本批判国民党极权政治的刊物。这本杂志基本上是集合一群知识分子”坐而言“的刊物，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集中以《大学杂志》为基地提出他们的批判性论述。”──张俊宏1969年，三十岁的张俊宏还在中央研究院作为口述历史工作的临时人员，但被一个朋友介绍加入一份杂志：《大学杂志》。
那时，台湾历史正处於漫长的寒冬。整个六零年代，年轻人感叹自己是失落的一代、苦闷的一代──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完全被党国体制噤声。
1968年1月，台大刚毕业的邓维桢和几个年轻人创办了《大学杂志》。一开始是文化和思想性的，没有政治敏感性题材，只有高谈知识份子的抱负。核心人物陈少廷写说，他们是“这一代的智识份子，完成五四未竟的事业”，希望“藉善意的批评和理智的建议，来协助政府、策励政府。”。亦即他们延续的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传统。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年轻人创办的小杂志，竟遇上时代的巨大变局。历史的寒冬正近尾声，春芽已经蓄势待发。
1970年，爆发钓鱼台事件，身在美国的台港学生发起保钓运动；同时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次岌岌可危。国民党政权和台湾这个小岛，遭遇到韩战之后最大的危机。郁闷以久的知识青年以及归国的年轻学人於是热血满腔。
他们的机会来了。1970年十月，国民党秘书长张宝树在党中央召开两次青年座谈，陈少廷、杨国枢、丘宏达等人都参加，而张俊宏其时已经进入中央党部工作。座谈会之后，当局提议他们办一本杂志来表达年轻知识分子的心声，会中有人建议开放“大学”杂志让大家参与，於是“大学”杂志在71年元月正式改组，社长陈少廷，总编辑杨国枢，执行编辑邱立本，社务委员多达五六十人，多为年轻学者和企业界人士。
改组后的《大学杂志》开始提出一篇篇猛烈的政治批判。1971年元月号的，有刘福增、陈鼓应、张绍文联名发表〈给蒋经国先生的信〉，陈鼓应的〈容忍与了解〉、陈少廷的〈学术自由与国家安全〉、林钟雄〈台湾经济发展的问题〉等重要文章。
1971年4月，《大学杂志》由93名学者、中小企业家等共同署名的〈我们对钓鱼台问题的看法〉。也是在这一个月的15日，以港澳侨生为主的学生走出校园去美日大使馆抗议，点燃了台湾保钓运动。5月出版他们出版保钓专号。
七月十五日，尼克松宣布周恩来已经与季辛吉签署共同声明，以及他将於次年访问北京，这对台湾社会造成巨大震撼。
10月，张俊宏在《大学杂志》发表〈台湾社会力分析〉，用社会科学的分析法对旧式地主、农民及其子弟、知识青年、财阀、企业干部及中小企业者、劳工及公务员等阶层性格深入剖析。同期，由杨国枢、张俊宏、陈鼓应等15人联合署名发表《国是诤言》，分别从人权、经济、司法等方面，讨论国会改造、政治革新与法统延续等敏感问题，且明确要求国会应该改选。陈少廷的文章〈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选问题—兼评周道济先生的方案〉更是指出中央民意代表已经失去民意代表性，已经成为“特殊利益的特权阶级。”国会改选成为后来二十年民主运动的主要诉求，并且到整整二十年后才完成。
也是在这个月，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风云动荡。更多人认识的，不能只怪罪联合国，而是必须革新内政，发奋图强。
作为一个以知识青年为根基的杂志，《大学杂志》和这一年的青年运动结合紧密。他们不仅刊登保钓运动的文章，也在下半年和台大学生组织合办座谈会，如十二月他们在台大举办一场陈少廷与周道济针对中央民意代表改选的大辩论，全场爆满──这是战后对於国会改选最公开的一次讨论。在十一月号上，王杏庆、王晓波、钱永祥等十五人联合发表“这是觉醒的时候了！”，是一份带有左翼批判色彩的宣言。
进入1972年，这个结合更加紧密。几位在保钓与校园运动中最活跃的台大学生王杏庆、钱永祥、陈玲玉、洪三雄、王复苏被邀请成为社务委员。同时在杂志和台大学运中扮演积极角色的陈鼓应则於一月发表文章“开放学生运动”。当年担任“台大法言”主编的洪三雄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说，“《大学杂志》的主张和《台大法言》的言论，其实是相互呼应的。”
1972年元月这期，又有十多人联名发表“国事九论”，提出更具体的政治与社会改革方案。张俊宏回忆说，“青年问政运动发挥文字上的参与，至此已达到最高潮的阶层。”
但这个高潮也是结束的开始。一方面是在这个混沌的转型肇始期，杂志内部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出现分裂。当时担任执行主编的郑树森在今年发表的回忆文章上指出，保钓专号以及要在多大程度上和学运结合，在内部有不同看法并成为分裂根源：荣誉社长丘宏达担心这样下去，官方会封杂志抓人，但是张俊宏、陈少廷等人却希望帮助把学生运动搞大。
南方朔则认为内部有土洋矛盾和省籍矛盾，但当时总编辑杨国枢不认为有省籍矛盾。
更关键的是，到了72年三月，国民大会选出蒋介石连任第六届总统，并通过“动员戡乱时临时条款”，决议在“自由地区”得以定期办理中央民意代表增补选，而准备接班的蒋经国也已权力巩固：五月，他正式担任行政院长。根据张俊宏的描述，“在民国60年代初期，蒋介石的权力移转至蒋经国的过程中，一些元老重臣仍为阻力，而且最主要是集中在立法院；蒋经国本身需要借重外力，清除这些亲政的阻碍。简单地说，他需要”红卫兵“。一俟蒋经国清理了战场，接着下来就是兔死狗烹了。”
的确，就在蒋经国当上行政院长后的次年初，一面收编部分和大学杂志有关的学者进入国民党，另一面开始打压──年底，杨国枢受到压力辞去总编辑，编委会解散。73年初警总搜捕台大学生，而台大哲学系解聘大学杂志中和学运关系最密切的陈鼓应和王晓波，是为“台大哲学系事件”。大学杂志自此一蹶不振。
最早对大学杂志提出系统性分析的南方朔曾经称呼这个杂志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最后堡垒”，并指出大学杂志的几个重要意义：一个是代表以战后“代间政治”为基地的新世代政治开始出现。其二是本化化的力量开始出现：此前的知识分子都没有像大学杂志中有如此多的本省籍知识分子。
大学杂志可以说是在台湾关键的历史转变时刻──外部危机和内部权力改组──所出现的知识份子团体。张俊宏形容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国的安定环境中受完整教育的新生代”所推动的“青年问政革新运动”（1977：2-6-11，转自萧阿勤p94）。他们在掌权者的利用下点燃了改革之火，虽然很快被扑灭，但是火种已经埋下。此后大学杂志的知识份子集团此后分成三股力量：自由派的学院知识份子加入“中国论坛”杂志，左翼知识份子成立“夏潮”，而张俊宏、许信良等人则走向政治运动。1975年担任民意代表的党外政治人物康宁祥、黄信介与张俊宏共同创办“台湾政论”，成为“新生代在野政治人物，和大学杂志时期的知识份子间的桥梁”（康宁祥语）。这三者都在反对党国体制的力量中扮演不同角色。而台湾民主运动将从这里开始和蒋经国的新一波斗争。
（本文删节版刊於新世纪周刊专栏2012.1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