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中共十八大透露的信息

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后，国内外各类媒体都聚焦共产党十八大后走向。这不仅反映在共产党自己的宣传媒体，而且也包括了中国各种反对现行专制体制的体制外民主媒介和世界民主国家主要媒体。焦点几乎完全集中于共产党领导层改革派与顽固派的权力角逐和政治表现。恰巧2012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也同期举行，美国两党的公开激烈竞选战和国民对国家前途的关注、选择，与中共的黑箱操作，老人选续，恶性事件幕后非法处置，及中国普通老百姓无权过问政治的局面形成一种鲜明对照。尘埃落定后，人们看到一切都没有根本变化，中国的政治依将沿着一党专制模式和“社会主义”国家垄断继续循环。

八九“六四”以后，几乎过来人都知道中国“民心思变”。要求废止专制体制，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实行民主普选，已是人心所向。但是二十三年过去了，为什么人们的注意力还是盯住中共改革派，希望共产党内少数开明权贵能给中国带来宪政民主。因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除了所谓的中共的改革派与保守派，现在还没有另一个足够引起人们－中国民众和国际舆论可聚焦的新政治组织，另一个可以影响中国政治变革的政治组织。这是中共十八大后最值得中国政治变革者们深思的问题。

中共十八大的基本思想和政治路线表明，当今阻碍中国政治宪政民主变革的主要瓶颈并不仅仅在共产党的既得利益保守派，而且也包括了共产党改革派。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没有能力摆脱罪恶的专制主义；在经济体制上没有能力彻底走出封建官僚经济；在国家体制上不可能还权于国，还权于民，不会实行司法国家化和军警国家化。还表明共产党权力集团是个利益超于中国民众之上的特殊小集团。中共十八大对“亡党亡国”的恐惧反映出这个集团的改革出发点和目的仅仅为了自己的权力，本质上与人民的权利无关，他们不会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未来而对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做出根本改变；他们坚持“领导权”（统治权）不放的基本原则，说明他们所有的政治“改革”都不可能超越一党极权，不可能是中国广大民众希望看到的真宪政民主改革。从胡耀邦、赵紫阳到薄熙来和十八大的位置争夺，从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关于中共交接班的报道，都说明中共政治局已经知道普通党员和中国人民强烈要求自己有政治参与权，要求能不被“代表”地选举领导人。但共产党权贵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一再顽固地坚持“四项原则”。可见，今日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治组织。他们打着“人民代表”的名义，实质上经营的是共产党权贵的利益。党的权贵还以所谓“党的利益”把每个党员绑在自己利益下，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维持一党专制。面对这样的局面既使有更多的所谓“改革派”好消息，改革也只能是一场表演秀。

清醒的人应该看到，中共十八大不仅反映出共产党自身已深陷封建权力欲无力自拔，而且，整个中国政治格局也陷入一种怪局。正像如今的冤民“上访潮”一样，人们在期待一个独裁者自己惩罚自己。等待平反昭雪，等待纠正冤屈，对待法律公正，等待平反六四的人们都跪在那个造案者的膝下。这可能吗？不可能。在没有独立于共产党的力量推动下，共产党不会放弃独裁，它将按自己的一党专权思路走到底。既使共产党内有真正愿意还权于国、还权于民的改革者，这些人的改革要么在多党制门外止步，要么被强大的党内既得利益势力绞杀。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就是这样的结局。如果说有可能，那前提就是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需要有独立于共产党的、强有力的宪政民主组织。中国近代政治变革的史实是，没有孙中山的国民党，清王朝的封建政治不会自己结束；1949年前没有共产党，蒋介石国民党的腐败和党专制也不会结束；那么，可以知道没有强有力的反对党，今日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和持续的各种迫害行为、迫害体制也不会结束。没有强有力的体制外反对组织，中国不会有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中国今天规模越来越大的群众自发反官僚反政府运动和人民对共产党的不信任表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独立于共产党的新变革领军组织。

中国有独立的反对党吗？

说中国没有独立于共产党的反对派政治组织，肯定有人不服气。因为，六四血案后不仅一批流亡海外的学生学者和流亡者曾经组织了“民主联合阵线”、民主党、自民党、社民党，而且国内一些地方也有不同政见者组织过自民党、民主党、新民党之类的组织。但是，如果询问中国的老百姓，知其名，又知其事的就微乎其微了。原因一方面当然在共产党的舆论封锁，但主要的还是这些组织缺乏行为能力。大陆在海外和国内的反对派组织不仅在道义上和行事能力上缺乏能力，没有基本应有的实力，而且其组织内部缺乏规则和纪律，使意见分歧、思想差异难以融合，不断导致组织分裂，自己内耗了自己；更主要的是，这些反对派组织在二十多年中没有可统一意志的系统理论。共产党处于失去理论的混乱中，民主变革势力也没有可以凝聚人心的理论。如果说，一个政治组织在初建时形成凝聚力需要一个过程，而六四运动二十三年后各反对组织依旧没有确立自己的核心，没有明确系统的理论，没有影响中国社会的作为，这只能说明中国还没有真正有效的反对派政治组织。如果说六四民主运动牺牲者们有什么遗憾，最大遗憾就是生命的付出竟然没有抚育出一个能与一党专制对抗，或者可被中国民众寄托希望的民主核心组织。到了共产党十八大，中国民众面前还是只有一个选择：共产党。共产党胡派，还是共产党江派，或者共产党左派。

国民党与共产党曾经是两个势不两立的对抗组织，但是今天台湾的政党已经不再是影响中国大陆政治的政党了。台湾与大陆60多年的地域割据形成了一种僵持政治结构。特别是公民不同的身份认定制度（台湾有了非中国身份），使国民党与共产党各自画地为牢，形成一种默认的互不侵犯约定。在划地为界和身份区别认定制度影响下，国民党就失去了作为中国政党的特质，而与台湾民进党一样，只是台湾岛上一个小区域政治组织。国民党甚至连香港地区都进不了，它已失去了与中国大陆民众的直接政治关系。当然，有的时候国民党还记得自己曾经是个影响过整个中国的政党，还会支持一下反对共产党独裁和专制，但在中国广大民众眼中，台湾国民党在政治利益上已经与大陆没有太多直接关系，所以，它的支持与欧洲、美国等民主政府的支持已经区别不大。台湾的民主化变革对中国大陆民众的影响就像俄罗斯、新加坡、缅甸一样，不是发生在中国内部，而是来自外部。在中国当代面临的这盘变革大局中，一个“外”，一个“小”使国民党实际上失去了中国政治反对党的性质。假设国民党想重新回复其中国反对党的地位，并得到大陆民众认可，它就需要从岛屿中走出来，回到大陆民众民主政治生活中来。而这会得到台湾岛民众同意吗？它背后的支持者－美国又会同意吗？

香港的情况与台湾类似，尽管香港现在已经归入大陆版图，但在政治上独立的身份认定，既保护了香港的民主，也限制了香港独立政治组织向内地发展。

建立强有力的反对党

一，中国的政治民主只能由大陆人民自己争取，中国的独立反对党也只能由希望宪政民主的大陆民众自己独立组建。二，希望由共产党内的民主派改革派支持建立一个反对党是幻想。即使共产党内有领袖愿意实行民主多党制，他们也不可能铸造一个独立于自己的反对党。由共产党塑造的党只能是附庸，不管其跟随改革派，还是维持派，它都是共产党政协中的跟班。

以上两点已经无需多说了，相信这已经是中国现在所有变革者们的共识。笔者认为，改变现在政治局面的主要命题已经不在是否应该建立中国政治独立反对党，而在如何尽快建立可被大陆民众选择的强而有力的独立政治组织，有领导和行为能力，可被聚焦的政治变革组织。

以下笔者提出五点看法，供体制外变革者们参考。

一、尽快树立独立的理论旗帜。理论和理念是一个政治组织的灵魂，是聚拢宪政民主力量的地心引力。法国大革命有《人权宣言》，美国民主运动有《独立宣言》，英国有《大宪章》。既使共产党也有《共产党宣言》和党纲。在这些以简要语言表达的宣言后面，是系统地关系到每一个国民切身利益和前途的理性分析和论述。人们在阅读和了解那些观点之后，很自然就会选择自己的立场和态度。长期以来，理论方面的准备并没有得到变革者的足够重视。现在成立的一些民主政治组织，有的有纲领无理论，有的连纲领也无个性，千篇一律。没有自己的理论（不是纲领）正是各个民主党派无法凝聚人心的主要原因之一。2008年末，张祖桦、刘晓波等303人曾公布了一份《零八宪章》，之后虽有1万多人参加联署，但其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并不太大，原因之一是《零八宪章》背后的理论基础不够深厚，即缺少涉及到现在和未来中国每一个公民利益的详细而令人信服的论述。特别是在中共权贵集团实行经济改革的条件下，极权集团的经济业绩和收买政治（收买军队，收买官员和政府人员，半收买半要挟中产阶级）使那些抽象的人权宣示不触及中国不同人群现实直接的政治、经济利益，因此很难得到大多数民众的响应。

有的人可能以为，现在世界上的宪政民主理论已经足够多，民主观念已经把中国的专制包围了，连来来往往的港澳人士都可以说一套宪政民主理论，作为民主组织还有什么需要多论述呢。这是一个误区。对一个政党，有自己特征的理论既是它凝聚内部力量的要素，也是它对外表明自己的符号。假设，一个民主变革组织完全以美国民主党的理论为自己的理论，它也还需要将美国民主党的理论变成关系到中国民众利益，有自己特点的论述；否则中国民众就不会将这个党视为一个独立政党，也不会将这个党与自己的要求联系起来。何况，任何一种在他国优秀的民权民主理论，都不可能完全同于中国现时特殊的社会结构。以笔者所知，组建在海外的一些民运组织理论上都很苍白。有的政治组织（非宗教组织）还希望以宗教作为中国社会未来宪政民主的信仰和理论支柱，其脱离中国国情之远已注定它不可能成为中国宪政民主聚焦点。

二、尽快形成有凝聚力的组织核心，头脑和心脏。一个政治组织的成功离不开两种人，一种是清醒的人，在任何复杂情况下都能清楚地定位自己，并为组织找到方向；另一种是有能力的人，他们能够将组织需要做的计划变成现实。现在的民主组织既缺乏前一种人，也缺乏后一种人，多的是个人英雄。所以，现在的反对党人或者总是在共产党的监狱里，表现坚定的坐牢意志；或者就是组织一些与民众直接利益关系不大，不及痛痒的宣誓活动，造一点个人的风头新闻。也许笔者孤陋寡闻，在笔者知道的事件中，基本没有策划杰出的，有组织、有步骤、有策略性、震动中国社会的宪政民主活动。这反映出现在中国仅有的反对党领袖层还没有产生足以胜任的领导。

杰出的领袖哪里来？应该从项目实践中来，项目方针的正确性和项目实施效果都可以检验和锻炼一个组织的能力，也可以产生领袖。有方针正确的项目，自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杰出胜任者，就会形成组织领袖体。当然，项目应该是有组织、有策划、有整体效果的，不是那种个人英雄式的行动。

在目前条件下，反对党组织首脑和核心的形成需要充分利用国际大环境，以海外（包括港台）为基点。不过，如果一个民主组织的核心长期脱离国内条件，它也不可能对真正国内民众想法有真实了解，当然国内民众也不会完全认可该组织，所以，反对派应该在国内有自己的基点。

三、反对党应该通过每一次行动把自己的治国思想传播到每一个国民。首先是市民，然后是乡村，因为，市民比乡村更懂得文明和封建的区别，更容易接受宪政民主和需要宪政民主。在这个过程中，反对党的行动与共产党的政策只能是对应的，和平方式只能在中立法制下运作。恐怖和暴力只有以反恐怖、反暴行对应。

四、作为体现未来中国政治的组织，反对党需要认真对待每一个群体、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利益。不光要站在中国普通民众的立场，维护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利益，而且也要考虑包括共产党干部，公务人员和官吏的利益。政治反对党主要目标在反对极权制度，而不是仅仅为了反对某一个专制集团。对专制制度的策划者和执行者个人，反对党需要区别对待，一切以其个人的作为来判断，而不能以共产党和某个专制集团的名份一概而论，不分轻重。比如，在具体事情上温家宝就是温家宝，温家宝不等于共产党政治局，也不等于共产党。代表新政治的反对派需要与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和政党斗争观念完全划清界限。

五、体制外变革组织从开始就要准备接受人民的选择，而不是谋划借实现民主的过程永远把持未来国家权力位置。笔者认为，一个真正的新民主组织最好承诺在实现宪政民主时解散本组织，然后按国家新宪法重新组党，参加竞选。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变革的初衷都是要建立宪政民主制度，而结果它们都变民主为专制，其原因之一就在以变革领袖身份直接控制国家权力。权力是含吗啡的甜苹果，既使是宪政变革组织，一旦党的领袖和干部尝到权力的滋味，他们就再也难以向别人让出权力。所以作为领导变革的大党直接当政，掌握了国家权力，其真正让位于其它政党就很难了。如果在建立宪政之初，国民党或共产党就不是以变革领导者，而是重组新党，以参与者的名份与其它党平等竞选，尽管民众还是会选择那些民主领袖，但中国的权力系统就不可能重新成为一个专制者一代一代相传的体制。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和法国战后总统戴高乐的深远决策，实在值得当今中国的新宪政民主追求者学习。

一个新时代的诞生自有其诞生的条件。在可以与专制政党抗争的新型政治组织出现以前，既使中国民众强烈希望实现政治正义，他们也只能向共产党要民主、要宪政，虽然他们知道这不可能是希望。中国的政治变革已到了急切需要与共产党竞争的独立政治组织的关头。现在连中共十八大都知道形势已经迫在眉睫，可那些既得利益权贵还可以玩“击鼓传花”，坚持“五不搞”，只是因为他们觉得还没有强有力的对手出现。可见，瓦解中国专制体制的关键屏障，已聚焦于一两个有理论、有能力与共产党对峙的新型政党的产生。中国宪政民主时代的到来，期待能够与专制抗争的强有力的反对党的出现。

2012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