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北京）
【世纪新论】
人类的任何设计都是生死攸关重要。一如汽车总体设计出了问题，那么就可能车毁人亡；一如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设计出了问题，那么就可能殃及成千上万的人们；一如天上飞的飞机设计有重要问题，那么肯定会机毁人亡；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倘若一个国家从高层、到中层、再到底层设计构建有根源问题，那么国家就会政息国亡。苏联，就是从党派、到国家的顶层设计出了根源的问题——没有任何人民（公民）、举手的支撑、站队支持而遭遇举世空前之败，所以成了历史刹那的往事。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总体设计，师从苏共苏维埃，苏联已亡去20多年，中共依然能按苏共的总体设计来运行下去？
苏共组织结构设计有两个致命要害：（一）、苏共没有绝大多数人民（公民）的“举手”、站队的广泛支持，苏共中央是被悬在空中的最高统治者，囿此而一夜之间就天翻地覆。同样：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有谁、有绝大多数人民投过他们一票？（二）、是苏共没有人类大自然生态环境的竞争机制建树，一如当年奥巴马与希拉里那样总统选举竞争，有庞大选民（人民、公民）的举手、站队浩浩荡荡的支持，苏共却没有任何人民（公民）的支持，长此以往苏共中央就没有了任何活力，就几个人决定国家的所有，又没经过人民（公民）举手的授权，用进废退，又没有优胜劣汰、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生态环境，人类何以继续存在下去……今天中共8200万党员（将12.7亿人排除在外，中国到2011年末总人口13.5亿，中共党员约占中国总人口的6.8%）、以及所召开“18大”党代会的形式结构也完全来源于苏共苏维埃，以及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组织构架等都完全来源于苏共苏维埃——是一种完全架空、空中楼阁是组织构架，没有任何人民的举手、站队支持。
（C）、中共组织构架
中共“18大”——中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来自省、市、区等2270人代表，要选举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委员205多人、候补委员171多人），由376多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选出：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主席、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书记等。然后下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联络部、中央党校等中共中央系。
中共中央顶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8届），又分三个层次：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7人；
中央书记处书记：7人；
中央政治局委员：25人。
这最顶层设计、组织结构、产生等，都完全沿续苏共苏维埃100年前的设置及运行方式。
第18届中共中央组织结构图（资料③）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习近平 李克强 张德江 俞正声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
中央政治局委员：
习近平 马 凯 王岐山 王沪宁 刘云山 刘延东 刘奇葆 许其亮 孙春兰 孙政才
李克强 李建国 李源潮 汪 洋 张春贤 张高丽 张德江 范长龙 孟建柱 赵乐际
胡春华 俞正声 栗战书 郭金龙 韩 正
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 刘奇葆 赵乐际 栗战书 杜青林 赵洪祝 杨 晶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 副主席：范长龙 许其亮
中央纪律委员会书记：王岐山
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孟建柱
中央组织部部长：赵乐际
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
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
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
经历史考证查得：苏共从1921年起就一直设有：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主席团，书记处，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德国纳粹希特勒政府中也设有宣传部和党卫军组织部）、中央组织部等，且这些中共系组织全盘拥有和占用国家所有政治资源、经济资源、财富之源、社会资源等等。而近200年来全球所有法治国家（公民一人一票“举手”选出政府。包括21世纪新成立的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埃及、利比亚等国家都是一人一票直接选举。而中共、“人大”都是7级选举构架：中央委员3级，由全国委员选举出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选举最高顶层，及书记、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政治委员。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政协主席、副主席。全国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委员4级，由地市级选出，地市级有县区级选出，县区级有乡镇级选出，最底层是村民委员会、街道居委会）都没有这样的机构，也不为任何党派组织提供任何国家的财政经费，更不能享受国家的政治资源、济资源等，让党按人类大自然规则那样自生自灭。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中央政治局常委、到政治局委员构架，到中共组织部、宣传部构架，到省委、市委、县委、直到党支部等都完全源于苏共构架；特别是中共上级向下级层层向下派遣制，没有任何合法性可言，延续苏共长期一贯制下派，一如薄熙来由中共中央下派一样。
中共《党章》届届修
谈到“十八大”要修改党章的问题，有评论感慨地说，这已经是第N次修改党章了，从1969年“九大”起就在不停地修改党章。“九大”要把林彪接班写进党章而修改党章，到1973年“十大”要把林彪拿掉所以不得不修改党章。到1978年“十一大”又修改党章，接着是“十二大”，“十三大”修改党章，“十四大”，“十五大”修改党章，“十六大”，“十七大”再次修改党章，“十八大”又要修改党章了。象美国《宪法》200多年未动，只有少数几次增补修正案。
不要总是说什么这是适应时代的变化所以修改党章，只能说中国执政党一直缺乏相对稳定的政治理念，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一个党章管不了5年就要修改，这正常吗？中国社会为何总是动荡不止，就连党章都是动荡的，因此，只要中共不承认“普世价值”，党章就会永远无休止的修改下去，这是中共党史的必然规则。一个合法、由人民（公民）为它站队、顺应人类大自然的政党能是这样吗？
中共“政治局”之变局
自中共十二大起，历届政治局委员会组成人数不一，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并且呈现出两个趋势：1982-1987为下降，1987-2007为上升，其中1987为最低点。众所周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分为三个层次：常委（5-9人），书记处（6-9人），委员（17-25人）。这种构架有致命的要害：如苏共历史上的“大清洗”，中共历史上的十数次路线斗争、文化大革命、大跃进、三反五反、六四等等，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启动后选出的第一届政治局，1982年选出的第十二届政治局规模基本延续了改革开放前的惯例。不过，随着改革的推进，在1985年的调整中，一大批老同志退出领导岗位，政治局委员人数从25人降至20人；及至1987年中共十三大，随着改革进一步推进、尤其是邓小平所提的政治体制改革向前迈进，政治局委员数大幅降至17人，与1982年相比下降32%。
不过，经过1980年代末的政治变迁，于1992年选出的第十四届政治局委员会组成人员则增至20人，在同样由江泽民任总书记的第十五届政治局中，组成人数进一步增至22人。2002年，胡锦涛当选中共总书记，中共制度化进一步向前迈进。由胡领衔的第十六届政治局，委员人数保持为22人。不过，在五年后选出的第十七届政治局，总人数又反增至25人，而且不设候补委员，25人均为具有同等投票权的委员。至此，中共政治局委员人数经过一个轮回，再次回到了1982年的水平，均为25名委员。
有分析认为，1982-1987年的下降周期，体现了小平同志所主导的改革进程；而1987年之后的上升周期，则是改革、尤其是经济社会领域改革逐步推进后，各种社会利益不断分化在最高政治权力层的体现。“更多元的利益需要更多样的权力代表”，在最高权力层增加代表人数，就成了一个历史逻辑的选择。政治局，是中共、苏共一小撮人的权力中心，是标志性“人治”的结晶，更是一个最顶层的“非法”组织。
地方书记空降、入“政治局”
中共各省、市、区委书记，一直是中共中央下派任命的，薄熙来就是这样来到重庆，没有任何人民（公民）的合法程序。在由毛一手设立的单一制中共国家制度框架下，中共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遵循“地方服从中央”的基本政治规则，在中央高层的权力架构中难见地方官员的身影。不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推进，地方凭籍强大的经济、社会资源，其在中共中央的政治存在感益发增强。在中共的权力架构中，这种存在感就体现在地方大员“入政治局”——成为中国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的一员。
地方大员“入局”（政治局），始于1987年选出的中共第十三届政治局。是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四名地方大员进入政治局，将近占据中国最高权力层的四分之一。有政情分析人士认为，在当年小平同志推动的体制改革之中，改变政治权力过分集中现象是一大重点。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提及“要进一步下放权力”、“（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逐步划清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做到地方的事情地方管”，由此为地方大员入局提供了政治依据。
徇此依据，在随后的历届政治局中均可看到地方大员的身影。截至第十七届政治局，得以“入局”的地方大员主要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山东、新疆、四川、湖北、重庆。其中，自1987年的江泽民和李锡铭后，北京、上海两市书记每次均“入局”；天津方面，李瑞环及其接任者谭绍文两人均先后“入局”，不过谭因病于1993年3月去世，中央安排仅为中央委员的林业部长高德占接任。张立昌于1997年8月，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两个月，接任天津市委书记，但张并未顺时“入局”。直至五年后的中共十六大上，张立昌得以进入，其接任者张高丽于2007年“入局”。
除了京津沪，其余省份大员“入局”并未呈现可遵循的规律。在广东，书记“入局”始自谢非，随后的李长春、张德江、汪洋均得以“入局”。四川、湖北的情况较为相似，分别自1987年的杨汝岱和2002年的俞正声之后再无书记“入局”。山东则有姜春云和吴官正分别于1992年和1997年“入局”，其余书记未能进入。新疆书记“入局”与被港媒称为“新疆王”的王乐泉有一定关系：王自1991年以山东副省长身份调任新疆自治区区委常委、区政府副主席，三年后即出任新疆自治区书记，至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时，已为老资历的新疆书记，因此得以“入局”。在王于2010年调离新疆后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中央安排身为中央委员的张春贤为其继任者。
而在重庆，直辖15年来共经历六名书记，但书记“入局”则仅始于5年前的中共十七大。在十七届一中全会上，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和时任商务部长薄熙来同时进入政治局；十七大闭幕仅一个月之后，薄熙来即接替汪洋出任重庆市委书记。在薄于2012年3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撤职后，中央安排同样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张德江接任。
上梳理可发现，除北京上海书记“入局”最为稳定、天津广东书记“入局”相对稳定外，其余省份书记“入局”并非定局。有接近中共高层的消息人士分析，截至目前，中共并未形成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的固定模式，地方书记入局与否更多与书记本人的政治资历、或该省份在当时的特殊战略地位有关，是中共“人治”的必然产物。
中共历次政治局常委（资料④）
中共1大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 3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
2大
1922年7 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南成路辅德里 625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当选为中央委员，邓中夏、向警予当选为候补委员。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3大
1923年 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后因谭平山调任驻粤代表，9月补入王荷波）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罗章龙为会计。其余4名中委分派：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湖北、朱少连驻湖南。中央局下设组织、宣传、妇女等部门，毛泽东负责组织，蔡和森、罗章龙、瞿秋白负责宣传，向警予负责妇女工作。
4大
1925年1 月11日至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9 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执行委员5 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五人组成中央局并驻中央局。
5大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7 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4 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4 人（后又增补李维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继续被选为总书记。周恩来为秘书长（未到任前，由蔡和森代理）。
6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包括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7名正式委员和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7名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5名正式委员和李立三、徐锡根、杨殷3名候补委员共8人组成。向忠发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20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常委的分工。周恩来任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和森任宣传部长，杨殷任军事部长，苏兆征任工委书记，李立三任农委书记，张金保任妇委书记。
7大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康生、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高岗、张闻天、彭真15人组成主席团，选举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
8大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邓小平，组成中央政治局6人常务委员会。
9大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委5人：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
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毛泽东：中央军委主席，林彪：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周恩来：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康生：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10大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按姓氏笔画为：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王洪文：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叶剑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主持)；国防部部长；李德生：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沈阳军区司令员；朱 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春桥：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总政治部主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董必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73年3月复出的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批准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这样，政治局常委一增一减，仍为9人。
11大
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组成中央政治局5人常务委员会。
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华国锋：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叶剑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邓小平：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总参谋长；李先念：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东兴：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八大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陈云时隔十余年后重进政治局常委，并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增加政治局常委人数，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
12大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6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
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胡耀邦：中央总书记；叶剑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委主任，全国政协主席；赵紫阳：国务院总理；李先念：主持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工作(1983年6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陈云：中央纪委第一书记。
13大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5人：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
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赵紫阳：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李鹏：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3月在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总理)；乔石：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胡启立：中央书记处书记；姚依林：国务院副总理。
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中央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免去胡启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为：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
14大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7人：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
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江泽民：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李鹏：国务院总理；乔石：中央党校校长(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瑞环：(1993年3月在政协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朱镕基：国务院副总理；刘华清：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中央书记处书记。
15大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7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
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江泽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李鹏：国务院总理(1998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镕基：国务院副总理(1998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总理)；李瑞环：全国政协主席；胡锦涛：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1998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尉健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书记，全国总工会主席；李岚清：国务院副总理。
16大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
政治局常委的任职情况：胡锦涛，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吴邦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温家宝，国务院总理；贾庆林，全国政协主席；曾庆红，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黄菊，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吴官正，中央纪委书记；李长春，中央精神文明委主任；罗干，中央政法委书记。
17大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
中共“18大”“末代皇帝”
2012年10月16日中共党媒《求是》杂志，发表署名秋石《奋力把改革推向前进》的文章，文章认为：中国正站在一个历史的门槛上，中共领导人必须在政改或“死路一条”之间作出抉择。评论人士认为《求是》文章为十八大定下基调，认为中国正站在一个历史的门槛上，中共领导人必须在大胆的政治改革及不改革既“死路一条”中进行抉择，一些评论人士将此解读为给即将上台的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的直接警告，也是对十八大定下基调。但于11月8日召开的“18大”，胡锦涛报告并没有知之中共体制乃至苏共苏维埃组织构架的这种无本之木，没有任何人民性（公民）可言，还是延续中共几十年来一直空喊的：特色社会主义、高瞻远瞩、振奋人心、反腐败生死存亡等。
7月23日胡锦涛在中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讲话中“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有所不同，《求是》的文章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加自觉地解放思想，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未来将继续依靠它，停滞或回头都将是死路一条”这篇文章还认为迫切需要改革的领域包括改革政治制度、官僚体制及城市规划，税务和社会福利等。
研究中共党史50多年的学者认为：对胡锦涛执政期间，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批评愈加公开，上个月，中共中央党校报《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点评“胡温执政的政治遗产”，指胡温执政期间存在许多问题，包括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推进不力。有学者认为“五年看改，十年看埋”，如果新的领导核心在五年内，能够从实质上启动改革，中共的统治或许还有希望；如果不启动，最终的命运可能就是与苏共一样被历史淘汰。
“他们可能象胡锦涛一样拖下去”。曾任职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学者姚监复向表示，习仲勋作为比较开明的中共前领导人，积累下一定的影响力，从而使很多人对习仲勋之子习近平抱幻想及希望，但透过习近平目前之表现，包括他在2011年参与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他对“三大改造”、“反右派”、“文化大革命中的经济发展”均持肯定态度，包括他近期的报告也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作风”，姚监复认为习近平是中共集团利益而非公众利益的维护者。姚监复认为中共应该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改或不改中共都面临着崩溃局面：“他不改，整个共产党的朝代会结束，但是一改，共产党也面临着垮台，因此他们希望拖，就象胡锦涛一样拖一站，算一站”。
“胡锦涛为习近平套上枷锁”。中共“党代会”历史上的“1大”到“18大”都没有任何“合法化”的国家基础与公民的“合法性”原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1日诞生，到1949年“暴力革命”夺取政权，63年至今，中国共产党依然是“暴力革命”“暴力执政”的形式，从来也没有取得任何占绝对人口51%的大多数的“合法性”。即便是中国共产党“暴力革命”成功后至今的63年，又何时取得过国民51%以上的支持、用户？而今的中国共产党，政治格局及各派力量，都进入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四世同堂”、“老人政治”、“红二代”的中国权力博弈之中，没有取得中国12.7亿中国公民的“举手”“是”与“否”、这个国家公民的“合法性”。
分为胡德平为代表的宪政民主派、刘源、刘亚洲等主张扭转社会腐败和不公进行改革的国家主义者派系和掌控中国经济命脉的权贵资本拥有者。胡温统治下的10年，中国从威权主义的一党专制变成了党更加高度集权、一统垄断、稳定高于一切的刚性极权主义。胡锦涛的十八大报告为习近平套上了三重枷锁“路线、组织、军事”——而独独没有来自人民认同的任何“合法性”。
（未完待续）
【世纪新论】
人类的任何设计都是生死攸关重要。一如汽车总体设计出了问题，那么就可能车毁人亡；一如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设计出了问题，那么就可能殃及成千上万的人们；一如天上飞的飞机设计有重要问题，那么肯定会机毁人亡；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倘若一个国家从高层、到中层、再到底层设计构建有根源问题，那么国家就会政息国亡。苏联，就是从党派、到国家的顶层设计出了根源的问题——没有任何人民（公民）、举手的支撑、站队支持而遭遇举世空前之败，所以成了历史刹那的往事。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总体设计，师从苏共苏维埃，苏联已亡去20多年，中共依然能按苏共的总体设计来运行下去？
苏共组织结构设计有两个致命要害：（一）、苏共没有绝大多数人民（公民）的“举手”、站队的广泛支持，苏共中央是被悬在空中的最高统治者，囿此而一夜之间就天翻地覆。同样：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有谁、有绝大多数人民投过他们一票？（二）、是苏共没有人类大自然生态环境的竞争机制建树，一如当年奥巴马与希拉里那样总统选举竞争，有庞大选民（人民、公民）的举手、站队浩浩荡荡的支持，苏共却没有任何人民（公民）的支持，长此以往苏共中央就没有了任何活力，就几个人决定国家的所有，又没经过人民（公民）举手的授权，用进废退，又没有优胜劣汰、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生态环境，人类何以继续存在下去……今天中共8200万党员（将12.7亿人排除在外，中国到2011年末总人口13.5亿，中共党员约占中国总人口的6.8%）、以及所召开“18大”党代会的形式结构也完全来源于苏共苏维埃，以及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组织构架等都完全来源于苏共苏维埃——是一种完全架空、空中楼阁是组织构架，没有任何人民的举手、站队支持。
（C）、中共组织构架
中共“18大”——中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来自省、市、区等2270人代表，要选举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委员205多人、候补委员171多人），由376多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选出：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主席、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书记等。然后下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联络部、中央党校等中共中央系。
中共中央顶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8届），又分三个层次：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7人；
中央书记处书记：7人；
中央政治局委员：25人。
这最顶层设计、组织结构、产生等，都完全沿续苏共苏维埃100年前的设置及运行方式。
第18届中共中央组织结构图（资料③）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习近平 李克强 张德江 俞正声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
中央政治局委员：
习近平 马 凯 王岐山 王沪宁 刘云山 刘延东 刘奇葆 许其亮 孙春兰 孙政才
李克强 李建国 李源潮 汪 洋 张春贤 张高丽 张德江 范长龙 孟建柱 赵乐际
胡春华 俞正声 栗战书 郭金龙 韩 正
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 刘奇葆 赵乐际 栗战书 杜青林 赵洪祝 杨 晶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 副主席：范长龙 许其亮
中央纪律委员会书记：王岐山
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孟建柱
中央组织部部长：赵乐际
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
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
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
经历史考证查得：苏共从1921年起就一直设有：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主席团，书记处，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德国纳粹希特勒政府中也设有宣传部和党卫军组织部）、中央组织部等，且这些中共系组织全盘拥有和占用国家所有政治资源、经济资源、财富之源、社会资源等等。而近200年来全球所有法治国家（公民一人一票“举手”选出政府。包括21世纪新成立的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埃及、利比亚等国家都是一人一票直接选举。而中共、“人大”都是7级选举构架：中央委员3级，由全国委员选举出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选举最高顶层，及书记、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政治委员。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政协主席、副主席。全国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委员4级，由地市级选出，地市级有县区级选出，县区级有乡镇级选出，最底层是村民委员会、街道居委会）都没有这样的机构，也不为任何党派组织提供任何国家的财政经费，更不能享受国家的政治资源、济资源等，让党按人类大自然规则那样自生自灭。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中央政治局常委、到政治局委员构架，到中共组织部、宣传部构架，到省委、市委、县委、直到党支部等都完全源于苏共构架；特别是中共上级向下级层层向下派遣制，没有任何合法性可言，延续苏共长期一贯制下派，一如薄熙来由中共中央下派一样。
中共《党章》届届修
谈到“十八大”要修改党章的问题，有评论感慨地说，这已经是第N次修改党章了，从1969年“九大”起就在不停地修改党章。“九大”要把林彪接班写进党章而修改党章，到1973年“十大”要把林彪拿掉所以不得不修改党章。到1978年“十一大”又修改党章，接着是“十二大”，“十三大”修改党章，“十四大”，“十五大”修改党章，“十六大”，“十七大”再次修改党章，“十八大”又要修改党章了。象美国《宪法》200多年未动，只有少数几次增补修正案。
不要总是说什么这是适应时代的变化所以修改党章，只能说中国执政党一直缺乏相对稳定的政治理念，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一个党章管不了5年就要修改，这正常吗？中国社会为何总是动荡不止，就连党章都是动荡的，因此，只要中共不承认“普世价值”，党章就会永远无休止的修改下去，这是中共党史的必然规则。一个合法、由人民（公民）为它站队、顺应人类大自然的政党能是这样吗？
中共“政治局”之变局
自中共十二大起，历届政治局委员会组成人数不一，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并且呈现出两个趋势：1982-1987为下降，1987-2007为上升，其中1987为最低点。众所周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分为三个层次：常委（5-9人），书记处（6-9人），委员（17-25人）。这种构架有致命的要害：如苏共历史上的“大清洗”，中共历史上的十数次路线斗争、文化大革命、大跃进、三反五反、六四等等，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启动后选出的第一届政治局，1982年选出的第十二届政治局规模基本延续了改革开放前的惯例。不过，随着改革的推进，在1985年的调整中，一大批老同志退出领导岗位，政治局委员人数从25人降至20人；及至1987年中共十三大，随着改革进一步推进、尤其是邓小平所提的政治体制改革向前迈进，政治局委员数大幅降至17人，与1982年相比下降32%。
不过，经过1980年代末的政治变迁，于1992年选出的第十四届政治局委员会组成人员则增至20人，在同样由江泽民任总书记的第十五届政治局中，组成人数进一步增至22人。2002年，胡锦涛当选中共总书记，中共制度化进一步向前迈进。由胡领衔的第十六届政治局，委员人数保持为22人。不过，在五年后选出的第十七届政治局，总人数又反增至25人，而且不设候补委员，25人均为具有同等投票权的委员。至此，中共政治局委员人数经过一个轮回，再次回到了1982年的水平，均为25名委员。
有分析认为，1982-1987年的下降周期，体现了小平同志所主导的改革进程；而1987年之后的上升周期，则是改革、尤其是经济社会领域改革逐步推进后，各种社会利益不断分化在最高政治权力层的体现。“更多元的利益需要更多样的权力代表”，在最高权力层增加代表人数，就成了一个历史逻辑的选择。政治局，是中共、苏共一小撮人的权力中心，是标志性“人治”的结晶，更是一个最顶层的“非法”组织。
地方书记空降、入“政治局”
中共各省、市、区委书记，一直是中共中央下派任命的，薄熙来就是这样来到重庆，没有任何人民（公民）的合法程序。在由毛一手设立的单一制中共国家制度框架下，中共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遵循“地方服从中央”的基本政治规则，在中央高层的权力架构中难见地方官员的身影。不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推进，地方凭籍强大的经济、社会资源，其在中共中央的政治存在感益发增强。在中共的权力架构中，这种存在感就体现在地方大员“入政治局”——成为中国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的一员。
地方大员“入局”（政治局），始于1987年选出的中共第十三届政治局。是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四名地方大员进入政治局，将近占据中国最高权力层的四分之一。有政情分析人士认为，在当年小平同志推动的体制改革之中，改变政治权力过分集中现象是一大重点。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提及“要进一步下放权力”、“（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逐步划清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做到地方的事情地方管”，由此为地方大员入局提供了政治依据。
徇此依据，在随后的历届政治局中均可看到地方大员的身影。截至第十七届政治局，得以“入局”的地方大员主要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山东、新疆、四川、湖北、重庆。其中，自1987年的江泽民和李锡铭后，北京、上海两市书记每次均“入局”；天津方面，李瑞环及其接任者谭绍文两人均先后“入局”，不过谭因病于1993年3月去世，中央安排仅为中央委员的林业部长高德占接任。张立昌于1997年8月，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两个月，接任天津市委书记，但张并未顺时“入局”。直至五年后的中共十六大上，张立昌得以进入，其接任者张高丽于2007年“入局”。
除了京津沪，其余省份大员“入局”并未呈现可遵循的规律。在广东，书记“入局”始自谢非，随后的李长春、张德江、汪洋均得以“入局”。四川、湖北的情况较为相似，分别自1987年的杨汝岱和2002年的俞正声之后再无书记“入局”。山东则有姜春云和吴官正分别于1992年和1997年“入局”，其余书记未能进入。新疆书记“入局”与被港媒称为“新疆王”的王乐泉有一定关系：王自1991年以山东副省长身份调任新疆自治区区委常委、区政府副主席，三年后即出任新疆自治区书记，至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时，已为老资历的新疆书记，因此得以“入局”。在王于2010年调离新疆后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中央安排身为中央委员的张春贤为其继任者。
而在重庆，直辖15年来共经历六名书记，但书记“入局”则仅始于5年前的中共十七大。在十七届一中全会上，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和时任商务部长薄熙来同时进入政治局；十七大闭幕仅一个月之后，薄熙来即接替汪洋出任重庆市委书记。在薄于2012年3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撤职后，中央安排同样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张德江接任。
上梳理可发现，除北京上海书记“入局”最为稳定、天津广东书记“入局”相对稳定外，其余省份书记“入局”并非定局。有接近中共高层的消息人士分析，截至目前，中共并未形成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的固定模式，地方书记入局与否更多与书记本人的政治资历、或该省份在当时的特殊战略地位有关，是中共“人治”的必然产物。
中共历次政治局常委（资料④）
中共1大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 3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
2大
1922年7 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南成路辅德里 625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当选为中央委员，邓中夏、向警予当选为候补委员。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3大
1923年 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后因谭平山调任驻粤代表，9月补入王荷波）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罗章龙为会计。其余4名中委分派：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湖北、朱少连驻湖南。中央局下设组织、宣传、妇女等部门，毛泽东负责组织，蔡和森、罗章龙、瞿秋白负责宣传，向警予负责妇女工作。
4大
1925年1 月11日至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9 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执行委员5 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五人组成中央局并驻中央局。
5大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7 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4 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4 人（后又增补李维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继续被选为总书记。周恩来为秘书长（未到任前，由蔡和森代理）。
6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包括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7名正式委员和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7名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5名正式委员和李立三、徐锡根、杨殷3名候补委员共8人组成。向忠发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20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常委的分工。周恩来任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和森任宣传部长，杨殷任军事部长，苏兆征任工委书记，李立三任农委书记，张金保任妇委书记。
7大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康生、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高岗、张闻天、彭真15人组成主席团，选举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
8大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邓小平，组成中央政治局6人常务委员会。
9大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委5人：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
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毛泽东：中央军委主席，林彪：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周恩来：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康生：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10大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按姓氏笔画为：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王洪文：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叶剑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主持)；国防部部长；李德生：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沈阳军区司令员；朱 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春桥：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总政治部主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董必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73年3月复出的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批准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这样，政治局常委一增一减，仍为9人。
11大
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组成中央政治局5人常务委员会。
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华国锋：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叶剑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邓小平：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总参谋长；李先念：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东兴：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八大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陈云时隔十余年后重进政治局常委，并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增加政治局常委人数，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
12大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6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
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胡耀邦：中央总书记；叶剑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委主任，全国政协主席；赵紫阳：国务院总理；李先念：主持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工作(1983年6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陈云：中央纪委第一书记。
13大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5人：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
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赵紫阳：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李鹏：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3月在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总理)；乔石：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胡启立：中央书记处书记；姚依林：国务院副总理。
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中央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免去胡启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为：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
14大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7人：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
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江泽民：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李鹏：国务院总理；乔石：中央党校校长(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瑞环：(1993年3月在政协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朱镕基：国务院副总理；刘华清：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中央书记处书记。
15大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7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
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江泽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李鹏：国务院总理(1998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镕基：国务院副总理(1998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总理)；李瑞环：全国政协主席；胡锦涛：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1998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尉健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书记，全国总工会主席；李岚清：国务院副总理。
16大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
政治局常委的任职情况：胡锦涛，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吴邦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温家宝，国务院总理；贾庆林，全国政协主席；曾庆红，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黄菊，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吴官正，中央纪委书记；李长春，中央精神文明委主任；罗干，中央政法委书记。
17大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
中共“18大”“末代皇帝”
2012年10月16日中共党媒《求是》杂志，发表署名秋石《奋力把改革推向前进》的文章，文章认为：中国正站在一个历史的门槛上，中共领导人必须在政改或“死路一条”之间作出抉择。评论人士认为《求是》文章为十八大定下基调，认为中国正站在一个历史的门槛上，中共领导人必须在大胆的政治改革及不改革既“死路一条”中进行抉择，一些评论人士将此解读为给即将上台的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的直接警告，也是对十八大定下基调。但于11月8日召开的“18大”，胡锦涛报告并没有知之中共体制乃至苏共苏维埃组织构架的这种无本之木，没有任何人民性（公民）可言，还是延续中共几十年来一直空喊的：特色社会主义、高瞻远瞩、振奋人心、反腐败生死存亡等。
7月23日胡锦涛在中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讲话中“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有所不同，《求是》的文章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加自觉地解放思想，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未来将继续依靠它，停滞或回头都将是死路一条”这篇文章还认为迫切需要改革的领域包括改革政治制度、官僚体制及城市规划，税务和社会福利等。
研究中共党史50多年的学者认为：对胡锦涛执政期间，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批评愈加公开，上个月，中共中央党校报《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点评“胡温执政的政治遗产”，指胡温执政期间存在许多问题，包括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推进不力。有学者认为“五年看改，十年看埋”，如果新的领导核心在五年内，能够从实质上启动改革，中共的统治或许还有希望；如果不启动，最终的命运可能就是与苏共一样被历史淘汰。
“他们可能象胡锦涛一样拖下去”。曾任职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学者姚监复向表示，习仲勋作为比较开明的中共前领导人，积累下一定的影响力，从而使很多人对习仲勋之子习近平抱幻想及希望，但透过习近平目前之表现，包括他在2011年参与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他对“三大改造”、“反右派”、“文化大革命中的经济发展”均持肯定态度，包括他近期的报告也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作风”，姚监复认为习近平是中共集团利益而非公众利益的维护者。姚监复认为中共应该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改或不改中共都面临着崩溃局面：“他不改，整个共产党的朝代会结束，但是一改，共产党也面临着垮台，因此他们希望拖，就象胡锦涛一样拖一站，算一站”。
“胡锦涛为习近平套上枷锁”。中共“党代会”历史上的“1大”到“18大”都没有任何“合法化”的国家基础与公民的“合法性”原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1日诞生，到1949年“暴力革命”夺取政权，63年至今，中国共产党依然是“暴力革命”“暴力执政”的形式，从来也没有取得任何占绝对人口51%的大多数的“合法性”。即便是中国共产党“暴力革命”成功后至今的63年，又何时取得过国民51%以上的支持、用户？而今的中国共产党，政治格局及各派力量，都进入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四世同堂”、“老人政治”、“红二代”的中国权力博弈之中，没有取得中国12.7亿中国公民的“举手”“是”与“否”、这个国家公民的“合法性”。
分为胡德平为代表的宪政民主派、刘源、刘亚洲等主张扭转社会腐败和不公进行改革的国家主义者派系和掌控中国经济命脉的权贵资本拥有者。胡温统治下的10年，中国从威权主义的一党专制变成了党更加高度集权、一统垄断、稳定高于一切的刚性极权主义。胡锦涛的十八大报告为习近平套上了三重枷锁“路线、组织、军事”——而独独没有来自人民认同的任何“合法性”。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