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網編者按：習近平上任之後南巡，引起人們對鄧小平南巡、推動改革的聯想。中共十八大之前出版的《中國密報》第3期未普的文章，涉及這一問題。
4．習近平會成為大陸的蔣經國嗎？
1987年7月15日，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下達解嚴令，解除在台灣實施了長達38年的戒嚴，隨後開放黨禁，開放報禁，從此開啟了台灣民主憲政的大門。這段歷史對正處在十字路口的中國大陸，有特殊的現實意義。而蔣經國從獨裁者蛻變為民主的“開閘者”，也為習近平等中共下一代領導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鑒作用。
在BBC中文網、VOA網站、wenxuecity網站的政治討論中，有不少網民希望習近平能夠審時度勢，成為中國大陸的蔣經國。這些網民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香港，還有北美大陸和歐洲大陸。
從政治改革成本最低、社會動蕩最小、歷史潮流不可逆轉等角度看，習近平如果能像蔣經國那樣結束中共一黨專制，將是中華民族之大幸。可是這樣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本節將從以下幾個方面探討這種可能性：（1）蔣經國結束國民黨專制的中華民國國內外形勢和習近平現在面臨的國內外形勢之比較；（2）蔣經國和習近平的個人特質之比較；（3）蔣經國解禁和習近平改革的阻力之比較。
第一，關於蔣經國當年面臨的台灣內外的危機和習近平現在面臨的國內外危機。1984年10月，美籍華人作家江南（本名劉宜良）因譔寫《蔣經國傳》，在美國境內被台灣竹聯幫和中華民國國防部情報局的特工人員殺害。此案在台灣和美國引發政治地震，並給蔣經國和國民黨政權帶來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機。
首先，蔣經國政權的合法性基礎面臨重大挑戰。台灣和美國的關係，因江南事件跌至谷底。對台灣情報機構公然派殺手到美國本土刺殺美國公民，美國政府勃然大怒，遂向台灣政府施加強大壓力要求交出幕後元凶。其次，蔣經國兒子蔣孝武涉案，蔣經國或許曾有讓蔣孝武接班的念頭，因江南案而蕩然無存。再有，台灣民眾對國民黨政府的信心危機加劇，“疏離感日漸加深”。此外，黨外勢力的政治反對運動和中國改革開放也對蔣經國執政造成空前壓力。還有，當時的美國政府和中國大陸的關係正處於極度熱絡階段，對當年追隨他的反共小兄弟台灣棄之如敝履，連蔣經國再度連任中華民國總統的儀式都未派大員參加。這就使得台灣在國際上的合法統治地位面臨重大危機。
共產黨執政及其執政的合法性，像當年的國民黨一樣，因王立軍和薄熙來等事件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中共現在面臨的政局和1984年台灣因江南被殺國民黨面臨的動蕩局面有類似之處。自今年2月以來，中國發生了連串政治地震，包括王立軍闖美國領事館，4月薄熙來被免職，8月谷開來被判死緩等事件，中國政局開始陷入日益明顯的混亂。這一連串政治地震已經演化為自八九年以來中共面臨的最大的政治危機，整個局面大有失控之可能。
其次，今天的中共和當年的國民黨一樣，也面臨著黨內改革派和強硬派分裂公開化的局面。當年國民黨強硬派王昇指責當局對中壢事件處理軟弱，導致黨內分裂。中壢事件指的是1977年國民黨在中壢市選舉中做票引發市民不滿與騷動。為了促使黨內團結，為了鎮壓黨外勢力的壯大，經歷了1978年美國與台灣斷交的蔣經國，斷然采取行動鎮壓了1979年發生的黨外人士與國民黨抗爭的美麗島事件。
而中共各派之間對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和重慶模式的分歧，也越來越公開化。溫家寶力主從路線上、思想上清算薄熙來罔顧法治、回歸文革的倒行逆施，而胡錦濤和其他中共常委都主張把薄熙來事件定性為孤立的刑事案件。在隨之而來的北戴河會議和十八大的到來，中共各個派系之間的競爭，到了白熱化的地步。
再次，今天的中共和當年的國民黨一樣，也喪失了道德制高點，形象也跌到了谷底。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中國問題專家李成先生，在接受《大事件》采訪時說，薄熙來、王立軍事件和能與台灣的“江南案”一樣，會是一個政治上的轉捩點。李成還說，“江南案”最終讓蔣經國意識到，必須解決黨禁、報禁的問題，政府也必須進行政治上的改革。
共產黨在王立軍、谷開來和薄熙來事件中，也失盡人心。中國老百姓對中共高層官員在權力的掩護下，幹盡謀殺、貪污腐敗、濫用司法、為所欲為等壞事。其形象在國內外都跌到了谷底。本來王穀薄事件為中共提供了政改契機，但這些事件已過去半年有餘，卻沒有任何動向顯示中共有啟動政治改革的打算。相反，在輿論管制，鎮壓異議人士和維權人士和掩蓋真相等方面，比過去有過之而無不及。
蔣經國是這樣應對江南事件的：他解散了國防部情報局，逮捕了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等涉案官員，外放了本來有可能即位但涉案的兒子蔣孝武，對外宣佈蔣家人決不可能繼承他的權力，對後來民進黨在圓山飯店召開的組黨會議，也未下令鎮壓。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正式宣佈解嚴，隨後又宣佈開放黨禁和報禁。通過這一系列舉措，蔣經國走出了執政危機，國民黨死而復活，中華民國的憲政民主，成了華人世界的一面旗幟。
毫無疑問，江南事件是蔣經國決定開放黨禁和報禁的直接導火索，而真正改變了台灣歷史的，其實有很多直接和間接因素，而其中一些因素出現在江南被殺的始作俑“書”《蔣經國傳》中。劉自立因此而感慨地說：“當時之蔣經國政權裡面的凶手，並不知道江南先生的批判寄予希望，江南先生的否定也備肯定，卻還要必殺之而後快，可謂愚蠢凶惡，不能釋之！”
劉自立先生說，“如果沒有美國拋棄台灣的壓力；如果沒有台灣在老蔣時期旋即開辦的某種有限度之自由選舉；如果沒有專制主義並不斬盡殺絕之七十年代中壢事件和以後之美麗島事件中，自由的此消彼長和浪浪逐波；如果沒有台灣知識分子並不滿足有限開放和有限自由，而要達成民主制度；如果沒有蔣經國先生的經濟政策之在威權主義制度中的成功建設；如果沒有他的從最初的蘇維埃主義轉變成為中國式、蔣介石式的專制和民族主義；如果沒有美國人和台獨勢力對於這個合法性的沖擊和壓迫；如果沒有蔣經國先生自身的反省和改變……這一切，會以另外一種方式填補。這個方式，也許是極權主義拯救，經濟主義刺激和其他種種非自由，非民主選擇，那麼，蔣介石之專制就會變型，變成毛式極權；而經國先生賴以做基的轉型，就不會發生。”
綜上所述，美國壓力、有限的自由選舉、知識分子的持續抗爭、經濟起飛、黨外勢力的挑戰，還有蔣經國先生自身的反省，都是台灣轉型必不可少的因素。從台灣的例子看，中國要實行憲政民主轉型，還缺少許多必不可少的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