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灭亡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帝国灭亡后的一次会议上，有人叹息说：“雄伟的建筑物被捣毁，珍贵的典籍被付之一炬，繁荣的城市被废弃，纤弱高贵的妇人成为野兽手中的玩物。”为什么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内，就不可遏制地走向了衰败？有些史学家认为：淫风盛行、道德败坏，是罗马帝国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英国历史学家吉朋记载，当时罗马有个卡拉卡拉大浴场，同时可供两千三百人入浴，男女混杂，淫乱之事层出不穷。罗马还有很多疯狂的性节日，如妓女节、罗马花节等，在这些日子里，二十万妓女同时涌向街头，假阳具和阴户的仿制物是狂欢的道具。统治阶级的淫乱和腐败自然影响到普通民众，导致整个社会一起沉沦。
今天的中国正在重蹈昔日罗马帝国的覆辙。官僚阶层的腐败深入骨髓，不可救药；民众则熟视无睹，视为理所当然。人们对腐败的态度是：一边痛骂不已，一边羡慕地说“如果我坐到哪个位置上，也会与那个家伙一样”。对道德的漠视乃至蔑视，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没有拆不散的夫妻，只有不努力的小三”，居然成为一句宛如真理的流行语。在毛泽东时代，毛和特权阶层疯狂纵欲，却强迫民众遵行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在今天，则是全民纵欲，薄熙来可以找国际女星陪睡，民工们也有固定光顾的野鸡店。中国堪称全世界当之无愧的“繁荣娼盛”之地。当年，毛泽东用湖南话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把“人民”念成了“淫民”。这个预言终于灵验了。
北大上演金瓶梅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微博实名认证账户“邹恒甫”（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前北大经济学一级教授）爆料：“北大院长在梦桃源北大医疗室吃饭时只要看到漂亮服务员就必然下手把她们奸淫。北大教授系主任也不例外。所以，梦桃源生意火爆。除了邹恒甫，北大淫棍太多。”消息发布后，引发网友转发狂潮，紧接着传统媒体纷纷报道，近年来名声摇摇欲坠的北大又遭受致命的一击。
邹恒甫在与网友的互动中，不断爆料，如“北大芍园餐厅和其它北大内酒店的服务生有多少开后门上了北大的学位班？请教育部查查并公布结果给国人。”“原来在北大南门的太子酒店和楼下洗脚部门就是北大教授搞火爆了：服务美女给北大老师敬献歌曲‘遇到你是我们一生的缘’。由于影响太坏，北大在自己的校园里什么都有了。南门外的太子也没有生意了走了。”也有网友主动曝出北大家丑，希望邹恒甫予以曝光，像微博网友@lch1024就反映说：“邹教授，北大不仅教师如此，包括学子在内。北京大学学生会每年百万元外联收入也是玩乐和回流掉的，因为哪些学生会的干部的竞选也都存在贿选的问题，所以到了任上都想吃花回来。副主席约五至八万元竞选费用、正主席约十至三十万元。望您转发！”于是，一桩桩的丑闻被顺藤摸瓜地揭露出来。一时间，北大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作为最高学府的北大，在毛泽东时代是被当局重点整肃的对象。毛泽东在北大当打工仔时，不受北大教授的待见，以至对以北大为首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心存怨恨。他后来与斯诺谈话时不经意地流露出此一心态。毛泽东登基之后，将北大折腾得死去活来，元气大伤，再无蔡元培时代的生机与活力。进入后毛泽东时代，北大华丽转身，成为官方“尊师重教”的样板。当局继续不准北大“乱说乱动”，同时则重金招安台面上的学术名流。邓小平“南巡”以后，北大的腐败一发而不可收拾。我在九十年代初进入北大，看到不少触目惊心的怪现状，包括校门口停满豪华轿车，每逢周末都是香车接走校花之景象，遂撰文批评之，并质问说：“北大之大，除了门口的石狮子，还有什么东西是干净的？”就因为那篇文章，中宣部下令免除报纸编辑的职务，并让北大对作者“严肃查处”。幸亏中文系几位老师出面周旋，才算让我度过难关。
十多年以后，北大的腐败已“今非昔比”。邹恒甫所论，仅是冰山之一角。却未想到，一句真话捅了马蜂窝，恼羞成怒的北大校方对邹恒甫兴起诉讼。官方喉舌《环球时报》更是发表署名“单仁平”的题为《北大非出污泥不染，但也不可能很烂》的文章，大言不惭地说：“北大是中国知识精英最集中的地方之一，在中国的相同教育体制下，这些人凑到一起搞出的事情比其他地方‘更龌龊’，这样的描述是反逻辑的。北大的教授‘奸淫’，学生干部‘行贿’，校长‘作秀’，互联网不断把这些信息往一起堆积，但这不可能是现实中的那个北大。……邹恒甫式的攻击可以大行其道，突破了批评应有的各种底线，而社会对它们的反对声很微弱。”他根本没有对邹恒甫揭露的事实作任何调查，就为北大“鸣冤叫屈”，实在是颠倒了弱者和强者的位置。此人在我被迫去国时发文讥讽，为当局之暴力维稳政策辩护。这一次，又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企图捍卫北大的面子，也就是中共的面子。殊不知，北大之烂，早已众所周知，他不认为北大很烂，只能表明他自己更烂。
中央编译局化身肉蒲团
北大的情色丑闻尚且余音绕梁，中央编译局又爆出更加吸引眼球的新闻：三十四岁的美女博士后常艳在互联网上公布了一篇十二万字的叙述纪实文字，详细忆述与该局局长衣俊卿权钱和权色交易的过程。常艳现为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中央编译局博士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她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斯主义学院的法学博士学位获得者，主要研究恩格斯社会发展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
这篇题为《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的的长篇文字，主要围绕常艳为进入中央编译局就读脱产博士后，以便完成从山西到北京、从“地方队”到“国家队”的跨越，与男主角、编译局长衣俊卿之间的情色交易。该文也涉及编译局的十多名行政官员和学术导师及其他博士后，其间还提到李长春视察编译局导致封路、封商店等。
中央编译局是什么地方？这个衙门虽不大，却与中央党校、中央政策研究室一样，是一个地位尊荣的“智库”，专门翻译和编写马列经典和中共领袖的著作，几乎相当于古代的“国子监”。然而，最具讽刺意义的是，身为编译局高级研究人员的常艳博士，其境遇却还不如普通的妓女：通常，妓女出卖色相，可以赚钱维持生活；而常博士不仅出卖色相，还要“倒贴”金钱给局长大人。直到与位高权重的“衣老师”闹翻，她才大发牢骚：“编译局的博士后，还不如叫情妇团呢！以后面试，不要比学术，就比谁漂亮，谁会发嗲。为局长献美妾者，赏！赏官位，赏俸禄。现代版《甄嬛传》在中共中央编译局火热上演，马恩列斯老人家们已经挂在墙上了，可他们不忍心错过人间大戏，就差从展览馆蹦出来与局长大人抢女人啦！”
常艳对马克思等老祖宗的想象并非“一厢情愿”：马克思本来就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小人，英国学者保罗•约翰逊在《所谓知识分子》一书中对马克思的专章论述中，就有马克思诱奸女仆的细节。马克思是一个社会边缘人，只能玩弄工人阶级出身的女仆，并让其生下私生女。相比之下，研究马克思的“衣老师”，却能够玩弄美貌的女博士，其艳福还不让老祖宗垂涎三尺？共产党豢养的“国师”们，装模作样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其实他们信仰的是“男盗女娼主义”，正如学者何清涟的评述：“中央编译局这个‘马论’研究圈，已经堕落成一个挥霍纳税人血汗钱的情色纵欲地。那些不惜奉上金钱与肉体的女博士后们，千方百计挤进这个饭碗集团，全因这饭碗里面有鱼有肉，外表看上去要比工人、农民的饭碗精致光鲜，虽然男男女女成天忙于各种情色活动，却能假装自己是比劳力者高贵的劳心者。”当年国民党说共产党“共产共妻”，看看如今网上流传的那段县委书记、县长与大学团委书记一干人等玩换妻游戏的视频，就知此言非虚。
共产党该改名为“下半身党”
北大和中央编译局向来被外人视为“神圣之地”，实际上是春色无边的淫窟。其实，神州大地何处不是淫窟？哪个官员管住了自己的“下半身”？北大党委书记朱善璐、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近日都传出情妇成群，四处偷腥的猛料。如果他们与党的关系尚且还好，即便丑闻缠身也不害怕。薄熙来之所以身败名裂，是“不与中央保持一致”。如果薄熙来遵循共产党之“潜规则”，采取“缓进”而非“冒进”的策略，必然可以顺利升任常委，纵然玩弄过几百个女人，也会受到党的精心保护；而一旦他与党的关系出了问题，他与女人的“不正常关系”也就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
中共十八大之后，包括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在内，已有九名厅局级以上被官方调查，其中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李亚力等人缘起网络举报。近年来，网络举报的贪腐案件，三分之以上涉及性丑闻，如二零一零年广西来宾市烟草专卖局局长韩峰的性爱日记在网上曝光，韩峰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二零一一年，江苏溧阳市卫生局局长谢志强在微博上公开邀约情人到宾馆开房间，次日即被停职调查；二零一二年，黑龙江省双城市人大代表孙德江，被遭到其性侵犯的电视台女主播实名举报，被免职调查。每一个贪官背后，似乎都站着一个妖艳的情妇，难怪被处死的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言简意赅地说：“党对我恩重如山，小三对我情深似海。”
在今天的官场上，官当得好的标志就是身边有情妇，没有情妇的官还叫好官吗？但是，情妇一旦反目，在网络时代，必定无法遮掩。一个个的官员因性丑闻垮台，共产党的“自信”不断受到质疑。共产党面对的最严峻挑战，不是西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不是民间反对派和海外民运的“鼓噪”，而是一旦“情妇起义”，则亡党亡国。共产党叠床架屋地设置诸多反腐机构，结果越反越腐，根本原因便在于：老虎不会自己做一个笼子，将自己关在里面。而民主制度的伟大，就在于其制度设计的目的是将掌权者关进笼子里。但是，既然胡锦涛明确声称不走西方式的“邪路”，三权合一的共产党又怎么会“挥刀自宫”呢？
习近平派遣一波又一波的智囊去新加坡访问，希望走新加坡式的“新权威主义”道路。共产党或许想改名为“人民党”或“社会民主党”。但是，共产党最该改的一个名字其实是“下半身党”。这个党不仅因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对中国的自然环境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更因为对权力疯狂的垄断而对中国的人心和人性造成无可挽回的腐蚀。在不久的将来，即便共产党灭亡了，但要救拔人心、重振道德，还需要相当长久的努力。
今天的中国正在重蹈昔日罗马帝国的覆辙。官僚阶层的腐败深入骨髓，不可救药；民众则熟视无睹，视为理所当然。人们对腐败的态度是：一边痛骂不已，一边羡慕地说“如果我坐到哪个位置上，也会与那个家伙一样”。对道德的漠视乃至蔑视，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没有拆不散的夫妻，只有不努力的小三”，居然成为一句宛如真理的流行语。在毛泽东时代，毛和特权阶层疯狂纵欲，却强迫民众遵行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在今天，则是全民纵欲，薄熙来可以找国际女星陪睡，民工们也有固定光顾的野鸡店。中国堪称全世界当之无愧的“繁荣娼盛”之地。当年，毛泽东用湖南话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把“人民”念成了“淫民”。这个预言终于灵验了。
北大上演金瓶梅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微博实名认证账户“邹恒甫”（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前北大经济学一级教授）爆料：“北大院长在梦桃源北大医疗室吃饭时只要看到漂亮服务员就必然下手把她们奸淫。北大教授系主任也不例外。所以，梦桃源生意火爆。除了邹恒甫，北大淫棍太多。”消息发布后，引发网友转发狂潮，紧接着传统媒体纷纷报道，近年来名声摇摇欲坠的北大又遭受致命的一击。
邹恒甫在与网友的互动中，不断爆料，如“北大芍园餐厅和其它北大内酒店的服务生有多少开后门上了北大的学位班？请教育部查查并公布结果给国人。”“原来在北大南门的太子酒店和楼下洗脚部门就是北大教授搞火爆了：服务美女给北大老师敬献歌曲‘遇到你是我们一生的缘’。由于影响太坏，北大在自己的校园里什么都有了。南门外的太子也没有生意了走了。”也有网友主动曝出北大家丑，希望邹恒甫予以曝光，像微博网友@lch1024就反映说：“邹教授，北大不仅教师如此，包括学子在内。北京大学学生会每年百万元外联收入也是玩乐和回流掉的，因为哪些学生会的干部的竞选也都存在贿选的问题，所以到了任上都想吃花回来。副主席约五至八万元竞选费用、正主席约十至三十万元。望您转发！”于是，一桩桩的丑闻被顺藤摸瓜地揭露出来。一时间，北大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作为最高学府的北大，在毛泽东时代是被当局重点整肃的对象。毛泽东在北大当打工仔时，不受北大教授的待见，以至对以北大为首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心存怨恨。他后来与斯诺谈话时不经意地流露出此一心态。毛泽东登基之后，将北大折腾得死去活来，元气大伤，再无蔡元培时代的生机与活力。进入后毛泽东时代，北大华丽转身，成为官方“尊师重教”的样板。当局继续不准北大“乱说乱动”，同时则重金招安台面上的学术名流。邓小平“南巡”以后，北大的腐败一发而不可收拾。我在九十年代初进入北大，看到不少触目惊心的怪现状，包括校门口停满豪华轿车，每逢周末都是香车接走校花之景象，遂撰文批评之，并质问说：“北大之大，除了门口的石狮子，还有什么东西是干净的？”就因为那篇文章，中宣部下令免除报纸编辑的职务，并让北大对作者“严肃查处”。幸亏中文系几位老师出面周旋，才算让我度过难关。
十多年以后，北大的腐败已“今非昔比”。邹恒甫所论，仅是冰山之一角。却未想到，一句真话捅了马蜂窝，恼羞成怒的北大校方对邹恒甫兴起诉讼。官方喉舌《环球时报》更是发表署名“单仁平”的题为《北大非出污泥不染，但也不可能很烂》的文章，大言不惭地说：“北大是中国知识精英最集中的地方之一，在中国的相同教育体制下，这些人凑到一起搞出的事情比其他地方‘更龌龊’，这样的描述是反逻辑的。北大的教授‘奸淫’，学生干部‘行贿’，校长‘作秀’，互联网不断把这些信息往一起堆积，但这不可能是现实中的那个北大。……邹恒甫式的攻击可以大行其道，突破了批评应有的各种底线，而社会对它们的反对声很微弱。”他根本没有对邹恒甫揭露的事实作任何调查，就为北大“鸣冤叫屈”，实在是颠倒了弱者和强者的位置。此人在我被迫去国时发文讥讽，为当局之暴力维稳政策辩护。这一次，又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企图捍卫北大的面子，也就是中共的面子。殊不知，北大之烂，早已众所周知，他不认为北大很烂，只能表明他自己更烂。
中央编译局化身肉蒲团
北大的情色丑闻尚且余音绕梁，中央编译局又爆出更加吸引眼球的新闻：三十四岁的美女博士后常艳在互联网上公布了一篇十二万字的叙述纪实文字，详细忆述与该局局长衣俊卿权钱和权色交易的过程。常艳现为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中央编译局博士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她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斯主义学院的法学博士学位获得者，主要研究恩格斯社会发展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
这篇题为《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的的长篇文字，主要围绕常艳为进入中央编译局就读脱产博士后，以便完成从山西到北京、从“地方队”到“国家队”的跨越，与男主角、编译局长衣俊卿之间的情色交易。该文也涉及编译局的十多名行政官员和学术导师及其他博士后，其间还提到李长春视察编译局导致封路、封商店等。
中央编译局是什么地方？这个衙门虽不大，却与中央党校、中央政策研究室一样，是一个地位尊荣的“智库”，专门翻译和编写马列经典和中共领袖的著作，几乎相当于古代的“国子监”。然而，最具讽刺意义的是，身为编译局高级研究人员的常艳博士，其境遇却还不如普通的妓女：通常，妓女出卖色相，可以赚钱维持生活；而常博士不仅出卖色相，还要“倒贴”金钱给局长大人。直到与位高权重的“衣老师”闹翻，她才大发牢骚：“编译局的博士后，还不如叫情妇团呢！以后面试，不要比学术，就比谁漂亮，谁会发嗲。为局长献美妾者，赏！赏官位，赏俸禄。现代版《甄嬛传》在中共中央编译局火热上演，马恩列斯老人家们已经挂在墙上了，可他们不忍心错过人间大戏，就差从展览馆蹦出来与局长大人抢女人啦！”
常艳对马克思等老祖宗的想象并非“一厢情愿”：马克思本来就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小人，英国学者保罗•约翰逊在《所谓知识分子》一书中对马克思的专章论述中，就有马克思诱奸女仆的细节。马克思是一个社会边缘人，只能玩弄工人阶级出身的女仆，并让其生下私生女。相比之下，研究马克思的“衣老师”，却能够玩弄美貌的女博士，其艳福还不让老祖宗垂涎三尺？共产党豢养的“国师”们，装模作样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其实他们信仰的是“男盗女娼主义”，正如学者何清涟的评述：“中央编译局这个‘马论’研究圈，已经堕落成一个挥霍纳税人血汗钱的情色纵欲地。那些不惜奉上金钱与肉体的女博士后们，千方百计挤进这个饭碗集团，全因这饭碗里面有鱼有肉，外表看上去要比工人、农民的饭碗精致光鲜，虽然男男女女成天忙于各种情色活动，却能假装自己是比劳力者高贵的劳心者。”当年国民党说共产党“共产共妻”，看看如今网上流传的那段县委书记、县长与大学团委书记一干人等玩换妻游戏的视频，就知此言非虚。
共产党该改名为“下半身党”
北大和中央编译局向来被外人视为“神圣之地”，实际上是春色无边的淫窟。其实，神州大地何处不是淫窟？哪个官员管住了自己的“下半身”？北大党委书记朱善璐、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近日都传出情妇成群，四处偷腥的猛料。如果他们与党的关系尚且还好，即便丑闻缠身也不害怕。薄熙来之所以身败名裂，是“不与中央保持一致”。如果薄熙来遵循共产党之“潜规则”，采取“缓进”而非“冒进”的策略，必然可以顺利升任常委，纵然玩弄过几百个女人，也会受到党的精心保护；而一旦他与党的关系出了问题，他与女人的“不正常关系”也就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
中共十八大之后，包括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在内，已有九名厅局级以上被官方调查，其中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李亚力等人缘起网络举报。近年来，网络举报的贪腐案件，三分之以上涉及性丑闻，如二零一零年广西来宾市烟草专卖局局长韩峰的性爱日记在网上曝光，韩峰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二零一一年，江苏溧阳市卫生局局长谢志强在微博上公开邀约情人到宾馆开房间，次日即被停职调查；二零一二年，黑龙江省双城市人大代表孙德江，被遭到其性侵犯的电视台女主播实名举报，被免职调查。每一个贪官背后，似乎都站着一个妖艳的情妇，难怪被处死的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言简意赅地说：“党对我恩重如山，小三对我情深似海。”
在今天的官场上，官当得好的标志就是身边有情妇，没有情妇的官还叫好官吗？但是，情妇一旦反目，在网络时代，必定无法遮掩。一个个的官员因性丑闻垮台，共产党的“自信”不断受到质疑。共产党面对的最严峻挑战，不是西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不是民间反对派和海外民运的“鼓噪”，而是一旦“情妇起义”，则亡党亡国。共产党叠床架屋地设置诸多反腐机构，结果越反越腐，根本原因便在于：老虎不会自己做一个笼子，将自己关在里面。而民主制度的伟大，就在于其制度设计的目的是将掌权者关进笼子里。但是，既然胡锦涛明确声称不走西方式的“邪路”，三权合一的共产党又怎么会“挥刀自宫”呢？
习近平派遣一波又一波的智囊去新加坡访问，希望走新加坡式的“新权威主义”道路。共产党或许想改名为“人民党”或“社会民主党”。但是，共产党最该改的一个名字其实是“下半身党”。这个党不仅因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对中国的自然环境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更因为对权力疯狂的垄断而对中国的人心和人性造成无可挽回的腐蚀。在不久的将来，即便共产党灭亡了，但要救拔人心、重振道德，还需要相当长久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