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须有的新政
既然权利失败者、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反对派都需要政改幻想，官方、半官方和第五纵队就会通过各种渠道制造、兜售这种幻想。
如前所述，胡锦涛政治报告、新常委名单，以及中共政权及其国家机会主义改革性质，包括实行高度选择性的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共官方正式文件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关于四个坚持、讲政治、三个代表、保持先进性、N不搞的政治宣示，对异议人士、信仰者、维权者、反对派组织（如1992年自由民主党、1998年民主党）、人权民主运动（如1979年西单民主墙、1983年精神污染、八六学潮、八九学潮、零八宪章、1911年初“茉莉花革命”）持之以恒的镇压，一再说明这个政权根本不可能实行权利失败者、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反对派希望的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不管渐进还是急进）。甚嚣尘上的“胡温新政”无疾而终，就是很好的说明。御用学者对此看得很清楚，习李履新之际，社科院一位副院长明言《改革决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权门出身的罗点点更是感同身受：
成功的革命夺取了控制一切的权利，胜利者拥有了乐园，他们压倒一切的使命就是保护革命的成果。作为一个集体，党内任何派别、任何个人对任何反党行为都严惩不贷，只有江山稳固，个人才可能层次清晰地拥有自己的小乐园。毛对此十分清楚。
——《中南海的权力游戏（7，乐园）》
毛泽东固然十分清楚，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何尝糊涂。我在社交网站分享该文时点评道：
那些不断忽悠改革，忽悠中共党内所谓保守派与改革派之争，甚至无原则的为改革派站台，哪怕贪腐也不能反对的书呆子们怎么就不明白：“作为一个集体，党内任何派别、任何个人对任何反党行为都严惩不贷，只有江山稳固，个人才可能层次清晰地拥有自己的小乐园。”
11月29日，习近平率领新班子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强调道路决定命运，号召全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2月1日，新华网重发习近平三年前令外界大跌眼镜的“吃饱饭没事干”言论，这些信息令人确信政改是不可能的。针对习李履新时发表的整党、反腐、改革和美好生活言论，有各种不同解读，一些人从中看到政改希望，一些人只能从中看到新一轮洗牌（政治-经济利益再分配）。旅美时事评论员陈破空一语破的：《习李履新：反腐与改革，都是伪命题》。我在《不改旗易帜就没有新政和法治》一文中补充道：
（尽管如此）从政治、经济层面看，习李言论配合默契，恰恰表明中共政治意志和政策走向：前者是维稳体制的一部分，通过整风和反腐败加强对党官僚集团政治控制，清除异己，收买人心；后者则是在维稳基础上，通过国家机会主义改革贴现党权垄断利润。毋宁说，三十多年来萧规曹随，一直都在走这条新极权道路。
习近平所谓民族复兴，往好里说是一种愿景，在既定的一党专政单边条款宪法安排下，还存在一个“如何可能”问题。从历史上看，像古代埃及、印度那样僵化封闭的等级制种性社会，即便不出现政治、经济和社会崩溃或者转型，也只能维持一种不可欲的长期停滞状态，根本不可能有古希腊、近现代西方文明那样繁荣昌盛的“复兴”。重商主义的极权专制国家，经济总量确实有可能像当下中国这样畸形繁荣。这种经济繁荣与自由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同日而语。这种昙花一现的商业繁荣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如南宋、明清之际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清明上河图》或许很有审美价值，令人惋惜的是，这种官商结合“萌芽”注定是没有生命力的怪胎，不会发育成资本主义自由的参天大树。它更像一种回光返照。盛极一时、富甲天下的徽州盐商、山西票号、广州十三行，以及红顶商人胡雪岩等人的覆灭，就是很好的说明。缺乏自由国家及其宪法安排下的产权保护、契约自由和市场竞争，其兴也忽，其灭也忽。这种垄断权力主导下的腐朽、堕落现象，网上有个形象化隐喻：“金瓶梅现象”。这种社会注定是分裂型社会，权贵、官商醉生梦死和权利失败者悲惨命运如影随形。西方经济史上，罗马帝国晚期也出现过这种繁荣，帝国政府对城市资产者的掠夺，使之失去赖以存在基础，最终被蛮族毁灭。（参见M.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
往坏里说，极权国家复兴意味着军国主义复兴。近代民族国家崛起过程中，德国、日本在未能实现宪政转型和自由化条件下，利用国家社会主义、军国主义和重商主义迅速崛起，走上法西斯主义不归路，对本国、他国都造成巨大灾难。前苏联集团共产主义极权国家迅速崛起，已经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中共当局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全面破产后，顽固拒绝宪政转型和自由化，乞灵于经济发展和民族主义，利用国家机会主义改革走上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归路。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没有让人民得到实惠，已经让周边国家惴惴不安。十八大推举的领袖集体是清一色“皇族内阁”。这帮红卫兵出身的权贵子弟，既不像父辈那样打过战，对战争危害和不确定风险有足够认识；又不像江泽民那样受过传统教育，附庸风雅，或者像胡锦涛、温家宝那样政治辅导员、工程师、秘书出身，谨小慎微，碌碌无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心高气傲、志大才疏的小毛泽东，孤注一掷、穷兵黩武可能性更大。荣登大宝后一如既往强调党指挥枪，确如香港《大公报》12月13日评论习近平视察广州战区所言：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国梦”被引申为“强军梦”。《金融时报》则指出：习近平比其前任“更民族主义”，“这样的词句让越南和日本这些与中国有领土纠纷的国家感到不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非习李履新发明创造。尽管不同时期有不同名目和表述，中共从来不缺乏此类宣传洗脑、鼓舞人心的宏大叙事。早在战争年代，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中共就鼓吹分阶段建立没有压迫和剥削的共产主义天堂，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理想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中共僭政后，1950年代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名义大搞民族化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赶英超美大跃进，在建成共产主义极权国家的同时，造成至少饿死3600万人大饥荒；林彪事件后文化大革命灾难深重、难以为继之际，中共四届人大提出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文革结束后被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打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幌子，擘划了20世纪末实现小康社会，然后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民族复兴目标；六四屠城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面对国内外强大压力，这位老奸巨猾的修正主义者调整国家机会主义战略，一面告诫全党做韬光养晦的缩头乌龟，一面靠经济发展和民族主义为中共暴政提供合法性基础。江泽民主政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畸形繁荣，国力逐渐增强。1994年打着“财政联邦主义”幌子进行分税制改革，这种财税体制导致国富民穷，中央财政急剧扩张。千禧年到来之际，中共已经放弃韬光养晦，走上“大国崛起”之路，“中国世纪”鼓噪甚嚣尘上。准确地说，从江泽民时代到胡温新政，一直鼓吹狂妄虚骄的民族复兴，习李履新旧调重弹，不过是萧规曹随的新极权主义崛起。
尽管如此，一些人和一些海外媒体，或者因为不解风情，或者因为别有用心，还是不断从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人高调宣示的依宪治国、整风、反腐、改革、民生（美好生活）话语中嗅出政改甚至变天信号。薄熙来、王立军事件后，一些贪官被查处，一些冤案被平反，个别异议者被优待，更助长了这种非理性期待。吴稼祥的看法就很典型。这位曾经春风得意，在中宣部和中央书记处工作，荣任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副组长的南书房行走，六四屠城后失宠，沦为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却没有改弦易辙，一直保留着南书房心态，处江湖之远更忧其君，假政改之名曲线救国。十八大后，凤凰网与凤凰卫视适时在帝都联合主办“改革新动力——凤凰财经峰会”，闭幕当天“新政满月”闭门午餐会上，吴稼祥和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许成钢等“就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后掀起的改革新风展开讨论，并展望了未来政治体制改革新路径。”凤凰网《大学问》（伟大复兴当然需要大学问）陆续推出上述4人主旨演讲，为新一轮改革造势。首期推出的就是《吴稼祥：十八大后政治出现三个20年未有过的特点》。吴稼祥为新政大唱赞歌，除了稍逊风骚，堪与郭沫若在邓小平复出后欢呼《科学的春天》媲美。他认为新政首要表现就是“拨乱反正”，十八大后中国政治出现三个20年来没有出现过的特点，“从习总沿着邓小平南巡路线考察，我看到了整个决心：中国改革的第三波启动了”。我在社交网站转发此文时点评道：
这位因“89风波”已经沦为编外南书房的吴先生始终位卑未敢忘忧国，积极为党主国家机会主义改革摇旗呐喊，应该赏穿黄马褂大内行走，给个散骑常侍之类的干干才是.就算习南巡宣示继承邓的衣钵又怎样？充其量是国家机会主义改革，这种改革就是垄断权力贴现，早已天怒人怨。别忘了邓历史上就带有毛主义原罪，毛文革前的罪过有他一部分，主政后又是89屠城元凶。
1992年邓小平南巡是在六四大屠杀后内外交困背景下进行的。六四大屠杀彻底关闭了自由派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通过先经济、后政治的渐进改革实现民主转型大门，所谓改革派（实际上就是邓派）主导的国家机会主义改革也遭到保守派否定。为了化解中共统治危机和自身党内地位危机，邓小平效法毛泽东故伎，以风烛残年衰老疲惫之躯率枪杆子南巡逼宫。这次南巡被吹鼓手誉为《春天的故事》，不仅重新确立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地位，还用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彻底绑架了改革。从此以后，除了别有用心和一厢情愿的政改忽悠，没有宪政转型，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官僚集团绑架国家走上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新极权主义不归路。如果习近平南巡意味着“中国改革的第三波启动了”，无非继承邓小平罪恶滔天的新极权主义衣钵。
即便从中共党内斗争角度看，红军时代打AB团，僭政后打高饶反党集团，批刘伯承、粟裕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批彭德怀反党集团，遑论反右、大跃进，邓小平在历史上一直带有毛主义原罪。除了文革中被打倒，中共僭政前后犯下的全部罪行有他一部分。复出主政后，又是镇压西单民主墙、清除精神污染、严打、反自由化（废胡耀邦）、六四屠城（废赵紫阳）元凶，国家机会主义改革首恶。
吴稼祥问得好：“拨什么乱？反什么正？”我的回答很简单：“拨薄熙来唱红打黑之乱；反国家机会主义改革之正。”按照十八大政治报告正式表述就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条美其名曰“改革”的新极权主义道路，中共已经走了30多年，早已罪孽弥天，淫污遍地，百孔千疮，走投无路。习李新政，何新之有？
2012年12月19日
既然权利失败者、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反对派都需要政改幻想，官方、半官方和第五纵队就会通过各种渠道制造、兜售这种幻想。
如前所述，胡锦涛政治报告、新常委名单，以及中共政权及其国家机会主义改革性质，包括实行高度选择性的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共官方正式文件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关于四个坚持、讲政治、三个代表、保持先进性、N不搞的政治宣示，对异议人士、信仰者、维权者、反对派组织（如1992年自由民主党、1998年民主党）、人权民主运动（如1979年西单民主墙、1983年精神污染、八六学潮、八九学潮、零八宪章、1911年初“茉莉花革命”）持之以恒的镇压，一再说明这个政权根本不可能实行权利失败者、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反对派希望的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不管渐进还是急进）。甚嚣尘上的“胡温新政”无疾而终，就是很好的说明。御用学者对此看得很清楚，习李履新之际，社科院一位副院长明言《改革决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权门出身的罗点点更是感同身受：
成功的革命夺取了控制一切的权利，胜利者拥有了乐园，他们压倒一切的使命就是保护革命的成果。作为一个集体，党内任何派别、任何个人对任何反党行为都严惩不贷，只有江山稳固，个人才可能层次清晰地拥有自己的小乐园。毛对此十分清楚。
——《中南海的权力游戏（7，乐园）》
毛泽东固然十分清楚，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何尝糊涂。我在社交网站分享该文时点评道：
那些不断忽悠改革，忽悠中共党内所谓保守派与改革派之争，甚至无原则的为改革派站台，哪怕贪腐也不能反对的书呆子们怎么就不明白：“作为一个集体，党内任何派别、任何个人对任何反党行为都严惩不贷，只有江山稳固，个人才可能层次清晰地拥有自己的小乐园。”
11月29日，习近平率领新班子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强调道路决定命运，号召全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2月1日，新华网重发习近平三年前令外界大跌眼镜的“吃饱饭没事干”言论，这些信息令人确信政改是不可能的。针对习李履新时发表的整党、反腐、改革和美好生活言论，有各种不同解读，一些人从中看到政改希望，一些人只能从中看到新一轮洗牌（政治-经济利益再分配）。旅美时事评论员陈破空一语破的：《习李履新：反腐与改革，都是伪命题》。我在《不改旗易帜就没有新政和法治》一文中补充道：
（尽管如此）从政治、经济层面看，习李言论配合默契，恰恰表明中共政治意志和政策走向：前者是维稳体制的一部分，通过整风和反腐败加强对党官僚集团政治控制，清除异己，收买人心；后者则是在维稳基础上，通过国家机会主义改革贴现党权垄断利润。毋宁说，三十多年来萧规曹随，一直都在走这条新极权道路。
习近平所谓民族复兴，往好里说是一种愿景，在既定的一党专政单边条款宪法安排下，还存在一个“如何可能”问题。从历史上看，像古代埃及、印度那样僵化封闭的等级制种性社会，即便不出现政治、经济和社会崩溃或者转型，也只能维持一种不可欲的长期停滞状态，根本不可能有古希腊、近现代西方文明那样繁荣昌盛的“复兴”。重商主义的极权专制国家，经济总量确实有可能像当下中国这样畸形繁荣。这种经济繁荣与自由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同日而语。这种昙花一现的商业繁荣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如南宋、明清之际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清明上河图》或许很有审美价值，令人惋惜的是，这种官商结合“萌芽”注定是没有生命力的怪胎，不会发育成资本主义自由的参天大树。它更像一种回光返照。盛极一时、富甲天下的徽州盐商、山西票号、广州十三行，以及红顶商人胡雪岩等人的覆灭，就是很好的说明。缺乏自由国家及其宪法安排下的产权保护、契约自由和市场竞争，其兴也忽，其灭也忽。这种垄断权力主导下的腐朽、堕落现象，网上有个形象化隐喻：“金瓶梅现象”。这种社会注定是分裂型社会，权贵、官商醉生梦死和权利失败者悲惨命运如影随形。西方经济史上，罗马帝国晚期也出现过这种繁荣，帝国政府对城市资产者的掠夺，使之失去赖以存在基础，最终被蛮族毁灭。（参见M.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
往坏里说，极权国家复兴意味着军国主义复兴。近代民族国家崛起过程中，德国、日本在未能实现宪政转型和自由化条件下，利用国家社会主义、军国主义和重商主义迅速崛起，走上法西斯主义不归路，对本国、他国都造成巨大灾难。前苏联集团共产主义极权国家迅速崛起，已经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中共当局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全面破产后，顽固拒绝宪政转型和自由化，乞灵于经济发展和民族主义，利用国家机会主义改革走上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归路。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没有让人民得到实惠，已经让周边国家惴惴不安。十八大推举的领袖集体是清一色“皇族内阁”。这帮红卫兵出身的权贵子弟，既不像父辈那样打过战，对战争危害和不确定风险有足够认识；又不像江泽民那样受过传统教育，附庸风雅，或者像胡锦涛、温家宝那样政治辅导员、工程师、秘书出身，谨小慎微，碌碌无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心高气傲、志大才疏的小毛泽东，孤注一掷、穷兵黩武可能性更大。荣登大宝后一如既往强调党指挥枪，确如香港《大公报》12月13日评论习近平视察广州战区所言：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国梦”被引申为“强军梦”。《金融时报》则指出：习近平比其前任“更民族主义”，“这样的词句让越南和日本这些与中国有领土纠纷的国家感到不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非习李履新发明创造。尽管不同时期有不同名目和表述，中共从来不缺乏此类宣传洗脑、鼓舞人心的宏大叙事。早在战争年代，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中共就鼓吹分阶段建立没有压迫和剥削的共产主义天堂，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理想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中共僭政后，1950年代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名义大搞民族化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赶英超美大跃进，在建成共产主义极权国家的同时，造成至少饿死3600万人大饥荒；林彪事件后文化大革命灾难深重、难以为继之际，中共四届人大提出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文革结束后被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打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幌子，擘划了20世纪末实现小康社会，然后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民族复兴目标；六四屠城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面对国内外强大压力，这位老奸巨猾的修正主义者调整国家机会主义战略，一面告诫全党做韬光养晦的缩头乌龟，一面靠经济发展和民族主义为中共暴政提供合法性基础。江泽民主政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畸形繁荣，国力逐渐增强。1994年打着“财政联邦主义”幌子进行分税制改革，这种财税体制导致国富民穷，中央财政急剧扩张。千禧年到来之际，中共已经放弃韬光养晦，走上“大国崛起”之路，“中国世纪”鼓噪甚嚣尘上。准确地说，从江泽民时代到胡温新政，一直鼓吹狂妄虚骄的民族复兴，习李履新旧调重弹，不过是萧规曹随的新极权主义崛起。
尽管如此，一些人和一些海外媒体，或者因为不解风情，或者因为别有用心，还是不断从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人高调宣示的依宪治国、整风、反腐、改革、民生（美好生活）话语中嗅出政改甚至变天信号。薄熙来、王立军事件后，一些贪官被查处，一些冤案被平反，个别异议者被优待，更助长了这种非理性期待。吴稼祥的看法就很典型。这位曾经春风得意，在中宣部和中央书记处工作，荣任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副组长的南书房行走，六四屠城后失宠，沦为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却没有改弦易辙，一直保留着南书房心态，处江湖之远更忧其君，假政改之名曲线救国。十八大后，凤凰网与凤凰卫视适时在帝都联合主办“改革新动力——凤凰财经峰会”，闭幕当天“新政满月”闭门午餐会上，吴稼祥和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许成钢等“就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后掀起的改革新风展开讨论，并展望了未来政治体制改革新路径。”凤凰网《大学问》（伟大复兴当然需要大学问）陆续推出上述4人主旨演讲，为新一轮改革造势。首期推出的就是《吴稼祥：十八大后政治出现三个20年未有过的特点》。吴稼祥为新政大唱赞歌，除了稍逊风骚，堪与郭沫若在邓小平复出后欢呼《科学的春天》媲美。他认为新政首要表现就是“拨乱反正”，十八大后中国政治出现三个20年来没有出现过的特点，“从习总沿着邓小平南巡路线考察，我看到了整个决心：中国改革的第三波启动了”。我在社交网站转发此文时点评道：
这位因“89风波”已经沦为编外南书房的吴先生始终位卑未敢忘忧国，积极为党主国家机会主义改革摇旗呐喊，应该赏穿黄马褂大内行走，给个散骑常侍之类的干干才是.就算习南巡宣示继承邓的衣钵又怎样？充其量是国家机会主义改革，这种改革就是垄断权力贴现，早已天怒人怨。别忘了邓历史上就带有毛主义原罪，毛文革前的罪过有他一部分，主政后又是89屠城元凶。
1992年邓小平南巡是在六四大屠杀后内外交困背景下进行的。六四大屠杀彻底关闭了自由派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通过先经济、后政治的渐进改革实现民主转型大门，所谓改革派（实际上就是邓派）主导的国家机会主义改革也遭到保守派否定。为了化解中共统治危机和自身党内地位危机，邓小平效法毛泽东故伎，以风烛残年衰老疲惫之躯率枪杆子南巡逼宫。这次南巡被吹鼓手誉为《春天的故事》，不仅重新确立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地位，还用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彻底绑架了改革。从此以后，除了别有用心和一厢情愿的政改忽悠，没有宪政转型，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官僚集团绑架国家走上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新极权主义不归路。如果习近平南巡意味着“中国改革的第三波启动了”，无非继承邓小平罪恶滔天的新极权主义衣钵。
即便从中共党内斗争角度看，红军时代打AB团，僭政后打高饶反党集团，批刘伯承、粟裕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批彭德怀反党集团，遑论反右、大跃进，邓小平在历史上一直带有毛主义原罪。除了文革中被打倒，中共僭政前后犯下的全部罪行有他一部分。复出主政后，又是镇压西单民主墙、清除精神污染、严打、反自由化（废胡耀邦）、六四屠城（废赵紫阳）元凶，国家机会主义改革首恶。
吴稼祥问得好：“拨什么乱？反什么正？”我的回答很简单：“拨薄熙来唱红打黑之乱；反国家机会主义改革之正。”按照十八大政治报告正式表述就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条美其名曰“改革”的新极权主义道路，中共已经走了30多年，早已罪孽弥天，淫污遍地，百孔千疮，走投无路。习李新政，何新之有？
2012年12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