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监复先生：
我与您同住北京，但素不相识，也无任何来往。得知先生大名是在读了您整理的胡绩伟先生口述《胡赵十年新政》以及您的访谈录《赵紫阳最后的岁月》。当时我确实很钦佩先生的勇气，能冒极大的风险为这两位民众所敬重的老人留下生前重要的历史资料。
去年”六四”前夕五月底的一天，有位日本记者来家采访，问起我对您的新著—-《陈希同亲述》的看法。我听了一脸茫然，坦然告知我没有听说您出版此书之事。这位记者倒挺慷慨，从包内拿出一本您的新著，说可以送给我，只是此书他翻阅时在上面划过红杠杠，还问我是否介意。我当即收下，但告诉他，因未曾读，也就无法谈看法。记者表示理解。
随后，我把您的此书给一些难友阅读过。
作为一个读者，一个”六四”遇难者的母亲，我在读过这本书后的感想已在去年”六四”当天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过。大意是：现在出的陈希同自述，我们是持欢迎态度的。我说：”大家都来说真相，’六四’真相就会像鲍彤先生所说’自然会浮出水面’。人们在比较当中，就会把那些虚假的、谎言的部分剔除。陈希同这样做当然是推卸责任，但是他说的邓小平是主要决策者，我觉得这个他说得没错。第二，他还说了句人话，说’其实当时可以处理得不死人，但是死了人，他作为当时的市长，觉得遗憾。'”我当时对记者说：”陈说’遗憾’，太轻了，太轻了！人命关天哪！这么多条人命，就这么轻轻的一个’遗憾’能过吗？陈希同绝对不是元凶，他就是’六四’大屠杀决策者的帮凶，罪责难逃啊！罪的轻重大小有所不同，但这是逃脱不了的。”
实际上，早在”六四”十五周年之际，”天安门母亲”发出的”十六字”呼吁中第一项就是”说出真相”，这不仅包括当时的示威者、受难者，也应包括当时的决策者、施暴者。
就拿李鹏准备出版的那本《六四日记》来说。据《亚洲周刊》等海外多家媒体报道，2005年秋，李鹏写成了一本题为《关键时刻》（又称”六四日记”）的书稿，要求中共中央批准出版，但后者以”暂时不公开出版为妥”的理由拒绝了李的要求。我们认为，李鹏作为”六四”大屠杀的涉案者，应依法接受司法侦查，讲清楚自己的犯罪事实，为那场血腥的屠杀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他作为涉案的被告人，有权提供证言、证物，为自己作辩护。出版”六四日记”，是尊重涉案被告的权利，也将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了解”六四”真相。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呼吁执政当局改变决定，让《关键时刻》一书能够公开出版、发行（参见2007年《天安门母亲的呼吁：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
现在先生出版了《陈希同亲述》，您声明：”作为访谈的记录者，我负责记录和转达谈话人的原话和原意，即使是谈话中所说的事件和观点有重复之处或同记录者的观点与了解情况不一致，记述者仍照陈希同的原话记录，未作改动。”
我认为，记述者的态度是严肃的，也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您此后发表的与此书有关的涉及”平反六四”（按坊间习俗称谓）的一些言论，我，以及多数天安门母亲不能认同。我们认为，这些言论语义轻蔑，用词鄙俗，对于那些已经离去的”六四”殉难者，以及那些为殉难者亡灵寻求正义的天安门母亲，包括二十多年来支持和声援天安门母亲的人们，很不公道。
事情起于去年十一月，当时我们居住在无锡乡间，一天从网上看到严家祺先生的一篇文章：《评姚监复在香港<动向>的文章》。严家祺先生谈到，姚监复先生6月在香港说：”‘平反六四’是’美好的幻想，跟童话一样'”、”‘平反六四’要等到’遥远的未来'”、”要一百年”。后来我们还知道，您甚至说”善良的人们幻想政改，梦想’平反六四’，看来是异想天开，做梦娶媳妇了。”去年十月，先生又到纽约及布达佩斯的两次会上重复了类似的话。看来您到哪里就把这样的话搁到那里，绝不是随便说说的。
可惜，此前我远离北京，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我怕别人的引述不够全面，回京后又在网上作了搜索，发现您还提到了我的名字。您说，”虽然丁子霖及一些民运人士，批评陈希同推卸六四责任，这种书不能出版，他（指陈希同）曾辩说若这样的书不能出，言论自由怎么落实。”我究竟怎样看待出版《陈希同亲述》这样的书，前面已经提到，这里不再重复，看来，您是误会我了。
下面我要说的是：”平反六四”怎么是”美丽的幻想”？怎么是”跟童话一样”？又怎么是”异想天开，做梦娶媳妇了”？
这二十多年来，对于1989年的”六四”，海内外各界从来各有各的评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天安门母亲有自己的理念和主张，从未强求他人认同。我们期盼着”六四”问题早一天解决，越早越好，但从未幻想这种解决能在朝夕之间达成。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努力和坚持。我们在十多年前就曾说过：我们曾经在地狱般的黑暗中呻吟，曾经在几近枯竭的泪海中挣扎；我们也曾经被恐惧与绝望所压倒，曾经被流言与冷漠所吞噬。但是，我们终于站立起来了—-在我们儿女倒下的地方—-我们站立起来就不会再倒下。这是我们苦苦抗争十多年后的一段共同心灵呼喊！
我们的抗争是真切的，我们经历的苦难也是真切的。我们从当年北京街头戒严士兵还未撤走的时候起，就从京城的各条胡同、各个角落一家、两家、三家去寻找大屠杀的死难者，这些死难者在以后的岁月里一个又一个地进入到我们的死难者名册……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如今终于增加到了200多位。而我们这些死难者的母亲或父亲、妻子或丈夫、兄弟或姐妹也经历了一年、二年、五年、十年、二十年的悲愤、痛苦，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渐渐老去的母亲或父亲一个、两个、三个、十个、二十个、三十个……不舍地离开了我们这个悲苦的群体。
尽管，人死去了，但他们留下了做人的尊严。
有一位生活在外地底层的老父亲，在多年前临终时嘴里已说不出话，但他很勉强用力地伸出一个小手指，他的意思很明白—-他放不下十多年前遇难的小儿子。
一位天津农村的老母亲在去年弥留之际交代他的大儿子，要他”谢谢天安门母亲”，并嘱咐他要继续为”平反六四”而抗争。
同样前年离世的一位湖南难属写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指六四问题）的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抗争的过程；但我同样相信，最终会得到解决，我也有这个决心。我们都要特别注意保重身体，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一位前年离去的年迈父亲,在他九十二岁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已是耄耋老人，二十年来已经活得够够的了，冒死直言，很可能遭到’灭顶之灾’，对此我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目前，我们并不奢望为’六四’翻案；为赵紫阳平反，但在二十年后的’六四’国耻日之际，难道仍不让我们难属说句真话吗！””中国必将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全国上下必须以法律观点来看待和评估’六四’事件。”
以上这些人都活到了七八十岁，有的已经九十多岁了。这二十多年时间里，已经有31位老人离开我们的群体。但他们都有一个心愿，不能让”六四”的解决永远拖下去!我想，任凭是谁，只要不是铁石心肠，读到这些话语，能不为之动容吗？
这些人会说出”平反六四”是”美丽的幻想，像童话一样”，”要一百年”，甚至比一百年”更长”这样的话吗？不会的！绝对不会的！我真难以想象，这些已故难友的亡灵，如果听到您说的这些话，他（她）们会有何等反应啊！
天安门母亲在2011年向全国人大发出公开信：《时不我待，继续拖延”六四”问题的解决将是对我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犯罪》中说:”我们相信，公正、合理解决’六四’问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人、任何党派都不可能把’六四’问题的解决无限期拖延下去。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难道还要拖三十年、五十年……？时不我待，如果继续拖延’六四’问题的解决将是对我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犯罪。天道人心，形势比人强，请代表、委员们三思再三思！”
我这里也再引用您去年6月11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的一段话：
记者：姚先生，你原本说平反六四要等一百年，但你现在看到香港人的热情，会改变你的想法吗？
姚监复：不改变。香港是香港，香港有自由，台湾有民主，中国用经济掩盖很多事，因为人都是现实的，因为只要今天过得比昨天好，很多人都满足于现实。所以我想还是像李慎之说的，要从公民课本开始，让中国的小学生知道自己是公民，这种成长过程敢于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建设公民社会，这个才是真正的彻底平反。
这就是为您自己的”不改变”所列出的理由。
我认为以上理由难以说服人。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您只看到了今天中国当政者的强势和不妥协，没有看到今天中国民间的普遍觉醒；您只看到了今天的中国社会仍然是”听话的”，没有看到今天的中国民众纷纷站出来说”不”；您只看到了中国的公民力量仍然是分散的，没有看到这种力量近年来正迅速聚集起来；您只看到了反右、文革、”六四”的受难者仍然在承受着苦痛的煎熬，没有看到成千上百万人为之而奋起抗争。在中国，不是只有专制独裁一种力量，而是有了两种力量，自由、民主、人权的力量正在中国兴起。不是等到公民社会的建立，”六四”才能”完全平反”，而是在建立的过程中，一步一步解决”六四”问题。台湾的二*二八、韩国光州事件的解决，就是明证。
您太现实了！现实得令我困惑。我竟弄不清哪一个是真实的您—-是当年记述胡、赵回忆的姚监复，还是如今一再发表”童话论”、”幻想说”的姚监复？
丁子霖 201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