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六四天安门事件凝聚中国近代人的诉求

法广：陈奎德先生请您介绍一下你六四的亲身经历？

陈奎德：关于六四事件前后有几件事值得一提。大家知道胡耀邦去世是六四的起因，另外，知识分子签名运动也与六四有关联。第一封信是方励知先生写给邓小平的信后，这封信主要是在89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希望邓小平大赦天下，能够释放中国的政治犯，特别是魏京生等人，引发了包括冰心和北岛等在内的33个知识分子签名运动。第二封信主要是自然科学家们的签名。在参加我主编的《上海思想家》杂志创刊北京座谈会上，我和戴晴征求在场的知识分子的签名，成为第三封知识分子签名上书活动，主要是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识分子，大家都支持方励知先生的意见。这些信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前奏，当时北大校园大家都非常活跃，有民主沙龙等，学生们有普遍的一种觉醒。4月15日胡耀邦先生突然去世，北京学运开始，当时我在上海，派了研究所的两名同事去北京就地观察，随时与我联络。我在上海与同事征集在上海学界的教师，教授和知识分子的签名，支持北京和上海的学生与当局的对话。我把原定于4月30日应邀去美国波士顿学院的邀请改在6与5日。6月4日晚上，我与朋友一起吃饭为我去美国送行，有位同事转录的香港电视台的节目，他们拍摄的6月3日到4日凌晨，在北京镇压学生的场面，惨烈的景象让我们震惊。六四成为一个转折点，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第二天早晨，我将飞离上海，当时上海还没有戒严，但是气氛紧张，路上有学生抗议摆着的路障，我6月5日乘坐的飞机上只有几位乘客，大家眼光迷茫，不知道中国的未来。6月8日我接受《波士顿环球报》的采访，我谈到六四，抗议中共的镇压。6与7日我刚刚离开上海两天，中共三个部门下达文件到我的单位，禁止我出国，主要是因为我当时在上海比较活跃。我上海学界的朋友为我庆幸，否则我会被监禁或者被办学习班。7月13日严家琪和吾尔开希等人从国内逃亡到巴黎，召开全球的部分会议，说中国处于紧急状态要共商国事，我和美国十几为学者来到巴黎，第二天7月14日是法国国庆，庆祝巴士底监革命200周年，这个200年的庆祝日对于法国人来说非常重要，我们代表中国民间人士被邀请在贵宾席上，而中国政府没有受到邀请。最令人感动的是，庆祝典礼一开始，第一个方阵是由中国人组成的队伍，他们身穿黑色衣服，推出三个打鼓，每个打鼓上有两个中国字，总共六个汉字“自由，平等，博爱”，全场起立好几分钟，哭声和掌声混合着一起，吾尔开希当场昏倒，我也是热泪盈眶，我们被法国人对中国人的支持和热情感动。

法广：您认为八九民运和六四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陈奎德：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看起来是被镇压下去，是失败了，但是在中国近一，两百年的历史上占有其特殊的位置。第一，天安门事件不久，20世纪重要历史巨变接连发生：柏林墙倒塌，苏联东欧阵营解体，共产主义失败，东西方冷战在主要战场上结束。从更旷阔的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六四有转折点的地位，而且经过20多年的时间，有资料显示，当时苏联柏林墙的倒塌，苏联是否开枪与中国六四有相当大的关联，包括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关联。 重大的中共历史性事件是与六四相关，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中国人的诉求和命运也凝聚在天安门六四的50多天的时间里。六四是个非常悲怆的历史舞台，近代中国人的追求，悲欢离合，光荣与梦想瞬间破灭 ，全部凝聚在天安门六四的呐喊和枪声中。中国近代历史要求是中国古老文明与西方现代化的结合，有几个重要的转折点，如戊戌变法，五四运动和后来的辛亥革命等，六四事件是其中的一环，如此大的群众运动，表明中国人要与世界主流文明结合潮流，六四是个重大的转折点，表明中国人有这个倾向，有与普世文明接轨的诉求，在六四的这个群众运动中体现得非常清楚。表明了中国人近百年来基本的政治，精神上的追求。中西文化汇流的一个交接点，这都是六四重要的意义，尽管当时六四失败了，但是六四留下了精神遗产和历史遗产，将来还会在中国呈现。从宏观的大的历史角度上有其历史意义，是个标准性的事件。

法广：八九民运六四25周年的前夕，港台两地同时推出主要由大陆人士编写的《六四诗选》，香港不仅每年有纪念六四的烛光晚会，今年还成立了纪念六四博物馆。而在中国近日参加六四讨论会的人士施压，包括浦志强在内的人士受到拘留，您怎么看？

陈奎德：这涉及到共产党认为六四是他们的生命线，不可以提起的历史伤疤，中共想慢慢淡化六四事件，甚至想让中国人和全世界的人忘记这个事件。非常明显的是中国共产党用本国的野战军屠杀本国手无寸铁的平民，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是反人类事情。中国共产党认为天安门事件威胁了他统治权力，但是采取这样一种反人类的做法，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基本的道义上失去了其统治的合法性。中国不提六四牵是因为扯到自己生存的统治的合法性，但是靠强压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使用高压手段让大家塞住耳朵，蒙住眼睛，但是最终真相是大白天下。中国在六四２５周年提早控制，但是北京的知识界知难而进，组织了六四的研讨会，由知名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参加，给中国政府一个心理上的压力，因此中国政府要封住这个口子，因此采取严重打击手段。但是，总有要放开的一天，如同台湾的２２８事件，虽然被压制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报道出来。我想中国政府里的开明人士还是明白这个事件是绕不过去的道理，但是中国每个最高统治者都想能过且过，用这种心态来应付这个事件，只会让他们付出更高的代价。早解决早安生，越拖恐怕代价越高。

法广：请问美国组织什么纪念活动吗？

陈奎德：美国方面有很多纪念活动，主要几个活动有天下围城，由王丹在内个人和组织发起，在六四这一天向北京在世界各国使馆进行抗议。另外，通过网络用声音，照片，电子邮件进行全球关于六四的讨论和纪念。还有，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大家知道在六四活动的最后一天晚上，成立了天安门民主大学，有张博力担任校长，严家琪担任名誉校长，讲了第一场课，几个小时后中共的坦克开进了天安门广场。今年六四２５周年，６月１日在美国旧金山学者们重新发起，恢复天安门民主大学，要发扬六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