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许先生，你多大了？”
“36岁了。”
“好年轻呀！”
我正准备说“也不年轻了”，却意识到面对我的是一位年长35岁的人。况且，对他来说，36岁有着无穷意味。还是1989年躺在台北三军总医院的病床上时，他对来访的朋友说，他的人生在36岁到39岁才算真正活过。
36岁那年，当他从绿岛归来时，已在监狱里呆了15年。从21岁到36岁，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刻，他如困兽一般被监牢中，这对一个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囚禁只是一种失去空间换来时间的生活状态”，他在第一次出狱不久后写道，“‘自由人’的空间是广阔的……却不得不为名、为利、为世俗杂务奔忙……囚犯的空间虽然是有限的、局促的……却能拥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或思想自己真正喜爱的东西。”
在这篇名为《我的囚犯哲学》文章中，他归纳出三种观点，空间与时间的对比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不要求环境适应自己，应该要求自己适应环境”——因为囚犯的环境总是被决定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仍放纵自我，就会凭借烦闷，削弱生机。最后，要拒绝接受绝望意识，“一个囚犯如果任由绝望控制心理，它就会腐蚀其意志，割伤其身躯，最后还会堕落地廉售其操节”，而克服绝望的方式，不是依赖于唐·吉诃德式的迷狂，而是某种理性的判断——绝望“只是在某些特定的人为情势或条件保持原状下的结论。但是人为的情势或条件不会永存不变。一旦它们有了改变，结论变会随着改变。”
情势的确发生了改变，蒋介石1975年的去世，令原本无期徒刑的他提前出狱。不过，这篇文章是为另一所监狱的内部刊物所写，行文中鼓舞的色彩浓重，它要给予“狱友们”希望。漫长的监狱时光，要远比这三个观点要丰富与痛苦的多，付出的代价，是非亲历者难以想象的……
他一定难以忘记，在第一次被捕时的脆弱，他发现，从被逮捕到判决前，是最脆弱的时候——在连续问讯后，突然把你单独关起来——“一开始，囚犯会很高兴，终于不用再受讯问”，但几天后，感觉不同了，“你完全与外界隔绝，没人讯问，也无法通信、看报纸、完全猜不透他们在打什么主意；再过几天……你甚至会产生虚无感，这种感觉比接受讯问更恐怖百倍。”
不过，这只是第一步，即使熬过了这“脆弱的时刻”，审判下来了，接下来的日子则变得更为具体，所有你的平日熟悉的东西都以另外一种面貌出现，最平凡的东西都变成了奢侈。
在囚室里，每天能晒到阳光的时间只有30分钟。水，更是可怕的问题。在台北的景美，在绿岛，我参观过那些绿色门的囚室，它的狭窄不必说，令我最难忘的是它的便池，那种下凹、蹲式的。对于囚犯来说，这不仅是便池，而且是所有生活用水的来源——刷牙、洗脸、洗碗筷、衣服都是在这里。日后，这实在是可怕的回忆。
食物则永远是匮乏的。在绿岛的时光里，没有蔬菜，他和狱友们孵豆芽，在这过程中，他发现“凡是那些弯弯曲曲或又瘦又长的豆芽，都是生长在最上层或外缘部位的。那些被困在最内层、负荷最大压力而又无可逃避的豆芽，却都长得粗壮结实，活像白武士”。而在台北的东本愿寺羁押时，他和狱友都太想吃肉了，竟会想法烤老鼠吃。他们要先用馒头养肥窗外的小老鼠，再想法把它钓进牢房。而烧烤也需要特别的学问，他们用卫生纸与塑料袋一层层卷起来，这样的燃烧的时间足够长，能把老鼠肉烤熟。
至于被单独囚禁带来的无望，同室囚徒为了最卑微的物质而彼此斗争的场景，更是不断上演。监狱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在试图摧毁个人尊严与意志。很少有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保存原有的自己。
比起这生活的不适，真正的灾难来自于被遗弃感，在他15年的监狱生涯快结束前，他的家庭破裂，妻子与女儿离他而去，而且取代他位置是他的狱友……
不过，求生的意志也可能被激发起来。他把丧失了自由的世界，当成了一个学习的场所。他放弃了别的囚犯渴望的“外役”的机会，把时间都用来阅读、思考——历史、政治、外交、文学，他无一不读。为了对抗禁锢空间所带来的非现实化，他争取一切阅读报纸的机会，了解外部的世界，以防止脱节。
内在的反抗不足，他也参与外在的反抗。他是1970年那场著名的台东泰源监狱暴动的幸存者。那真是充满光辉的一刻，一群起义者明知必有一死，他们全部的希望是能唤醒被压迫的台湾人的意识……
二
当少年施明德与他的同学们开始这个松散的读书会时，即使预感到某种危险，也必定难以想象会遭遇这样的对待。
他出生在1941年的高雄，父亲是一位南台湾的名医，推拿术远近闻名，是这个优越家庭的第四个男孩。父亲在“皇民化”的台湾取得了经济成功，却是个抗日者。
他的出生时间注定了要亲历纷至沓来的历史事件，台湾的命运的矛盾性则一开始就印在他心里。在太平洋战争的末期，他们一家从城市搬到乡村，但空袭仍如影随行。美国人的飞机要轰炸日本人统治的台湾，交战的是美日，受害者却是台湾人。而当胜利到来后，台湾重回中国的怀抱，他看到的父亲被抓捕，而在他六岁时，曾在高雄火车站前的交叉路口看到成排的中学生被军队的机枪扫射——“二二八事件”发生了。
“许先生，你听过这句台湾话吗：小孩子有耳无嘴，有尻不放屁”，我们见面不久，他就问我。他的第一遍是用台语说的，我自然听不懂，而第二遍的国语所说，我大致明白了。在“二二八事件”后，一个沉默的时代开始了，台湾人深深地生活在恐惧中。他们原以为迎来祖国的解放者，遭遇的却是比日本恐怖的新统治者。
他是在普遍性的社会恐惧、还有新政权没完没了的“反攻大陆”宣传中进入少年时代的。多亏他的大哥介绍给他的禁书——中国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俄国小说，还有青春特有的英雄主义——他疯狂地崇拜拿破仑、亚历山大、林肯还有刚刚兴起的古巴的卡斯特罗，他克服了这种恐怖。
不仅如此，他还准备把这英雄主义付诸实践。中学毕业后，他放弃考大学，而进入了军校。高雄火车站前的那些中学生中弹的画面始终萦绕心头，他要学习军事知识，在军队里发动兵变，推翻蒋家王朝。
这是个十足的孩子气的想法，它能吓坏妈妈，让一个少年逞一时之快，但没人会把它当真。即使是那些意气相投的同龄人。施明德与他的大哥、还有亲密的朋友组建这个读书会，在施家的二楼里交换对禁书与女孩的看法，煞有介事地谈论台湾时局时，他们必定感到一种战友式与兄弟式的亲密，并在相互鼓舞中克服恐惧、获得勇气。
在军校时代的施明德，高而瘦，与他的大哥施明正的英俊不同，他的狭小眼睛、尖尖下巴，都似乎缺乏男性魅力，与他仰慕的那些英雄们的气概不同。在军校毕业后，他被派往与厦门相对的小金门担任炮兵观测官。
在假期时，他仍回到高雄与朋友热情相聚。他们准备为这定期的聚会起个名字，以让一切显得更正式，或许可以为未来的兵变进行组织上的准备。
但名字还没起，这个松散的小组织就被当作重大台独案件的“亚细亚联盟案”而被抓获。这样的案件在那个恐惧而荒诞的时代层出不穷，这个流亡政权既对所有共产主义组织与思想充满敌视，又担心台湾人的独立情绪会破坏国民党所代表的大中国的政治合法性，不安全感让这个政权通过不停的清洗，来获取某种确定感，倘若他们找不到明确的敌人，就创造出一些敌人。
而这个读书会上的青年人，就成为了被创造出的敌人，更讽刺的是，它还是由这个组织内的为一个女孩吃醋的两个成员的相互揭发而导致的。而施家成了这灾难的最大的受害者，兄弟三个牵扯其中，作为四弟的施明德还被认作这个台独联盟的头目，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