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曰释放善意。所谓释放善意，大约包括如下几项：一是民间配合中共高调反腐败，利用网络曝光掀起反腐败浪潮，中共对此做出善意回应。如淫官雷政富不雅视屏曝光后，仅仅63小时就被革职，交给纪检机关查处。此后，差不多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官员”中枪”，导致很多官员被纪检部门停职调查，涉及重庆、广东、四川、山西、山东、新疆等省区。二是薄熙来王立军倒台后，特别是十八大前后，唱红打黑制造的一些冤案被选择性平反（主要是被黑打的警察，也有部分对唱红打黑持异议被劳教网民，如大学生村官任建宇）。三是释放或者善待异议人士。如浙江民主党人吕耿松给十八大上书被拘捕后获得释放，有些民主党人认为这是释放善意；六四大屠杀被捕并被开除公职的异议作家戴晴受到原单位《光明日报》善待，允许办理退休手续而已，被人解读为当局释放平反六四信号。
前文已经涉及相关内容，这里不再展开论述，仅指出几点：
第一，中共利用网络反腐败是根据选择性反腐败机会主义需要，这种网络反腐败跟言论和新闻自由不相干，中共对网络进行监控一贯视政治需要时紧时松。更谈不上什么司法公正。自媒体时代民间固然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检举、曝光贪官，查不查、如何查处则取决于官方权力意志需要。民间反腐声浪高涨并向中共高层蔓延，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也被举报涉嫌贪腐问题，包括衣俊卿与多名女性发生和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甚至连新科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也被举报涉嫌任人唯亲，中共不仅未能做出善意回应，还一边删帖，一边大打出手，举报人韩宠光迅即被拘捕，党媒连篇累牍批判”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迅即通过实名制立法。打击报复还涉及西方媒体，如《纽约时报》曝光温家宝家族财产后，数名驻华记者拿不到允许居留和采访证件，被变相驱逐出境。
第二，薄熙来王立军倒台后平反他们制造的冤假错案，不仅能市恩，还能够证明共产党清洗害群之马的伟大、光荣、正确，何乐不为？
第三，政治案件既然要适时打击，同样可以适时放人，抓抓放放无非是国家机会主义，跟政改、人权进步不相干。前年打压茉莉花之后，我在香港《动向》杂志撰文指出，新极权时代镇压技术也与时俱进，对镇压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实现了现代化所必需的可计算性。释放某个人就是释放善意，意味着抓人越多人权状况就越进步，抓得多才能放得多嘛。1993年申奥放了一大批，岂非更大的政改和人权进步。严打茉莉花，除了朱虞夫、渺小（梁海怡）等人被判刑，艾未未、滕彪等大多数人陆续获释，简直是比十八大更大的政改和人权大跃进。这种说法若非刻意替中共侵犯人权辩护，就是奴性十足表现。何况十八大后，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信仰者和少数民族反叛者镇压依旧，如广东警方追捕李孟阳（仅仅因为普法），湖南起诉朱承志，山东审判陈克贵，深圳公安局罗湖分局警员王登朝宣传民主被重判14年，河南判处正当防卫的刘大孬死刑，大规模镇压全能神教派。戴晴被善待，她本人反而寡情，认为跟平反六四不相干。
四曰经济改革和关注民生（美好生活）。
作为新极权主义核心内容的中国模式经济改革，我已经写过很多批判文稿，前文也有所涉及，这里不再展开论述，只想说明如下三点：
第一，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等2000年发表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型》，为中国模式经济改革提供了很好的解释模型，不仅有很强的理论说服力，更是被新极权国家悲惨的发展，特别是胡温十年悲惨的发展所证明。我不仅论述经济改革时经常引用该模型，还把国家机会主义概念扩大适用到民主与法制、政改与反腐败诸多领域，读者如果感兴趣，不妨直接阅读这份研究报告。
第二，关注民生（美好生活）是绝大多数统治者都有的美好愿景，关键在于如何可能。权利失败者只配享受悲惨的发展，不仅为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所证明，更是中国人当下生活现实。
第三，缺乏代议制民主政治-经济安排，李克强鼓噪的城镇化建设意味着农奴们将更多的失去土地，沦为游走在城乡之间的贱民。
“建设性反对派”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汉语词汇。即便是民主国家，开辟了公开、合法的政治斗争通道，实现了政党、阶级、族群、教派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共和，拥有不同的利益、情感和价值观的政党、阶级、族群、教派和利益集团在政治博弈过程中并非你死我活的镇压和反叛关系，执政党和反对党、精英和平民、主导族群和少数族群、不同教派在竞争过程中为了最大限度满足自身利益、情感和价值观需要，必要时跟竞争对手商议、合作，对竞争性利益、情感和价值观作出妥协和让步，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商议民主性质，但是政治过程本身跟市场经济一样是竞争性的。尽管市场经济与掠夺经济不同，不是你死我活或者鱼死网破的零和博弈，更不是车毁人亡的傻逼博弈，通常都是共赢，交易各方都通过自愿交易获得一定的增加值，否则会退出市场。交易结果是主观价值和社会化客观价值的提升，表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有效配置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增长。代议制民主共和国竞争性政治过程亦然。但是政治过程毕竟是竞争性的，尤其是在双边垄断条件下，交易成本可能无限高，需要通过宪法安排下的国家管制加以调整。无论如何，政党政治中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竞争性的：执政党追求继续执政；反对党追求把执政党赶下台，自己上台执政。反对派就是反对派，存在价值就是”我反对”，无需矫情地宣称自己是建设性反对派。中国是极权国家，中共政权是靠两杆子实行暴政的压迫性政权，不断遭到镇压的人反而强调建设性，主动充当拾遗补缺、建言献策的编外谏官和南书房角色。这种建设性反对派是中国特色政治存在。
“统治者主动推动制度转型成本最低”说辞，跟二战发生后和平主义者（假如有的话）谆谆告诫”战争贩子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推动世界和平成本最低”同价。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会听从劝告，不发动战争吗？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蒋介石会听从劝告放下武器吗？这种说辞还可以置换成假如嬴政是伯利克里，弘历是华盛顿，慈禧太后是明治天皇，邓小平是戈尔巴乔夫且赵紫阳是叶利钦等毫无意义的废话。
我在脸书上看到一位旅居美国的自由派人士以叙利亚政局动荡为例，说明革命只会带来政治动乱、秩序崩溃和专制暴政，作了如下回应：我的看法一直都不是基于虚无缥缈的改良，而是强调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正当权利。革命会带来动乱是个似是而非的伪命题。毋宁说是暴政造成革命和社会秩序崩溃，革命恰恰是阿伦特所谓”建城”，是重建社会秩序。暴政不可持续之际，革命在短期内造成社会动荡的痛苦在所难免。这不是革命之过，而是暴政之过。否则就没有英美革命。谁敢说英美革命就没有动荡和痛苦？今日苏东波和中东地区革命亦然。
造反不请愿，更不能下跪请愿，被敌人打趴下是另一回事。一哭二闹三上吊下跪请愿者，只配享受诏狱廷杖。30多年来，人权民主运动屡战屡败，固然有多种原因，反对派对自己应该充当的政治角色定位不当，抱有左拾遗、右补缺和编外南书房心态，希望被中共接纳为统战对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即便中共捐弃前嫌欣然笑纳，也只能沦为八个花瓶党之外的九姨太，臭老九而已。
（全文完）
2013年1月18日
前文已经涉及相关内容，这里不再展开论述，仅指出几点：
第一，中共利用网络反腐败是根据选择性反腐败机会主义需要，这种网络反腐败跟言论和新闻自由不相干，中共对网络进行监控一贯视政治需要时紧时松。更谈不上什么司法公正。自媒体时代民间固然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检举、曝光贪官，查不查、如何查处则取决于官方权力意志需要。民间反腐声浪高涨并向中共高层蔓延，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也被举报涉嫌贪腐问题，包括衣俊卿与多名女性发生和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甚至连新科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也被举报涉嫌任人唯亲，中共不仅未能做出善意回应，还一边删帖，一边大打出手，举报人韩宠光迅即被拘捕，党媒连篇累牍批判”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迅即通过实名制立法。打击报复还涉及西方媒体，如《纽约时报》曝光温家宝家族财产后，数名驻华记者拿不到允许居留和采访证件，被变相驱逐出境。
第二，薄熙来王立军倒台后平反他们制造的冤假错案，不仅能市恩，还能够证明共产党清洗害群之马的伟大、光荣、正确，何乐不为？
第三，政治案件既然要适时打击，同样可以适时放人，抓抓放放无非是国家机会主义，跟政改、人权进步不相干。前年打压茉莉花之后，我在香港《动向》杂志撰文指出，新极权时代镇压技术也与时俱进，对镇压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实现了现代化所必需的可计算性。释放某个人就是释放善意，意味着抓人越多人权状况就越进步，抓得多才能放得多嘛。1993年申奥放了一大批，岂非更大的政改和人权进步。严打茉莉花，除了朱虞夫、渺小（梁海怡）等人被判刑，艾未未、滕彪等大多数人陆续获释，简直是比十八大更大的政改和人权大跃进。这种说法若非刻意替中共侵犯人权辩护，就是奴性十足表现。何况十八大后，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信仰者和少数民族反叛者镇压依旧，如广东警方追捕李孟阳（仅仅因为普法），湖南起诉朱承志，山东审判陈克贵，深圳公安局罗湖分局警员王登朝宣传民主被重判14年，河南判处正当防卫的刘大孬死刑，大规模镇压全能神教派。戴晴被善待，她本人反而寡情，认为跟平反六四不相干。
四曰经济改革和关注民生（美好生活）。
作为新极权主义核心内容的中国模式经济改革，我已经写过很多批判文稿，前文也有所涉及，这里不再展开论述，只想说明如下三点：
第一，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等2000年发表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型》，为中国模式经济改革提供了很好的解释模型，不仅有很强的理论说服力，更是被新极权国家悲惨的发展，特别是胡温十年悲惨的发展所证明。我不仅论述经济改革时经常引用该模型，还把国家机会主义概念扩大适用到民主与法制、政改与反腐败诸多领域，读者如果感兴趣，不妨直接阅读这份研究报告。
第二，关注民生（美好生活）是绝大多数统治者都有的美好愿景，关键在于如何可能。权利失败者只配享受悲惨的发展，不仅为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所证明，更是中国人当下生活现实。
第三，缺乏代议制民主政治-经济安排，李克强鼓噪的城镇化建设意味着农奴们将更多的失去土地，沦为游走在城乡之间的贱民。
“建设性反对派”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汉语词汇。即便是民主国家，开辟了公开、合法的政治斗争通道，实现了政党、阶级、族群、教派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共和，拥有不同的利益、情感和价值观的政党、阶级、族群、教派和利益集团在政治博弈过程中并非你死我活的镇压和反叛关系，执政党和反对党、精英和平民、主导族群和少数族群、不同教派在竞争过程中为了最大限度满足自身利益、情感和价值观需要，必要时跟竞争对手商议、合作，对竞争性利益、情感和价值观作出妥协和让步，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商议民主性质，但是政治过程本身跟市场经济一样是竞争性的。尽管市场经济与掠夺经济不同，不是你死我活或者鱼死网破的零和博弈，更不是车毁人亡的傻逼博弈，通常都是共赢，交易各方都通过自愿交易获得一定的增加值，否则会退出市场。交易结果是主观价值和社会化客观价值的提升，表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有效配置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增长。代议制民主共和国竞争性政治过程亦然。但是政治过程毕竟是竞争性的，尤其是在双边垄断条件下，交易成本可能无限高，需要通过宪法安排下的国家管制加以调整。无论如何，政党政治中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竞争性的：执政党追求继续执政；反对党追求把执政党赶下台，自己上台执政。反对派就是反对派，存在价值就是”我反对”，无需矫情地宣称自己是建设性反对派。中国是极权国家，中共政权是靠两杆子实行暴政的压迫性政权，不断遭到镇压的人反而强调建设性，主动充当拾遗补缺、建言献策的编外谏官和南书房角色。这种建设性反对派是中国特色政治存在。
“统治者主动推动制度转型成本最低”说辞，跟二战发生后和平主义者（假如有的话）谆谆告诫”战争贩子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推动世界和平成本最低”同价。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会听从劝告，不发动战争吗？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蒋介石会听从劝告放下武器吗？这种说辞还可以置换成假如嬴政是伯利克里，弘历是华盛顿，慈禧太后是明治天皇，邓小平是戈尔巴乔夫且赵紫阳是叶利钦等毫无意义的废话。
我在脸书上看到一位旅居美国的自由派人士以叙利亚政局动荡为例，说明革命只会带来政治动乱、秩序崩溃和专制暴政，作了如下回应：我的看法一直都不是基于虚无缥缈的改良，而是强调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正当权利。革命会带来动乱是个似是而非的伪命题。毋宁说是暴政造成革命和社会秩序崩溃，革命恰恰是阿伦特所谓”建城”，是重建社会秩序。暴政不可持续之际，革命在短期内造成社会动荡的痛苦在所难免。这不是革命之过，而是暴政之过。否则就没有英美革命。谁敢说英美革命就没有动荡和痛苦？今日苏东波和中东地区革命亦然。
造反不请愿，更不能下跪请愿，被敌人打趴下是另一回事。一哭二闹三上吊下跪请愿者，只配享受诏狱廷杖。30多年来，人权民主运动屡战屡败，固然有多种原因，反对派对自己应该充当的政治角色定位不当，抱有左拾遗、右补缺和编外南书房心态，希望被中共接纳为统战对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即便中共捐弃前嫌欣然笑纳，也只能沦为八个花瓶党之外的九姨太，臭老九而已。
（全文完）
2013年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