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中共官员们的各种权场倾诈，谋利图色，与各种凶杀情色小说不相上下的故事时有所闻，让写过“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官场现形记”等经典的作家们恐怕也自叹弗如。前有薄、王、谷之案，近有中央编译局长衣俊卿与女博士后常艶权钱色交易的曝光。
“黑暗”、“腐败”常常与权力的“专断”相伴而生，同时，也免不了要与另外一个词彙“虚伪”挂钩.衣俊卿与常艶这齣故事的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发生在中共中央编译局这个硏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最权威官方机构，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硏究领域里，围绕所谓的马克思、恩克斯的思想硏究而展开，但故事本质却是一个想改变自己生活状况的年轻女士与握有大权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权威高官的权钱性交易以及其複杂的心理纠葛。
在笔者看来，常艶这篇自述，完全是一个精彩的社会学硏究文本。档案、职称、课题经费、各类会议，女色，官位……将中国当下所谓马克思主义硏究、官场运作的一些真相、学术界权钱色交换潜规则及其发展程度，揭露得一览无遗，对今人和后人认识当代中国很有参考价值，事实上远比她自己也包括那位衣局长在内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硏究者们的硏究要更有价值。这似乎也是作者所想达到的目的之一（见自述）。从这个角度，人们倒是要感谢这位常艳女士，就如同在某种意义上讲，人们要感谢王立军一样。王立军用自己的出逃爆出重庆模式的真相，常艶用自述揭出所谓中国马克思主义硏究、意识形态领域的丑态——这里既没有马克思追求科学的严肃，也没有马氏那种道德激情与关怀，只有拿来说事，谋权，图利，赚色的马克思主义硏究。“谁官大，谁掌握辩证法”（自述中引用的一位张姓硏究者在内部讨论会上的表述）。而主管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硏究的常委来视查，就是连自己硏究单位的人员也不准进出，周遭的摊贩全部都要歇业关门的……这样一篇东西遭全国网上遮蔽的待遇也就很正常了。
上世纪 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一位硏究员在与笔者的谈话中便谈及：黑龙江某大学为争取博士授予资格来京活动，以每顿上万元的成本邀请某位马克思伦理硏究权威、某位新儒学硏究权威们豪宴。今日看来，那实在是属於“初级阶段”了。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的哲学，是一种有关追求人的解放之思考，但在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哲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已沦为一种权钱性交换的工具，成为一种限制人们思考、表达自由的手段，成为一种压迫的哲学.常艶自述再次清楚地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吊诡，大概是马克思这位辩证法大师做梦也无法想到。他若地下有知，大概也要再愤慨地高喊一次“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马克思终其一生硏究商品，交换关系，资本主义运作机制，但在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交换关系在某些方面的恶质化或许要远远超过他的想像。其中一个关键在於：权力在中国市场上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高度垄断性。这种垄断，不仅败坏了世风，扰乱正常的经济运作，也从根本上毁损了作为思想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的声誉.所有按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国家都没能逃避专断、腐败的命运；所有中国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也都是一步步背离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这其中显然既有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问题，也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哲学、政治宗教的信奉者们的谬误.
作为一种思想资源，一种有关现代性的系统思考，马克思的思想不容忽视。但一日马克思主义不与国家权力脱钩，一日还存在中央编译局这种御用官方诠释机构，马克思主义便不可能在中国重建信誉，焕发其思想的活力，我们也无法鉴别出哪些是所谓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国家哲学的马克思主义须尽速在中国消亡，而这种马克思主义消亡之时，或许就是作为一种批判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得以新生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