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一、习近平虽强调依法治国，但实行的仍是以党治国。
据网媒报道，继1月22日习说“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之后，2月23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各级组织部门要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条件。
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来说，一直是人治重于法治，明君、清官情结根深蒂固。虽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那不过是安抚民众的幌子。如果没有严厉的惩罚机制，谁会不滥用权力而去“依法治国”？如果执政者不畏惧司法权，居于法律之上，再好的法律也不能阻止“恶治”。
其实，据笔者观察，作为一向用谎言欺骗民众打天下且长期坐天下的中共，一向都是说的远比唱的好听，但实质和结果又怎么样呢？这可以根据中共历届领导人的言论中完全可以看出。
毕竟习近平所在的国家，仍然坚守的是人治和党治的传统，人治的最大温床和土壤就是中共一党独裁专制本身，虽然此邪恶制度已引起越来越多人民群众的不满与坚决反抗，但当局依然顽固执守，还继续花费高昂代价为这种僵尸制度维稳着。这应是习之说法绝不可能落实到位的根本原因所在。习近平所在的统治集团的全体成员，全部都是通过黑箱操作跑上层路线，依靠行贿受贿爬台阶艰难爬上来的，对于这些本身就是犯罪分子的人讲依法治国，这无异就是对豺狼虎豹们说，你们不应食肉，这有可能吗？
因此，可以这样说，如果习近平在掌握大权之后，不采取实际措施真正实行依宪治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即便说得再好，也还是谎言，甚至还是助纣为虐的欺骗，其祸国殃民的程度，未必逊色于直接作恶者。
二、只有真正落实1937年毛泽东的改变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和开放党禁言禁的讲话，习近平的讲话才不会沦为空话。
据作者唐洲雁著《毛泽东的美国观》一书中指出，促进民主改革，改组国民政府，是毛泽东和中共一直坚持的政治主张。早在抗战前夜，毛泽东就提出“实现依据民主纲领而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1937年5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指出争取政治上的民主，乃是“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会议的结束报告中，他又提出：“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而要争取民主，必须进行两方面的改革：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改变为各党各阶级的民主政体；二是实现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此后，在抗战、民主与团结的旗帜下，中共与国民党展开了反复的合作与斗争。特别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借助苏英美国际力量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把争取民主、改组政府的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942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纪念抗战5周年宣言草案。经过毛泽东修改的这一宣言于7月7日发表，指出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独立的、统一的、和平的、民主的、民生幸福的、经济繁荣的中国，应当是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共和国。此后，民主建国成为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宣传方针。
历史我们尚且不论，无论如何已经既成事实，无可改变，我们没有必要与历史纠结不清，但事实就是事实，我们只要把历史事实充分全面详尽彻底地暴露在世人面前即可。
今天，当我们再次翻开历史，看看真实的中共鼻祖毛泽东当初的言论时，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因为那是真正可以为国为民谋取永恒福祉的。但是，作为今天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先生看到这种说法会作何感想？是否切实以身作则，从自身做起，从自己的团队开始，先建立一个纯粹为国为民真诚谋永福的领导团队，再然后陆续加强与各党派合作，尤其是我们这些异议异见的人士们合作，先确定一个试点的直辖市搞直选，如上海、北京、天津或重庆，再开放两禁，为结束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打下坚实基础。只要一党独裁体制结束了，又何愁所有党官不依法治国？又何愁新上任的党官还会耍流氓呢？
但在眼下，这些号称党的领导干部的人们，基本上都是犯罪分子，甚至很多人还是累教不改的惯犯，属于罪大恶极的。你能指望这样一些人也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吗？
三、应实行县市长直选，允许普通公民独立竞选县市长
网媒介绍，台北市市长是中华民国台北市的行政首长，也是台北市政府的最高领导者。该职务最早设置于台湾日治中期的1920年，与台北州辖市同时设置，当时均由官方派任。1945年台湾归属中华民国后，台北市成为省辖市，市长从1951年起随着地方自治的实施而改为市民直选，当选者多为台湾本省籍的党外人士。台北市在1967年改制为直辖市后，市长改由中央政府派任；惟仍多由本省籍人士出任；至1994年起再度改为市民直选。
在中共领导下，中国没有任何城市实行过直选。实际上，即便按照共产党的宪法规定，如果要切实一丝不苟的贯彻和落实赋予国民的选举与被选举权，在某市搞直选也是合法的。这种直选的候选人，肯定不是中共一家推荐，而是中共自己推荐一人，民间社会推荐一人，完全走阳光法治路线，由全体市民票决，这才是真正的直选。
目前的中国，在任何城市搞试点都可以，影响力及其试验效果最佳的没过于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等四大直辖市。如果习近平在今年的两会上正式担任国家主席之后，能够在直辖市的试点直选方面下功夫，这应是落实以宪治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切实达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真正举措，而且还是史无前例的，是切合世界民主大潮及国民迫切需要的。
四、允许民间成立监政组织，从地方开始，首先彻底斩断党官腐败的根子。
如果搞直选暂时不可能，那么就退一步，允许民间成立独立社团组织，专门负责监督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违法犯罪行为，把中共中央的好政策切实在地方全面贯彻和落实到位，而不至于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致使习总书记的话也出不了中南海。长此以往，而把地方腐败黑恶势力养成无限大，形成尾大不掉，屁股指挥脑袋的局面就更为可怕。这种监政的举措，固然对于习李新政，绝对是最大的好事。当然也是完全符合中共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制度本身的。
民间监政社团的作用是：
1、 无形中的普法活动，公民权利意识和素质的自觉培养与提高。
2、官民守法意识的加强。因为监政必须按照现行法律、制度和政策监督，这便迫使官民都去寻找法律依据，而认清法律本质，让官民本身首先自我约束，不再违法犯罪。
3、监政权是公民社会的常态，公民监政，深入人心，官权惧怕，人民主动，官权才不会再滥权，或继续有恃无恐大搞特搞腐败和不正之风。
4、公民监政从地方开始，地方政府和官员完全彻底地变清廉了，中央自然也清廉了，不清廉也不可能。因为地方官员搜刮不到巨额款项行贿上级领导人。也许还有，一定就是微乎其微的了。
总之，公民监政是实现宪政民主政体的最原始状态，是迈开民主宪政步伐，冲破一党专政的第一步。当然，无论直选还是监政，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开放报禁，让言论首先自由起来。否则，直选毫无意义，监政的效果也微乎其微。
2013年2月25日
一、习近平虽强调依法治国，但实行的仍是以党治国。
据网媒报道，继1月22日习说“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之后，2月23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各级组织部门要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条件。
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来说，一直是人治重于法治，明君、清官情结根深蒂固。虽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那不过是安抚民众的幌子。如果没有严厉的惩罚机制，谁会不滥用权力而去“依法治国”？如果执政者不畏惧司法权，居于法律之上，再好的法律也不能阻止“恶治”。
其实，据笔者观察，作为一向用谎言欺骗民众打天下且长期坐天下的中共，一向都是说的远比唱的好听，但实质和结果又怎么样呢？这可以根据中共历届领导人的言论中完全可以看出。
毕竟习近平所在的国家，仍然坚守的是人治和党治的传统，人治的最大温床和土壤就是中共一党独裁专制本身，虽然此邪恶制度已引起越来越多人民群众的不满与坚决反抗，但当局依然顽固执守，还继续花费高昂代价为这种僵尸制度维稳着。这应是习之说法绝不可能落实到位的根本原因所在。习近平所在的统治集团的全体成员，全部都是通过黑箱操作跑上层路线，依靠行贿受贿爬台阶艰难爬上来的，对于这些本身就是犯罪分子的人讲依法治国，这无异就是对豺狼虎豹们说，你们不应食肉，这有可能吗？
因此，可以这样说，如果习近平在掌握大权之后，不采取实际措施真正实行依宪治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即便说得再好，也还是谎言，甚至还是助纣为虐的欺骗，其祸国殃民的程度，未必逊色于直接作恶者。
二、只有真正落实1937年毛泽东的改变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和开放党禁言禁的讲话，习近平的讲话才不会沦为空话。
据作者唐洲雁著《毛泽东的美国观》一书中指出，促进民主改革，改组国民政府，是毛泽东和中共一直坚持的政治主张。早在抗战前夜，毛泽东就提出“实现依据民主纲领而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1937年5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指出争取政治上的民主，乃是“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会议的结束报告中，他又提出：“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而要争取民主，必须进行两方面的改革：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改变为各党各阶级的民主政体；二是实现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此后，在抗战、民主与团结的旗帜下，中共与国民党展开了反复的合作与斗争。特别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借助苏英美国际力量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把争取民主、改组政府的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942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纪念抗战5周年宣言草案。经过毛泽东修改的这一宣言于7月7日发表，指出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独立的、统一的、和平的、民主的、民生幸福的、经济繁荣的中国，应当是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共和国。此后，民主建国成为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宣传方针。
历史我们尚且不论，无论如何已经既成事实，无可改变，我们没有必要与历史纠结不清，但事实就是事实，我们只要把历史事实充分全面详尽彻底地暴露在世人面前即可。
今天，当我们再次翻开历史，看看真实的中共鼻祖毛泽东当初的言论时，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因为那是真正可以为国为民谋取永恒福祉的。但是，作为今天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先生看到这种说法会作何感想？是否切实以身作则，从自身做起，从自己的团队开始，先建立一个纯粹为国为民真诚谋永福的领导团队，再然后陆续加强与各党派合作，尤其是我们这些异议异见的人士们合作，先确定一个试点的直辖市搞直选，如上海、北京、天津或重庆，再开放两禁，为结束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打下坚实基础。只要一党独裁体制结束了，又何愁所有党官不依法治国？又何愁新上任的党官还会耍流氓呢？
但在眼下，这些号称党的领导干部的人们，基本上都是犯罪分子，甚至很多人还是累教不改的惯犯，属于罪大恶极的。你能指望这样一些人也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吗？
三、应实行县市长直选，允许普通公民独立竞选县市长
网媒介绍，台北市市长是中华民国台北市的行政首长，也是台北市政府的最高领导者。该职务最早设置于台湾日治中期的1920年，与台北州辖市同时设置，当时均由官方派任。1945年台湾归属中华民国后，台北市成为省辖市，市长从1951年起随着地方自治的实施而改为市民直选，当选者多为台湾本省籍的党外人士。台北市在1967年改制为直辖市后，市长改由中央政府派任；惟仍多由本省籍人士出任；至1994年起再度改为市民直选。
在中共领导下，中国没有任何城市实行过直选。实际上，即便按照共产党的宪法规定，如果要切实一丝不苟的贯彻和落实赋予国民的选举与被选举权，在某市搞直选也是合法的。这种直选的候选人，肯定不是中共一家推荐，而是中共自己推荐一人，民间社会推荐一人，完全走阳光法治路线，由全体市民票决，这才是真正的直选。
目前的中国，在任何城市搞试点都可以，影响力及其试验效果最佳的没过于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等四大直辖市。如果习近平在今年的两会上正式担任国家主席之后，能够在直辖市的试点直选方面下功夫，这应是落实以宪治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切实达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真正举措，而且还是史无前例的，是切合世界民主大潮及国民迫切需要的。
四、允许民间成立监政组织，从地方开始，首先彻底斩断党官腐败的根子。
如果搞直选暂时不可能，那么就退一步，允许民间成立独立社团组织，专门负责监督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违法犯罪行为，把中共中央的好政策切实在地方全面贯彻和落实到位，而不至于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致使习总书记的话也出不了中南海。长此以往，而把地方腐败黑恶势力养成无限大，形成尾大不掉，屁股指挥脑袋的局面就更为可怕。这种监政的举措，固然对于习李新政，绝对是最大的好事。当然也是完全符合中共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制度本身的。
民间监政社团的作用是：
1、 无形中的普法活动，公民权利意识和素质的自觉培养与提高。
2、官民守法意识的加强。因为监政必须按照现行法律、制度和政策监督，这便迫使官民都去寻找法律依据，而认清法律本质，让官民本身首先自我约束，不再违法犯罪。
3、监政权是公民社会的常态，公民监政，深入人心，官权惧怕，人民主动，官权才不会再滥权，或继续有恃无恐大搞特搞腐败和不正之风。
4、公民监政从地方开始，地方政府和官员完全彻底地变清廉了，中央自然也清廉了，不清廉也不可能。因为地方官员搜刮不到巨额款项行贿上级领导人。也许还有，一定就是微乎其微的了。
总之，公民监政是实现宪政民主政体的最原始状态，是迈开民主宪政步伐，冲破一党专政的第一步。当然，无论直选还是监政，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开放报禁，让言论首先自由起来。否则，直选毫无意义，监政的效果也微乎其微。
2013年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