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转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不但涉及到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收入分配差异、受教育程度、城市化和工业化率）、阶层结构、政治文化、国际因素等，还会涉及到政治精英间的策略互动与选择。而且这还只是已知的一些因素，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未知或未加重视的因素也可能发展起来成为左右政治转型的关键。中国从1994年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到现在网络的发展已经对国家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下讨论中国政治转型，不加入互联网因素就显得不近情理了。
时下，关于互联网的发展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意义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积极意义一方面。即在政治参与制度化不足的后发国家中，互联网显然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以其有效性和灵活性，成为促使政治更加具有公共性、更加民主的工具。就中国而言，这种工具在帮助普通公民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建立中国的公共领域、加速民主转型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具体地讲，互联网对政治转型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网络的出现，由于其自身的特性，如没有界限、穿透能力和渗透能力极强，不容易监控等特点，挑战了严格的新闻管控制度，也挑战了执政党利用传播媒介进行社会控制的传统方式。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导致社会信息空间急剧 扩大，为民众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信息来源，互联网的扩散将挑战非民主的国家行为，增进信息来源的多元性。新兴的互联网媒体、博客和微博已经使草根公民能够获得、发布和交换外面的信息，这些信息通常是无法从正式的官方媒体中得到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互联网已经扩展了中国的信息自由来源，为社会提供了多元化的信息来源。
第二，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正在为国家和社会相互赋权，国家利用互联网来增强其合法性，互联网上的社会群体也利用互联网来改变国家政治和政策实践。传统的集体行为经常遭遇政府的控制和阻止。但是，近年来以互联网为基础的集体行动在中国越来越普遍，并且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非典、孙志刚事件等。在这些事件中如果没有互联网的存在，社会力量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给政府施加影响是不可能的。互联网媒介的集体行动采取“合作的互动战略”，这种战略利用公众舆论的方式，表达个人或者集体的不满，并促使相关权威部门寻找原因和采取可能的解决方式来对待公众的不满。利用互联网进行表达的集体行动，是一种更为柔和的方式，没有直接给国家造成一种威胁，但却促进了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更有助于中国在稳定中推动民主化进程。
第三，尽管中国的网络论坛主题多种多样，但仍然不难发现一些统一的主题，如民主问题，通常涉及到对中国不民主的实践和制度的谴责，对政府腐败和其他社会问题的谴责等。中国的网络论坛就像一个快速生长的发酵面包，渐渐成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中国政治参与的整合实体。网络上的讨论和争论是中国现实生活的反映，网络论坛也能够扩展公众的公开表达甚至引发社会变革，在政府决策失误、腐败问题、社会公正和外交政策中通常能看到这种影响力。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之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开始松动，社会获得很大的自由空间。互联网已经促进了增量的政治自由，随着互联网的扩展和使用，互联网的政治影响将会继续展现。当政治自由不断发展，民主化将并非是一个不可能的事业。
第四，从异议表达和聚合的角度看，如果没有互联网，中国的异议人士还只能停留在散发传单、写大字报、编写地下刊物那样的斗争方式，其作用虽可直达民意，但效率要低很多，且危险性也要大得多。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让中国人不再只能通过官办媒体喉舌来了解中国和世界，互联网使人人都成了出版人，可以再网上表达自己的意思。
互联网的发展对民主转型的积极意义为众人所称道，但这仅是一方面。互联网是柄双刃剑，有其积极一面，便有其消极一面，更何况中国互联网的引入、发展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完成的，互联网虽然纷繁复杂、变化多端，但政府对互联网的掌控从开始到现在从没有失序过。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势头良好，网民呈现井喷式增长，但是中国社会并不如一些学者所料想的那样进入急剧的社会变革，社会依然 “高度稳定”，并没有带来迅速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而是超乎寻常的政治经济稳定。
政府对互联网内容的监管使互联网成为了政府控制社会的有效工具。从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政治控制看，政府对于互联网空间可能出现的政治负面影响是高度警觉的，政府对互联网发展的政治控制和技术进步以及行政规制都给予了同等程度的关注，尤其是加紧对互联网的内容控制，尽可能的封锁那些不利于政治稳定的政治信息。
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互联网的发展可能导致更加隐蔽的信息极权控制。虽然个人在互联网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介入和表达能力，但与国家机器相比，个人无论是在资源的运用还是控制的技巧上，都有太多的不足。国家可轻易地动用其力量来实现隐蔽的信息干扰或控制。此外，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超级计算机的并行处理能力足以实现记录人们所有行为的可能性，这使得权威当局监视和控制社会的能力空前提高。互联网的发展还可能使有缺陷的技术官僚统治得到强化。由于技术越来越复杂化，网络时代的权力明显的转移到掌握专门技术和保密信息的技术官僚手中。他们不但掌握行政权，还掌握着计算机知识，指挥着大量被储存的信息。利用双重的优势，他们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此外，互联网似乎也无力改变阶层差距。在国际体系中，信息和技术强国继续跑在领先位置，在社会分层中，拥有知识和财富的权贵精英扩大着因掌控信息带来的各种收益。而在一国内部，互联网的发展也在把人群迅速分化为技术精英和普通大众。两种人在获取和支配信息方面的能力是完全不平等的。
以时下火爆的微博来说，微博给了中国网民140字的空间，却极大改变了公众参与社会讨论的方式及影响力。但中国媒体人安替在接受荷兰在线采访时指出，作为严格受控的舆论平台，“在微博上言论不自由才是正常的，如果出现自由，那就是一种政治策略，其背后都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安替举例说，在去年2－4月份，原本高度敏感的薄熙来事件，在微博上却被去敏感化处理。换句话说，就是放宽公众有关薄熙来的猜测与评论。这样的“无为”，恰恰体现了当时中央处理薄熙来事件的态度。微博上这种“失常式的自由”，是利用人民舆论达到政治目的，是延安模式新闻宣传的延续。简单地说，延安模式即一手全盘控制信息，一手利用舆论来实施政治打击。发动人民群众来声讨敌人，在文革期间曾达到了高峰。“当网络上各个话题都被封锁，突然有一个窗口时，谁都想来表现正义感。”。
微博存在至今，是因为当局允许其存在。与其他媒介相似，微博这个平台，在不同个体的使用和体验中，产生了多层次、多样化的政治与效果。但归根结底，微博的服务器处于当局的完全监控之中。国外的社交媒体基本上已经被拦在了中国的防火墙之外，因为当局很难对其实施控制。微博是受到严重审查的。审查本身就有各种弊端，但微博上的这种自由的假象，可能更危险。
综合互联网的发展对政治转型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到互联网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网民政治参与的渠道，改善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但在针对政治转型的直接作用方面，意义并不是很突出。长期以来，我们都把互联网视为是发端于民间的自由武器，为衣服互联网上的攻击，政府疲于奔命。而无视在中国互联网的真正发端是从政府的引进开始的，也就是说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能力可能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不是疲于奔命，而是游刃有余。因此，正如 “自由微博”创始人Martin Johnson所说的，“互联网绝不是一种革命的工具，从许多方面来讲，它只是把抗议事件的图像复杂化了而已。”
这同时也告诉我们，虽然时代变化了，技术发展了，但就政治转型和民主化而言，它的基本的实现方式并没有改变。即在一定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发自底层的民主抗争与当权者的博弈。互联网并不会必然地带来自由和民主，有人将中东的茉莉花革命视为互联网革命胜利的典型，却没有看到，中东地区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公民自组织（包括宗教组织）状况和发生在实在社会而非虚拟社会的强大的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