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得性无助”（The Learned Helplessness）是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Martin E.P.Seligman）1967年在研究动物时提出的。他用狗做了一项实验：起初把狗关在笼子里，只要蜂音器一响，就给以难受的电击，狗关在笼子里逃避不了电击；多次实验后，蜂音器一响，在给电击前，先把笼门打开，此时狗不但不逃反而不等电击出现就先倒在地上开始呻吟和颤抖——本来可以主动地逃避却绝望地等待痛苦的来临，这就是“习得性无助”。
随后的很多实验证明了这种“习得性无助”在人身上也会发生。简而言之，“习得性无助”就是指有机体在遭受一系列挫败打击之后，在情感上、认知上和行为上都表现出一种消极的心理状态。他们沮丧，心灰意懒，在努把力就可能成功的情况下仍然自暴自弃、无所作为，不去争取胜利。
赛利格曼的实验被心理学界称为经典，据说对这个实验的结果在学界也有争议，不过在我辈看来这个实验却有些多余，因为这种实验早就在人类社会里进行过若干次了。专制统治的建立和维系，不就是一场大规模的“习得性无助”实验吗？
就以中国为例。中共自建政以来，不停顿地搞运动，巧立名目实行政治迫害，杀鸡吓猴，杀一儆百，造成普遍的恐惧即普遍的“习得性无助”，以致到后来，统治集团内部也因此而分化内耗，力量严重削弱，大多数民众却仍然迟迟不敢起来反抗。
在初期，统治者要不停地清洗迫害，很是劳累，但等到后来，一般民众都被吓怕被制服，被染上“习得性无助”症，统治者就可以省心省事了。就像王夫之所说，“申商者，乍劳长逸之术也”。杀人立威，威一旦立起来了，人就可以少杀了。雍正乾隆之后，文字狱少了，那不是皇帝变开明了，而是臣民怕入骨髓了——君不见马戏团的老兽，很少再挨鞭子。
人们往往过高估计谎言对人的欺骗作用。他们以为那些不起来反抗的人主要是受蒙蔽，是不知道事情真相，其实，不起来反抗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不知道中共有多坏，一种是太知道。事实上，前一种人有不少同时也属于后一种——当你告诉他们真相，当他们终于了解到真相，你会发现，他们往往并不像你期待的那样起来反抗，可见他们原先的不反抗就并不只是出于不了解真相；事实上，他们也是“习得性无助”病患者，只不过这一点他们自己原先都未曾意识到而已。
那么，怎样矫治“习得性无助”症呢？
心病还须心药医。心理学家开出的药方是，让患者充分了解到“习得性无助”症的成因，帮助患者发现正面的信仰，认识到自己心灵的被扭曲，恢复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并通过成功的尝试强化自信。在这一过程中，他人的示范常常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我以为，专制统治的维系和垮台，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心理学的问题。在促成制度转型的问题上，很多人过分看重硬件，比如说他们很强调社会的结构，经济发展状况，人均收入水平或受教育程度，等等。我以为更重要的是软件，是人们的普遍心态和社会氛围。
考查苏东波和阿拉伯之春，我们发现，在巨变前夕，这些国家的硬件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变化，整个体制看上去一如既往，但是人心变了，无论是民众还是统治集团自身。另外，苏东波和阿拉伯之春都是一种连锁反应，一种骨牌效应：一个国家的专制统治被冲垮了，紧接着其它那些同质性的国家也都发生了同样的巨变。这就是示范作用：别人能，我们和别人一样，因此我们也应该能。别处的成功使我们信心倍增，士气大涨；别处的专制统治垮台，使得此处的专制统治集团军心涣散，无心恋战。
最后一点。“习得性无助”是后天经验的产物，它不能遗传；灵魂的自由却是先天的。初生牛犊不怕虎。专制者不可能对每一代人都来一次恐惧的震撼教育。先前几代人或许都是吓大的，后继的几代却不可避免地是长大的。因此，每一次新生就是一个开端，就孕育着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