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派，中国政治的花瓶

党派之争往往使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政府陷入瘫痪，对于早已习惯了如此景象的人们来说，中国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上周所展现出的团结和睦会令人眼界大开。

这些政治组织的名字包括“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等等。党魁们有男有女。他们依次称颂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赞美国家领导人对保护环境的坚定决心，并表达对以上一切的基础——一党专政制度——的拥护。

民主党派们在一年的其他时候通常寂寂无闻，但每到3月，他们就会被推上新闻前线，以向外界展示官方媒体口中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们要）做美丽中国的建设者，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陈竺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这番言论发表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之际。在这一年一度的大会上，经过精心挑选的3000名代表总是毫无悬念地通过共产党领导层放在他们面前的各种法规和议案。

陈竺参加的这场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这是一场奥威尔式的事件。各民主党派领袖们纷纷赞扬“民主集中制度”的优越性，对共产党表达诸多溢美之词，然后回答国有媒体提出的各种充满阿谀言辞的问题。

民主党派之中有些是由共产党的战略家们在1940年代的中国内战期间创建的。它们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党组织几无相似之处。例如，这些党派无法提名政府官员人选。他们的宴会、会议，以及偶尔的出国考察等活动，也全靠共产党的经费支持。

“这都是假党派，用来欺骗普通老百姓的假象。当然大多数的人是不会上当的，”香港政治刊物《开放》杂志的主编金钟说，“也有人抱着幻想，认为他们去开开会、说说话，就能影响中共。当然，这只是幻想。”

不过，民主党派的领袖们完全不认同这种看法。他们认为目前的制度并无不妥，这些政党的责任就是向政府提供具体的建议和分寸得当的意见。当被问及中国将来是否会实行多党选举制度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万鄂湘说，这种问题暴露了西方人对选举政治的迷信。

他说，中国在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取得了发展和稳定——至少是最近30年的相对稳定。在那之前，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制造了30年的社会混乱和经济停滞。

“民国初年中国的政党最多的时候到了300多个，结果怎么样呢？政党恶斗、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裂，”他说，“如果我们还是按那种政党制度发展的话，中国不可能取得今天这么辉煌的经济成就。”

民主党派们也不是完全形同虚设。他们设立高校奖学金，研究社会问题，并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提交详尽的报告。政协会议和全国人大会议基本同期举行，后者将于周日闭幕。民主党派最近提交的议案包括保护重庆抗战遗址、提高西部边陲地区眼科治疗水平等。

30岁的民盟成员周忠孝是北京一家网络婚恋公司的高管，一直致力于保护传统婚庆习俗。他认为，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有助于宣传自己的这项事业。“我们在帮助执政党更好地治理，”他说，并有些不耐烦地加了一句，“为什么政党就一定要去争取政治权力？”

共产党管理和资助民主党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既可以拉拢教育程度较高的城市精英，以防他们成为反对派，又可以堵住那些认为中国“一党独裁”的批评者们的嘴，不失为一个颇具创意的举措。就像国家控制的工会和政府管理的宗教团体一样，民主党派也在中共统战部的一手掌控之下。这个部门的职能是拉拢所有有可能成为反对派的组织。为确保安全，共产党会“借调”一些党员到八个民主党派中去。近些年来，那些试图建立真正独立的政党的人，都立即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投入监狱。

民主党派的成立时间早于共产党夺取政权。他们曾参与抗日战争，并在后来的内战中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和毛泽东领导的叛军调停说和。内战胜利之后，毛泽东要求八个民主党派参加首届政协会议。他们遵命了，并随即被纳入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1957年，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这种关系出现了波折。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鼓励公众对政府提出批评，然后再严厉打击那些真正提出批评的人。民主党派也在被打压之列。

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后，民主党派重获生机。目前，这八个党派的党员总数已经由80年代中期的17万人发展到70多万人。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则已经超过8000万。

民主党派并不是谁都可以加入的。申请人必须得到至少两名党员的推荐。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必须是学者、科学家、艺术家等所谓“知识分子”，或是来自不断壮大的企业家队伍。

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者郑宇硕(Joseph Cheng)说，除了帮助共产党同化潜在敌人外，民主党派还会帮助自己的党派成员提高名誉、提供升职机会，并使得他们有机会在一年一度的政协会议上交流聚会。

许多民主党派成员同意这种说法。王统春来自沿海省份江苏，今年37岁，是一家广告公司的高管。他说，自己所参加的中国民主建国会是一个发展人脉的好地方。“这也是个社会身份，有种归属感，”他说。得到这一切只需花费每年约合16美元的会费。

也有一些人对自己在民主党派的经历感到失望。来自湖南省长沙市的律师刘明今年33岁，自称自由派梦想家。他说，自己想要参与政治，又不想加入共产党，“因为我想让我的心里好受点儿。”但是，在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后，他发现这个党派并没有给他提供任何促进他热衷的司法改革的机会。“我想发出点儿来自民间的声音，当然我们是很微弱的，”他说。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