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初因王立军“领馆门”事件引发中国政坛大地震，从而直接导至“重庆王”薄熙来垮台，随后薄氏夫妻双双锒铛入狱。跟在薄熙来身后以唱红歌、复辟毛专政为己任的—批“乌有乡”、毛皇派的遗老遗少们，顿时树倒猢狲散，或关掉微博，暂缄其口，或溜到海外，以避风头。一时呈鸟兽散状而偃旗息鼓。然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堂堂“重庆王”自还会有残存的能量。此前便有媒体报导，薄氏在位时即已投入巨资在国内、海外视其为可用的“人才”或势力都不惜斥资加以收买为“我王”所用。比如那个什么“孔叫兽”—甩手便赐给一百万元的所谓“课题研究费”。至于海外有点“影响”的人士，出手大方的薄氏，自然更不会“小家子气”的。
于是，人们看到，在美国这时便“导军突起”了王希哲等—批人，利用其曾经为中国民主而呐喊过的经历，曾经为民主而入狱坐牢的历史身份。更兼他们现居民主国家享有充分言论自由的“优势”，几乎是毫无任何风险的既向北京胡、温党中央发起挑战，又大骂—切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主张社会和平转型、实行民主宪政的所谓“右派反共份子”。力挺所谓的“人民的好书记”薄熙来。于是我们便不断在网上看见、或在邮箱中不断收到王希哲等人不厌其烦（许多时候是多次重复）发来的力挺薄熙来的各种文章与议论。甚至亿万电视观众都亲眼目睹的薄熙来之妻谷开来当庭认罪杀死了英国商人伍德一事，王希哲一伙也说是假的。甚至说那个在法庭上认罪的谷开来是个“替身”。如此这般的“罗生门”，实在令人感到莫明其妙。从允许言论自由的角度我不反对王希哲这样作。他有权置疑，也可以为薄氏或薄妻辩护。不过他们的辩护非常苍白无力，根本没有任何事实证据来否定薄的贪污腐化，大量敛财，淫乱享乐，制造冤案，黑打律师等等丑行。而就是自说自话的一概不承认。反正薄书记就是好来就是好，或者说薄熙来的贪腐在中共高层是人人有份，但这样讲并不能把薄氏“漂白”，只能弄成个“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局面。更不能因为中共官员普遍存在贪污腐化，道德败坏，薄熙来便贪腐有理，淫乐无罪。
然而更莫明其妙的是王希哲却与此同时把一切反对毛泽东极权专制，赞成实行民主宪政的人，统统斥为“右派”，并说他们是坚决与胡温（有时甚至辱骂为“狐瘟”）中央沆瀣—气的“反共右派”。在王希哲的眼中，当年被毛泽东打成所谓“右派份子”的人是“反共右派”；当今支持《零八宪章》、支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倡导民主宪政的人也是“反共右派”；胡温党中央同样是“反共右派”。就只有他们的薄书记才是真正的中共左派。这样不顾常识的胡说八道，却被王希哲之流十遍、百遍地加以重复。以为这样就可以变成“真理”。
所谓“右派”、“左派”在当今中国，完全是一个不但不与世界公认的标准“接轨”，而且是完全颠倒、相反的概念。大家知道左派和右派的称呼最初起源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在立法议会里，尤其是1791年的法国制宪议会上，温和派的保王党人都坐在议会场的右边，而激进的革命党人都坐在左边，从此便产生了“左派”、“右派”两种称呼。这个“政治光谱”延续至今，故凡是趋向保守守旧，乃至倒退维护旧有秩序的就是“右”，而主张激进、改革建立新秩序的便是“左”。但无论“左”与“右”都只是—种政治倾向与主张。都是可以合法存在的政治派别，也并不绝对代表对或错。而上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革命”，实际上是一股打着“革命”的旗号，要复辟帝王专制的历史逆流。中国的毛共只是这股逆流中的一个支流而已。所以他们是货真价实的守旧、复辟、倒退的政治势力。不但是“右”，而且是不允许其他任何政治派别存在的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极右”。但是为了欺骗民众，又一贯自我标榜为“左”。试看今日世界上仅存的共产专制国家，北韩、古巴与中国。北韩是父传子，子传孙的皇室“世袭”；古巴是弟承兄位的“太祖、太宗”；我们则是“红二代”的“集体世袭”。这不是复辟帝制的“极右”又是什么？而主张实行普世价值与民主宪政的政治力量才是力求变革的政治派别，才是真正的左派。
可是自从1957年毛泽东把一个“右派份子”的“屎盆子”，往中国广大知识精英头上—“扣”之后。“右”就不再是什么政治倾向与主张，而变成了“罪恶”、“反动”、“反革命”的同义语了。王希哲今日所谓的“反共右派”，就是把老毛的这一套搬了过来，用以打击一切不拥戴他们的“重庆王”薄熙来者的—根棍子。所以王希哲便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宣称，既然今日你们右派都承认“我们当初就是反共的！”这么一来，倒证明“反右”没有错啊？你们当初果然就是反共，共怎么不反你们？按照王希哲的这个逻辑，对当年的毛共是只能歌颂拥戴，而绝对不能有任何反对的言论（当年的所谓“右派”都是因言论文字获罪，并没人上街示威游行，更不用说其他行动了），否则收拾你没商量，无论怎么整治你都“没有错”。如此一来，王希哲就公开撕下了他倡导民主法制的“民主斗士”的画皮，赤裸裸地站毛泽东专横暴政的立场上为毛辩护了。然而当他的“重庆王”薄熙来“出事”被胡温“双规”以后，大陆一位“原右派”作者铁流先生在其文章中谴责薄熙来是要“篡党夺权”，王希哲—见便火冒三丈，立即回应道：“篡党夺权”又如何？既然是民主，党，为什么不可以“篡”？权，为何不以“夺”？这就是王希哲的双重标准。对于他们自己的“左派”就是造反有理，夺权无罪。对你们“右派”哪怕在言论文字上“反”了毛共，也是罪不容诛，“反右没有错”，整死你活该。这不是红卫兵痞子的逻辑又是什么？
接下来王希哲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否认毛暴政年代在所谓大跃进中饿死几千万人的滔天罪行。他写道：“什么‘饿死几千万’，则完全是党内右派为了打倒党内左派（同时开脱自己）而自家造出的谣言。党外右派如获至宝、加油加醋，兴风作浪罢了。逢罪状便是这条。但到底饿死是一千万？二千万？三千万？四千万？五千万？右派自己开口就来，信口胡诌。来来去去，就一个信阳。其他省区县，到底饿死几人能凑成全国数字一百万？谁拿出了确凿调查证据？”——当然拿得出证据！在这里我可以告诉无知（应是装着无知样儿）的王希哲：原新华社记者、《炎黄春秋》编揖杨继绳先生从1966年退休后历十余年工夫，搜集了翔实的史料，完成了宏篇巨著《墓碑》。揭出了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这场大饥荒是由于大跃进运动而引起，这是一场千年一遇的政治运动，目的就是使中国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而采取的手段。就是不惜任何代价（当然也置经济规律和常识于不顾）来发展中国的钢铁工业。 农业生产大部分都停滞，铁制的农具也都被投进了自家的火炉，都是为了制造钢铁。但此种手段制作出来的产品，都由于太劣质而毫无用处。而政府这时候却将农民辛辛苦苦播种并收获的谷物强征上来，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还有更多的粮食，因青、壮年都弄去“大炼钢铁”而烂在地里无人收获。 其结果就是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从杨继绳先生所查阅的政府文稿中，杨先生得出结论：有3600万人死于这次灾荒，而同时还有4000万儿童由于此次饥荒而胎死腹中。杨先生的父亲就是受害者之一，杨先生也说，《墓碑》这本书就是作为他父亲的墓碑。
与此同时国外研究人员和新闻记者也通过人口地理因素以及纪事文献，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但是杨先生则动用了他遍布全国的关系，从而得以深入到守卫森严的共产党文档室，得到了更加直接的证据，可以证实他所得出的死亡人数，还有人吃人的惨案，以及国家一直以来系统性进行的工作以期来掩饰这一惨绝人寰的超级悲剧。这就不是王希哲信口胡说的什么“就一个信阳”才饿死了人。翻开《墓碑》，除了信阳，诸如“甘肃不甘”，“安徽不安”，“天府饥魂”，“齐鲁之难”，“浙江之折”，“岭南风云”，“黑色的贵州”……从南到北，哀鸿遍野，神州大地，饿殍横陈。尤其在农村，—家一户的死绝，连尸体也无人收埋。笔者当时在劳改队亲眼看见由于极度饥饿，竟然杀死、吃掉了同村别人家的孩子而被判刑入狱的犯人。这个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历史上的空前惨剧，岂是王希哲之流昧着良心信口雌黄，就能为你的毛泽东“左派”暴政掩盖得了的么？
为了替毛泽东和“重庆王”薄熙来复辟文革辩护，王希哲甚至称毛泽东搞文革祸国殃民是“太英明了”。他说：如果当初党内确没有“走资派”，至今也没有。都是走社的。那么，毛的文革确实是杞人忧天，莫名其妙……但76年政变后证明，30余年至今更证明，党内确有走资派，不止确有，至今全党走资，个个党的权贵都成了腰缠十亿百亿的大资本家大财阀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党”的党魁们“公布财产”，还需要“党中央批准决定了”。现在回头一看，左派不说，广大群众也越来越发现而在说，“十年文革”，还真不是什么“浩劫”，而确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了，“毛主席太英明了”。
王希哲如此将因果关系随意颠倒的拙劣手法根本不值一驳。首先今天的中国实行的根本不是以普世价值观为基础的民主宪政与自由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现代资本主义。因而也就不存在什么人在“走资”。现在中国搞的是既非苏、毛式的社会主义，也非现代资本主义，是一党独裁专制为基础，以权贵阶层垄断、以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非驴、非马四不像的“权贵社会主义”。这种“权贵社会主义”在毛泽东发动文革之时，并不存在。毛泽东所谓的“党内走资派”当时纯粹是强加给他的政敌的莫须有之罪名。根本无关什么“英明的预见”。但文革—经发动，毛根本无法控制，全国一片混乱，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弄得一塌糊涂。中共也承认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
然而更为严重的是，整个国家的法制、秩序、社会道德全盘崩溃，到处乱斗争，乱打人，乱杀人。1966年秋一个所谓的“红八月”里北京城被红卫兵打死、打伤的就多达—万多人。女师大附中的校长卞仲耘也被该校红卫兵活活打死。就在北京“天子脚下”的大兴也公开对所谓“阶级敌人”一家一户进行灭门屠杀。从八十岁的老翁到八十天的婴儿都在劫难逃。同样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还发生在湖南的道县，广西等地。广西有的地方甚至把“阶级敌人”杀死后，像牛羊肉一样的煮来吃掉。对年青女子更是先性侵后再杀害。如此丧心病狂的反人类罪行，至今尚无任何人被追究法律责任。而王希哲现在竟然假借他的“左派群众”之口说“十年文革还真不是什么浩劫”。真不知王希哲还有没有半点人性？否则怎么说出这种不像人话的言语？！当然也是为他的“重庆王”大搞唱红歌，复辟文革而辩护。
不过斗到最后，包括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一大批中共高层的头头都遭了殃，有的甚至被整死。他们也尝到了这“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味道，才知道这一套再“玩”下去可不得了。于是毛死后，大家才合力除掉“四人帮”。才有了邓小平的复出，才有了所谓的改革开放。才有今日的“非社、非资”的一党独裁为基础的的权力市场经济。这一切都是因“文革”而“孕育”出来的。如果没有文革，今日中国还会和北韩、古巴一样的在“走”着“贫穷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确实不存在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怎能证明文革“不是浩劫”？又怎能证明“毛主席太英明了”？如此胡搅蛮缠的来为毛泽东暴政、为文革、为薄熙来唱红歌，读经典，发红色短信之类的为文革招魂的倒行逆施张目、翻案，实在是用心险恶。
而更为荒谬的是，王希哲最后的结论竟然是：今天的“反共右派”如果—旦上台“—定比共产党更坏”。王希哲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就是，他们的“重庆王”薄熙来被打倒以后，一切主张实行民主宪政的“右派”们都没有“挺薄”。而是与胡温站在了一起，一片欢呼。所以他认为这些人比胡温还坏。看来王希哲的“好”、“坏”标准就是拥不拥护或同不同情他们的“重庆王”。这是典型的文革红卫兵式的“以人划线”的标准。而他所谓的“右派”们“完全与胡温站在了一起，一片欢呼”也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绝大多数主张实民主宪政的自由派知识人，都冷静地认为胡温与薄氏之争只是中共高层的权斗，就像老毛与林彪相争斗—样，无所谓谁正义、谁不正义。而“右派”们也没有拿谁的“课题研究费”，因而绝大多数人都作壁上观。想去“趟浑水”，死“挺”哪—方，想去投机唱颂歌的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只是极个别人。因而王希哲以此便得出主张在中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宪政的人“比共产党更坏”，是毫无依据的胡说八道。
由此可见王希哲这一系列表面上看似挺薄熙来、崇毛泽东之论，实则是要复辟毛式专制暴政，是要想把中国拉回到反右、大跃进、文革的年代去。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中国以普世价值观为准则向民主宪政转型的方向。王希哲实际上已堕落成身居海外的孔庆东、张宏良、司马南和“乌有之乡”一类的毛派份子。
2013年3月12日完稿
于是，人们看到，在美国这时便“导军突起”了王希哲等—批人，利用其曾经为中国民主而呐喊过的经历，曾经为民主而入狱坐牢的历史身份。更兼他们现居民主国家享有充分言论自由的“优势”，几乎是毫无任何风险的既向北京胡、温党中央发起挑战，又大骂—切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主张社会和平转型、实行民主宪政的所谓“右派反共份子”。力挺所谓的“人民的好书记”薄熙来。于是我们便不断在网上看见、或在邮箱中不断收到王希哲等人不厌其烦（许多时候是多次重复）发来的力挺薄熙来的各种文章与议论。甚至亿万电视观众都亲眼目睹的薄熙来之妻谷开来当庭认罪杀死了英国商人伍德一事，王希哲一伙也说是假的。甚至说那个在法庭上认罪的谷开来是个“替身”。如此这般的“罗生门”，实在令人感到莫明其妙。从允许言论自由的角度我不反对王希哲这样作。他有权置疑，也可以为薄氏或薄妻辩护。不过他们的辩护非常苍白无力，根本没有任何事实证据来否定薄的贪污腐化，大量敛财，淫乱享乐，制造冤案，黑打律师等等丑行。而就是自说自话的一概不承认。反正薄书记就是好来就是好，或者说薄熙来的贪腐在中共高层是人人有份，但这样讲并不能把薄氏“漂白”，只能弄成个“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局面。更不能因为中共官员普遍存在贪污腐化，道德败坏，薄熙来便贪腐有理，淫乐无罪。
然而更莫明其妙的是王希哲却与此同时把一切反对毛泽东极权专制，赞成实行民主宪政的人，统统斥为“右派”，并说他们是坚决与胡温（有时甚至辱骂为“狐瘟”）中央沆瀣—气的“反共右派”。在王希哲的眼中，当年被毛泽东打成所谓“右派份子”的人是“反共右派”；当今支持《零八宪章》、支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倡导民主宪政的人也是“反共右派”；胡温党中央同样是“反共右派”。就只有他们的薄书记才是真正的中共左派。这样不顾常识的胡说八道，却被王希哲之流十遍、百遍地加以重复。以为这样就可以变成“真理”。
所谓“右派”、“左派”在当今中国，完全是一个不但不与世界公认的标准“接轨”，而且是完全颠倒、相反的概念。大家知道左派和右派的称呼最初起源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在立法议会里，尤其是1791年的法国制宪议会上，温和派的保王党人都坐在议会场的右边，而激进的革命党人都坐在左边，从此便产生了“左派”、“右派”两种称呼。这个“政治光谱”延续至今，故凡是趋向保守守旧，乃至倒退维护旧有秩序的就是“右”，而主张激进、改革建立新秩序的便是“左”。但无论“左”与“右”都只是—种政治倾向与主张。都是可以合法存在的政治派别，也并不绝对代表对或错。而上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革命”，实际上是一股打着“革命”的旗号，要复辟帝王专制的历史逆流。中国的毛共只是这股逆流中的一个支流而已。所以他们是货真价实的守旧、复辟、倒退的政治势力。不但是“右”，而且是不允许其他任何政治派别存在的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极右”。但是为了欺骗民众，又一贯自我标榜为“左”。试看今日世界上仅存的共产专制国家，北韩、古巴与中国。北韩是父传子，子传孙的皇室“世袭”；古巴是弟承兄位的“太祖、太宗”；我们则是“红二代”的“集体世袭”。这不是复辟帝制的“极右”又是什么？而主张实行普世价值与民主宪政的政治力量才是力求变革的政治派别，才是真正的左派。
可是自从1957年毛泽东把一个“右派份子”的“屎盆子”，往中国广大知识精英头上—“扣”之后。“右”就不再是什么政治倾向与主张，而变成了“罪恶”、“反动”、“反革命”的同义语了。王希哲今日所谓的“反共右派”，就是把老毛的这一套搬了过来，用以打击一切不拥戴他们的“重庆王”薄熙来者的—根棍子。所以王希哲便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宣称，既然今日你们右派都承认“我们当初就是反共的！”这么一来，倒证明“反右”没有错啊？你们当初果然就是反共，共怎么不反你们？按照王希哲的这个逻辑，对当年的毛共是只能歌颂拥戴，而绝对不能有任何反对的言论（当年的所谓“右派”都是因言论文字获罪，并没人上街示威游行，更不用说其他行动了），否则收拾你没商量，无论怎么整治你都“没有错”。如此一来，王希哲就公开撕下了他倡导民主法制的“民主斗士”的画皮，赤裸裸地站毛泽东专横暴政的立场上为毛辩护了。然而当他的“重庆王”薄熙来“出事”被胡温“双规”以后，大陆一位“原右派”作者铁流先生在其文章中谴责薄熙来是要“篡党夺权”，王希哲—见便火冒三丈，立即回应道：“篡党夺权”又如何？既然是民主，党，为什么不可以“篡”？权，为何不以“夺”？这就是王希哲的双重标准。对于他们自己的“左派”就是造反有理，夺权无罪。对你们“右派”哪怕在言论文字上“反”了毛共，也是罪不容诛，“反右没有错”，整死你活该。这不是红卫兵痞子的逻辑又是什么？
接下来王希哲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否认毛暴政年代在所谓大跃进中饿死几千万人的滔天罪行。他写道：“什么‘饿死几千万’，则完全是党内右派为了打倒党内左派（同时开脱自己）而自家造出的谣言。党外右派如获至宝、加油加醋，兴风作浪罢了。逢罪状便是这条。但到底饿死是一千万？二千万？三千万？四千万？五千万？右派自己开口就来，信口胡诌。来来去去，就一个信阳。其他省区县，到底饿死几人能凑成全国数字一百万？谁拿出了确凿调查证据？”——当然拿得出证据！在这里我可以告诉无知（应是装着无知样儿）的王希哲：原新华社记者、《炎黄春秋》编揖杨继绳先生从1966年退休后历十余年工夫，搜集了翔实的史料，完成了宏篇巨著《墓碑》。揭出了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这场大饥荒是由于大跃进运动而引起，这是一场千年一遇的政治运动，目的就是使中国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而采取的手段。就是不惜任何代价（当然也置经济规律和常识于不顾）来发展中国的钢铁工业。 农业生产大部分都停滞，铁制的农具也都被投进了自家的火炉，都是为了制造钢铁。但此种手段制作出来的产品，都由于太劣质而毫无用处。而政府这时候却将农民辛辛苦苦播种并收获的谷物强征上来，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还有更多的粮食，因青、壮年都弄去“大炼钢铁”而烂在地里无人收获。 其结果就是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从杨继绳先生所查阅的政府文稿中，杨先生得出结论：有3600万人死于这次灾荒，而同时还有4000万儿童由于此次饥荒而胎死腹中。杨先生的父亲就是受害者之一，杨先生也说，《墓碑》这本书就是作为他父亲的墓碑。
与此同时国外研究人员和新闻记者也通过人口地理因素以及纪事文献，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但是杨先生则动用了他遍布全国的关系，从而得以深入到守卫森严的共产党文档室，得到了更加直接的证据，可以证实他所得出的死亡人数，还有人吃人的惨案，以及国家一直以来系统性进行的工作以期来掩饰这一惨绝人寰的超级悲剧。这就不是王希哲信口胡说的什么“就一个信阳”才饿死了人。翻开《墓碑》，除了信阳，诸如“甘肃不甘”，“安徽不安”，“天府饥魂”，“齐鲁之难”，“浙江之折”，“岭南风云”，“黑色的贵州”……从南到北，哀鸿遍野，神州大地，饿殍横陈。尤其在农村，—家一户的死绝，连尸体也无人收埋。笔者当时在劳改队亲眼看见由于极度饥饿，竟然杀死、吃掉了同村别人家的孩子而被判刑入狱的犯人。这个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历史上的空前惨剧，岂是王希哲之流昧着良心信口雌黄，就能为你的毛泽东“左派”暴政掩盖得了的么？
为了替毛泽东和“重庆王”薄熙来复辟文革辩护，王希哲甚至称毛泽东搞文革祸国殃民是“太英明了”。他说：如果当初党内确没有“走资派”，至今也没有。都是走社的。那么，毛的文革确实是杞人忧天，莫名其妙……但76年政变后证明，30余年至今更证明，党内确有走资派，不止确有，至今全党走资，个个党的权贵都成了腰缠十亿百亿的大资本家大财阀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党”的党魁们“公布财产”，还需要“党中央批准决定了”。现在回头一看，左派不说，广大群众也越来越发现而在说，“十年文革”，还真不是什么“浩劫”，而确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了，“毛主席太英明了”。
王希哲如此将因果关系随意颠倒的拙劣手法根本不值一驳。首先今天的中国实行的根本不是以普世价值观为基础的民主宪政与自由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现代资本主义。因而也就不存在什么人在“走资”。现在中国搞的是既非苏、毛式的社会主义，也非现代资本主义，是一党独裁专制为基础，以权贵阶层垄断、以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非驴、非马四不像的“权贵社会主义”。这种“权贵社会主义”在毛泽东发动文革之时，并不存在。毛泽东所谓的“党内走资派”当时纯粹是强加给他的政敌的莫须有之罪名。根本无关什么“英明的预见”。但文革—经发动，毛根本无法控制，全国一片混乱，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弄得一塌糊涂。中共也承认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
然而更为严重的是，整个国家的法制、秩序、社会道德全盘崩溃，到处乱斗争，乱打人，乱杀人。1966年秋一个所谓的“红八月”里北京城被红卫兵打死、打伤的就多达—万多人。女师大附中的校长卞仲耘也被该校红卫兵活活打死。就在北京“天子脚下”的大兴也公开对所谓“阶级敌人”一家一户进行灭门屠杀。从八十岁的老翁到八十天的婴儿都在劫难逃。同样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还发生在湖南的道县，广西等地。广西有的地方甚至把“阶级敌人”杀死后，像牛羊肉一样的煮来吃掉。对年青女子更是先性侵后再杀害。如此丧心病狂的反人类罪行，至今尚无任何人被追究法律责任。而王希哲现在竟然假借他的“左派群众”之口说“十年文革还真不是什么浩劫”。真不知王希哲还有没有半点人性？否则怎么说出这种不像人话的言语？！当然也是为他的“重庆王”大搞唱红歌，复辟文革而辩护。
不过斗到最后，包括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一大批中共高层的头头都遭了殃，有的甚至被整死。他们也尝到了这“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味道，才知道这一套再“玩”下去可不得了。于是毛死后，大家才合力除掉“四人帮”。才有了邓小平的复出，才有了所谓的改革开放。才有今日的“非社、非资”的一党独裁为基础的的权力市场经济。这一切都是因“文革”而“孕育”出来的。如果没有文革，今日中国还会和北韩、古巴一样的在“走”着“贫穷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确实不存在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怎能证明文革“不是浩劫”？又怎能证明“毛主席太英明了”？如此胡搅蛮缠的来为毛泽东暴政、为文革、为薄熙来唱红歌，读经典，发红色短信之类的为文革招魂的倒行逆施张目、翻案，实在是用心险恶。
而更为荒谬的是，王希哲最后的结论竟然是：今天的“反共右派”如果—旦上台“—定比共产党更坏”。王希哲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就是，他们的“重庆王”薄熙来被打倒以后，一切主张实行民主宪政的“右派”们都没有“挺薄”。而是与胡温站在了一起，一片欢呼。所以他认为这些人比胡温还坏。看来王希哲的“好”、“坏”标准就是拥不拥护或同不同情他们的“重庆王”。这是典型的文革红卫兵式的“以人划线”的标准。而他所谓的“右派”们“完全与胡温站在了一起，一片欢呼”也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绝大多数主张实民主宪政的自由派知识人，都冷静地认为胡温与薄氏之争只是中共高层的权斗，就像老毛与林彪相争斗—样，无所谓谁正义、谁不正义。而“右派”们也没有拿谁的“课题研究费”，因而绝大多数人都作壁上观。想去“趟浑水”，死“挺”哪—方，想去投机唱颂歌的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只是极个别人。因而王希哲以此便得出主张在中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宪政的人“比共产党更坏”，是毫无依据的胡说八道。
由此可见王希哲这一系列表面上看似挺薄熙来、崇毛泽东之论，实则是要复辟毛式专制暴政，是要想把中国拉回到反右、大跃进、文革的年代去。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中国以普世价值观为准则向民主宪政转型的方向。王希哲实际上已堕落成身居海外的孔庆东、张宏良、司马南和“乌有之乡”一类的毛派份子。
2013年3月12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