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经历了毛、邓、江、胡的统治，饱受各种苦难。如今，转为习近平执政，将会如何？习近平出任总书记时，提出“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数月后，他出任国家主席，在履新会上，再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命题，把它称作“中国梦”。不久，他出访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仍然把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作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最伟大的梦想”向公众宣布。看来，民族复兴是习近平施政纲领的重要任务，甚至是首要任务。
民族复兴，顾名思义，当指在祖先开辟的约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领域内，保持历史上由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非凡的经济业绩和独特的文化成就，使这个多民旅和谐相处的共同体稳定地立于亚细亚洲的东方；不仅如此，还要创造性地争取新的、更大的、足以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民族复兴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梦想。习近平在国家主席就职演说中强调：“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又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这里，“民族之梦”等同于“每个中国人之梦”，等同于“人民的梦”。当民族利益与国人利益、与人民利益一致时，这样的等同是合乎事实的，合乎逻辑的。
可是，历史告诉我们，上述利益的一致并非常态，民族内部的利益不一致才是常态。奴隶制、农奴制是古代历史载明的民族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形式，资本主义雇佣制与社会主义国有制则是近代历史记录的民族共同体内部的社会结构形式。这些就是民族内部存在利益相互纠葛和对立的证据。用“民族复兴”的号召，鼓吹上下权益的一致性，总体上是站不住脚的。只要看看目前权力与利益的分裂状况，这个上下权益一致的假象就会不攻自破。
当今中国是一党专制的国家，党魁的梦想与普通中国人的梦想是截我不同的。主导国家命运的中国共产党是垄断型政党，垄断政治权益，垄断经济权益，垄断文化权益，一般平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绝大部分被剥夺。因而，平民中越来越多的人从切身经验中觉察到，中共的国家利益与平民利益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反的。习近平的中国梦追求的是富国强兵，即国家实力增强、中共统治稳定，由此保证加大压制异议者和维权人士的力度，扩张权力寻租的能力，这些都与平民的权益相对峙和相悖逆。平民有平民自己的梦想，就是要求民权与自由，实现主权在民，实行宪政，创立民主的共和体制，与中共的一党治国完全背道而驰。一党治国的民族复兴之梦与由民治国的民族复兴之梦是两股道上跑的车，驶向不同的目的地。是一党专制的富国强兵，还是主权在民的兴旺发达，区别如此昭然，怎么可以合而为一，说什么“中国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呢？
习近平在国家主席就职演说中企图弥合主权在党与主权在民的区别，使用了一种合二而一的遮掩术，他说：“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的主体地位、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沿用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混淆对立的战术进行欺骗。试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都得按党的指示办事，到哪里去找“人民的主体地位”？宪法和法律都是党主持制定的，“依法治国”岂不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的法制形式？所以，“有机统一”的结果，实际上就是人民的地位与依法治国都统一到“党的领导”中而化为零，只有“党的领导”即党的专制存在。善良的人们对于这种用弯弯绕的戏法糊弄公众，要识别清楚，不要上当。
这个“中国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是调和、折衷的产物。习近平企图以调和、折衷的手法模糊党国与平民的界限，招揽平民大众作党国附庸，替党国卖力。不过，调和、折衷可以逞能于一时，不能维持长久。党国利益与平民利益的对立是不会趋缓的，总会以对立的现实纠正人们的错觉。认为习近平的“中国梦”也是“人民的梦”可以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认为“国家今后将会允许而且保护我们平民各做各的梦”，是不现实的、空想的期望。
习近平发出“民族复兴”的号召有难言的苦衷。他从前任手中接下来的江山是个烂摊子，有多大本事才能把这堆烂摊子整理好，难以预计。习近平企图躲开这个难点，从“民族复兴”的呼唤中找一条生路，但是，烂摊子能够躲避吗？起码，如下三项难题他是躲不开的：
（1）中共在政治上有还不完的债务。“六四”镇压的债务他躲不开，受害者和社会舆论要求中共现任掌权者为“六四”平反。与“六四”有牵连的人及其后代还在，他敢触动这些人的观念和利益吗？“六四”受害者向无精确统计，怎么计算人数？经济赔偿必然涉及死难者的生命价值，这方面的争论如何平抚？平反势必通过全国人代大会讨论，引起全国公众关注和媒体报道，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异端事件？习近平有专门的智囊，他们不会不考虑这些问题。即使他们认为上述问题有足够信心对付，还会遇到新的麻烦：多米诺骨牌效应。假如宣布为“六四”受难者平反，57年右派会相继要求“正名”、赔偿殉难者生命损失和所有右派收入损失和精神损失，肃反运动中错划者、错斗者也会提出赔偿名誉损失和收入损失的要求，“文革”受害者亦不例外，还会波及历次思想整肃运动（反武训传、反俞平伯、反马寅初等）的受害者也提出种种要求，要当政者答复。被无辜致死的地主、富农的后代要求名誉和经济赔偿，个体劳动者被划为资本家所受苦难要求公平对待，“三反”、“五反”中被错斗、被逼至死者，其本人或后代要求重新评议。总之，过去党权对人权的严重侵害，受害者会波浪式发起“还我人权”的要求。习近平绝对没有能力应付这种扩张人权的强硬势头，只能穷于招架，但无能平息。
（2）中共逐步实行政治改革，推动自身和社会的进步，以保证自己的执政地位不变，这方面的呼吁和方案设计可谓多矣！这是中共的自新之路，是中共能够活下去的必由之路。因此，杜导正倡议“碎步改革”、“中步改革”，李锐在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开会时均有建言，提出的改革步伐较大，可称“大步改革”。不论碎步、中步、大步的建议，要求中共自我修正党国的专制体制以免丧失政权是一致的。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体现改革力度最大，规定了党政分开、差额选举、与民间对话等，结果，“六四”镇压爆发，所有改革决定来不及贯彻就成为一张废纸而流入历史尘埃。所有高层权力的后继者再也没有人能够超过十三大政治改革的视野，习近平的中国梦也是如此。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的重任，无从回避。习近平能够逃脱这一重任而另辟蹊径吗？
（3）习近平面对双重垄断集团：政治上是党政军结为一体的一党专制的垄断集团，经济上是由国有企业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对基础性产业和支柱产业领域的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而形成官僚垄断资本集团，两个垄断集团结成政治、经济权力与利益的一体化，成为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极权统治。这就是今天的社会现实。习近平的政治生涯决定于他是否能够顺从这两个垄断集团的意愿，是否能够为这两个垄断集团卖力。最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习近平访俄，与普京签署中俄联合声明，称双方在“涉及对方主权、领土完整、安全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把这个官方用语解读为实际用意就是习近平“坚定支持”前党魁江泽民出卖祖国神圣领土，将共约16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0个台湾的中国领土的归属权明确地永远地出让给俄国，中国永远丧失追讨权。习近平“坚定支持”的是江泽民的卖国行径！这就是习近平的政治态度。在两个垄断集团笼罩下的中共总书记不能有别的选择。
困扰习近平思维的政治纠结是如此之多，他找不到出路。如今举起的“民族复兴”的牌子看来不是深思熟虑的产物。“民族复兴”的内涵是什么？他在国家主席就职演说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说，这三个指标是“民族复兴”的基本内涵，如此而已。何谓国家富强？何谓民族振兴？何谓人民幸福？应该有具体的量化指标，为实现这些指标还要有基本行动纲领，以及在行动纲领指导下的各行各业的行动指南。如果没有这些周密的考虑和细致的计算并形诸文字，上述三项指标只是三个空洞概念，说明习近平的“民族复兴”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暴发的念头，“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只能飘浮于半空而无从捕捉。如果习近平不踏踏实实地将这三项指标转化为社会实际，让公众体会到这个国家富在哪里、强在何处，民族如何振作、如何兴旺，特别是人民幸福的表现是什么、自身得到什么实惠，如果公众体会不到这些，席近平的“民族复兴”的理想就只能是美丽的彩虹，可望而不可及也。
有些人对习氏寄托着殷切的期待，希望在毛泽东暴政之后、在邓小平“六四”屠杀之后、在江泽民大肆迫害宗教信仰自由之后、在胡锦涛大搞“维稳”之后，在这一切大失望之后，能够聁来一点新的转变，带来一点新的状态。怀着这种诚挚的心意，祈祷习总书记能够满足这一卑微的心愿。因此，对习近平允诺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寄予诚挚的期望。这是习近平能够风靡一时的薄薄的社会基础。这些倾向习氏的人们之所以怀有这种不切实的幻想，在于他们不了解、不懂得中共任何党魁都是在层级严密的权力体系中活动，他们的任何活动都不能脱离这种权力体系的强制力的约束，只不过这种制约因党魁的权术运用而有宽紧之别。习近平的作为不会超出前边所描述的两个垄断集团的控制，只能服从一党专制的政治垄断集团和官僚资本统治的经济垄断集团的利益和趋向，在此条件下盼望他能够把“人民幸福”赐与社会大众，是不现实的，不可能的。因此，人们对习近平的善良期待将逐渐淡化，直到彻底失望。习近平最终得到的只能是人们对他的彻底抛弃。
2013年3月26日
民族复兴，顾名思义，当指在祖先开辟的约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领域内，保持历史上由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非凡的经济业绩和独特的文化成就，使这个多民旅和谐相处的共同体稳定地立于亚细亚洲的东方；不仅如此，还要创造性地争取新的、更大的、足以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民族复兴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梦想。习近平在国家主席就职演说中强调：“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又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这里，“民族之梦”等同于“每个中国人之梦”，等同于“人民的梦”。当民族利益与国人利益、与人民利益一致时，这样的等同是合乎事实的，合乎逻辑的。
可是，历史告诉我们，上述利益的一致并非常态，民族内部的利益不一致才是常态。奴隶制、农奴制是古代历史载明的民族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形式，资本主义雇佣制与社会主义国有制则是近代历史记录的民族共同体内部的社会结构形式。这些就是民族内部存在利益相互纠葛和对立的证据。用“民族复兴”的号召，鼓吹上下权益的一致性，总体上是站不住脚的。只要看看目前权力与利益的分裂状况，这个上下权益一致的假象就会不攻自破。
当今中国是一党专制的国家，党魁的梦想与普通中国人的梦想是截我不同的。主导国家命运的中国共产党是垄断型政党，垄断政治权益，垄断经济权益，垄断文化权益，一般平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绝大部分被剥夺。因而，平民中越来越多的人从切身经验中觉察到，中共的国家利益与平民利益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反的。习近平的中国梦追求的是富国强兵，即国家实力增强、中共统治稳定，由此保证加大压制异议者和维权人士的力度，扩张权力寻租的能力，这些都与平民的权益相对峙和相悖逆。平民有平民自己的梦想，就是要求民权与自由，实现主权在民，实行宪政，创立民主的共和体制，与中共的一党治国完全背道而驰。一党治国的民族复兴之梦与由民治国的民族复兴之梦是两股道上跑的车，驶向不同的目的地。是一党专制的富国强兵，还是主权在民的兴旺发达，区别如此昭然，怎么可以合而为一，说什么“中国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呢？
习近平在国家主席就职演说中企图弥合主权在党与主权在民的区别，使用了一种合二而一的遮掩术，他说：“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的主体地位、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沿用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混淆对立的战术进行欺骗。试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都得按党的指示办事，到哪里去找“人民的主体地位”？宪法和法律都是党主持制定的，“依法治国”岂不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的法制形式？所以，“有机统一”的结果，实际上就是人民的地位与依法治国都统一到“党的领导”中而化为零，只有“党的领导”即党的专制存在。善良的人们对于这种用弯弯绕的戏法糊弄公众，要识别清楚，不要上当。
这个“中国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是调和、折衷的产物。习近平企图以调和、折衷的手法模糊党国与平民的界限，招揽平民大众作党国附庸，替党国卖力。不过，调和、折衷可以逞能于一时，不能维持长久。党国利益与平民利益的对立是不会趋缓的，总会以对立的现实纠正人们的错觉。认为习近平的“中国梦”也是“人民的梦”可以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认为“国家今后将会允许而且保护我们平民各做各的梦”，是不现实的、空想的期望。
习近平发出“民族复兴”的号召有难言的苦衷。他从前任手中接下来的江山是个烂摊子，有多大本事才能把这堆烂摊子整理好，难以预计。习近平企图躲开这个难点，从“民族复兴”的呼唤中找一条生路，但是，烂摊子能够躲避吗？起码，如下三项难题他是躲不开的：
（1）中共在政治上有还不完的债务。“六四”镇压的债务他躲不开，受害者和社会舆论要求中共现任掌权者为“六四”平反。与“六四”有牵连的人及其后代还在，他敢触动这些人的观念和利益吗？“六四”受害者向无精确统计，怎么计算人数？经济赔偿必然涉及死难者的生命价值，这方面的争论如何平抚？平反势必通过全国人代大会讨论，引起全国公众关注和媒体报道，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异端事件？习近平有专门的智囊，他们不会不考虑这些问题。即使他们认为上述问题有足够信心对付，还会遇到新的麻烦：多米诺骨牌效应。假如宣布为“六四”受难者平反，57年右派会相继要求“正名”、赔偿殉难者生命损失和所有右派收入损失和精神损失，肃反运动中错划者、错斗者也会提出赔偿名誉损失和收入损失的要求，“文革”受害者亦不例外，还会波及历次思想整肃运动（反武训传、反俞平伯、反马寅初等）的受害者也提出种种要求，要当政者答复。被无辜致死的地主、富农的后代要求名誉和经济赔偿，个体劳动者被划为资本家所受苦难要求公平对待，“三反”、“五反”中被错斗、被逼至死者，其本人或后代要求重新评议。总之，过去党权对人权的严重侵害，受害者会波浪式发起“还我人权”的要求。习近平绝对没有能力应付这种扩张人权的强硬势头，只能穷于招架，但无能平息。
（2）中共逐步实行政治改革，推动自身和社会的进步，以保证自己的执政地位不变，这方面的呼吁和方案设计可谓多矣！这是中共的自新之路，是中共能够活下去的必由之路。因此，杜导正倡议“碎步改革”、“中步改革”，李锐在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开会时均有建言，提出的改革步伐较大，可称“大步改革”。不论碎步、中步、大步的建议，要求中共自我修正党国的专制体制以免丧失政权是一致的。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体现改革力度最大，规定了党政分开、差额选举、与民间对话等，结果，“六四”镇压爆发，所有改革决定来不及贯彻就成为一张废纸而流入历史尘埃。所有高层权力的后继者再也没有人能够超过十三大政治改革的视野，习近平的中国梦也是如此。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的重任，无从回避。习近平能够逃脱这一重任而另辟蹊径吗？
（3）习近平面对双重垄断集团：政治上是党政军结为一体的一党专制的垄断集团，经济上是由国有企业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对基础性产业和支柱产业领域的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而形成官僚垄断资本集团，两个垄断集团结成政治、经济权力与利益的一体化，成为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极权统治。这就是今天的社会现实。习近平的政治生涯决定于他是否能够顺从这两个垄断集团的意愿，是否能够为这两个垄断集团卖力。最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习近平访俄，与普京签署中俄联合声明，称双方在“涉及对方主权、领土完整、安全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把这个官方用语解读为实际用意就是习近平“坚定支持”前党魁江泽民出卖祖国神圣领土，将共约16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0个台湾的中国领土的归属权明确地永远地出让给俄国，中国永远丧失追讨权。习近平“坚定支持”的是江泽民的卖国行径！这就是习近平的政治态度。在两个垄断集团笼罩下的中共总书记不能有别的选择。
困扰习近平思维的政治纠结是如此之多，他找不到出路。如今举起的“民族复兴”的牌子看来不是深思熟虑的产物。“民族复兴”的内涵是什么？他在国家主席就职演说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说，这三个指标是“民族复兴”的基本内涵，如此而已。何谓国家富强？何谓民族振兴？何谓人民幸福？应该有具体的量化指标，为实现这些指标还要有基本行动纲领，以及在行动纲领指导下的各行各业的行动指南。如果没有这些周密的考虑和细致的计算并形诸文字，上述三项指标只是三个空洞概念，说明习近平的“民族复兴”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暴发的念头，“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只能飘浮于半空而无从捕捉。如果习近平不踏踏实实地将这三项指标转化为社会实际，让公众体会到这个国家富在哪里、强在何处，民族如何振作、如何兴旺，特别是人民幸福的表现是什么、自身得到什么实惠，如果公众体会不到这些，席近平的“民族复兴”的理想就只能是美丽的彩虹，可望而不可及也。
有些人对习氏寄托着殷切的期待，希望在毛泽东暴政之后、在邓小平“六四”屠杀之后、在江泽民大肆迫害宗教信仰自由之后、在胡锦涛大搞“维稳”之后，在这一切大失望之后，能够聁来一点新的转变，带来一点新的状态。怀着这种诚挚的心意，祈祷习总书记能够满足这一卑微的心愿。因此，对习近平允诺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寄予诚挚的期望。这是习近平能够风靡一时的薄薄的社会基础。这些倾向习氏的人们之所以怀有这种不切实的幻想，在于他们不了解、不懂得中共任何党魁都是在层级严密的权力体系中活动，他们的任何活动都不能脱离这种权力体系的强制力的约束，只不过这种制约因党魁的权术运用而有宽紧之别。习近平的作为不会超出前边所描述的两个垄断集团的控制，只能服从一党专制的政治垄断集团和官僚资本统治的经济垄断集团的利益和趋向，在此条件下盼望他能够把“人民幸福”赐与社会大众，是不现实的，不可能的。因此，人们对习近平的善良期待将逐渐淡化，直到彻底失望。习近平最终得到的只能是人们对他的彻底抛弃。
2013年3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