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清明节，在北京的部分维权访民前往杨佳墓前祭拜。杨佳生前冲进上海闸北区公安局杀死多个正在上班的警察。人们记得，杨佳在上海受到警察「歧视性盘察」在先，产生矛盾后调解不成，忍无可忍才起了杀意。但即使有人为叫之好，大多数民众仍不赞同这种杀戮。

祭拜「杀人犯」杨佳使人猜想，在重庆，除了家人，有没有人祭拜被薄熙来﹑王立军打倒的原重庆公安首脑文强？他被处死的罪名是「涉黑」，证据确凿，所以即使薄熙来﹑王立军后来垮台，文强案可能也翻不了。然而，文强生命的飘逝，社会﹑时代及舆论是有一定责任的。这也是一出「子不教﹑父之过」的悲剧。

人们不会忘记，文强当年之所以「名满天下」，是因为生擒活捉了凶悍顽强﹑流窜全国的杀人嫌犯张君，而文强向上级报功时，首长问：「现在张君在哪里？」文强说：「在我脚下。」此刻，被上了刑具的张君真地趴在地上，他的脑袋被文强用脚踩踏着。

文强的这一举动错得离谱。且不说张君当时仅是被捕尚未判刑，即使已经判死，哪怕次日执行，作为一个货真价实的死囚，他的人格和身体仍须受到尊重和保护。文强究竟凭哪条法律可以脚踩张君的脑袋？

在战争年代，无论是红军或是解放军的中共军队大多执行「三大纪律项注意」，其中就有「不许虐待俘虏」的规定。也因为是这样，部分中共军队曾得到「仁义之师﹑威武之军」的美誉。中共建政后搞阶级斗争，反倒是不穿军装的政工干部或靠拢党组织的积极分子，对所谓的斗争对象大打出手，动辄私刑拷打。文革中冤狱遍地，哭声震天，作为一个酷刑大国，中国脸面丢尽。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中，人民终于发出「秦皇的封建时代已一去不返」的吼声。

然而在中国，文革的极左流毒清算并不彻底。在一些部门，恶名昭彰的刑讯逼供死灰复燃，而且堂而皇之地执行。匪夷所思的是，文强把嫌犯脑袋踩在脚下的行为，中国媒体竟作为正面事物加以报道，全国上下见怪不怪，鲜有觉察。后来，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重庆的唱红打黑登场了。文强下台，遭到虐待。重庆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涉嫌充当黑社会保护伞，据报道，被项目组从会议现场带走时，王立军一脚踢向彭的膝盖，将其踹倒，当他爬起来时，王立军挥掌劈向彭长健的天灵盖，彭当场小便失禁。

当文强﹑王立军是媒体的宠儿时，社会舆论对他们也赞美有加。当文强﹑王立军都垮台时，他们肆意打人的行为仍无人提及和批判。由这一点看，文强﹑王立军也是受害者，甚至是牺牲品。人性泯灭，说到底，是体制和社会的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