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宋教仁案的最初成果，是发表于台北《传记文学》2008年2、3月号的长达4万字的《国民党与宋教仁案》，这篇文章是2012年出版的《谁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一书及其台湾版《悬案百年：宋教仁案与国民党》的雏形。在持续七、八年的时间里，我几乎穷尽自己所有的精力和财力，在全国各地寻访搜罗与宋教仁案有关的图文资料和实物遗迹。在相当长的苦闷纠结过程，是吴乃文的名字突然像闪电一样激活了我的中枢神经，围绕宋教仁案的所有谜团迎刃而解。
1911年11月9日，上海《申报》在《沪军都督府各部职员表》中留下的记载是，隶属于沪军都督陈其美及其参谋部部长黄郛、副长刘基炎的谍报科，科长为应夔丞，一等科员包括费律司、罗区、吴乃文三个人。由此可知，从辛亥革命爆发开始，吴乃文就是陈其美、应夔丞手下专门从事谍报暗杀活动的一员干将。依据上海多家报刊的公开报道，吴乃文、拓鲁生、冯玉山、陈玉生、张汉彪、陆惠生、王金发、张秀泉、邓文斌等人，在安排武士英充当谋杀凶手的同时，还预先安排了到公共租界巡捕房举报应夔丞的虚假线人王阿法。正是由于王阿法在陆惠生、邓文斌等人胁迫陪同下反复举报，公共租界的英美总巡卜罗斯，才于3月23深夜在国民党特派员陆惠生、王金发等人协助带领之下，来到迎春坊三弄的妓女李桂玉家里把应夔丞抓捕归案。应夔丞当天晚上被押送到公共租界巡捕房关押，与此同时，公共租界巡捕房还联合法租界巡捕房共同封锁了应夔丞的文元坊住宅，扣押了当时留在应夔丞家中的所有人员，其中包括持枪暗杀宋教仁的武士英。
随着宋教仁案的逐步推进，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等人的犯罪事实被上海多家报刊公开披露。1913年3月22日，作为没有明确党派色彩的全国第一大报，上海《申报》以《宋教仁被刺纪详》为标题报道说：“黄克强、于右任、拓鲁生诸君将宋君扶上汽车送至医院后，即报警区，立饬警探四出，缉凶未获，因恐该凶手逃匿公共租界，并由闸北巡警局移请英美总巡卜罗斯君，通饬各捕房中西探捕一体协辑。又因该凶手系镇江口音，昨晨已由警局特派侦探长警数名搭车赴镇江站守候，未识能弋获否。”
3月28日，国民党第一大报上海《民立报》公开报道指挥武士英刺杀宋教仁的重要案犯陈玉生的下落：“陈玉生为何如人，不得其详，惟知住应桂馨家，事发脱逃，随由捕房四出侦缉，又通电各处访拿，昨闻已在镇江将陈玉生捕获，定于今日迎提回申矣。”
3月29日，上海《中华民报》报道说：“上海公共捕房总巡卜罗斯君，查得该凶犯武士英前堂供涉之陈姓，及另有二人同至车站者，陈姓即系陈玉生，除已侦获外，另有二人，一系吴乃文，一系张汉彪，兹又研诘该凶犯武士英，供出有一冯岳君者，亦是应夔丞指使行刺同谋之人。现因该三犯均系案中要犯，未便任令远扬，故由卜总巡前日函致公廨关谳员，请速出票协同缉拿，吴乃文、张汉彪、冯岳君三犯，务获解讯等因，昨经关谳员准即照办云。”
3月31日下午2时30分，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第一次开庭预审，由会审谳员关炯之、英国副领事翰垒德、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黄涵之共同主持。出庭观审的有湖南司法筹备处处长萧仲祁，江苏都督程德全委派的国民党籍特派专员陆惠生，以及来自多家报刊的媒体记者。但是，在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连续七次开庭预审的过程中，国民党籍特派专员陆惠生等人，从来没有要求已经被抓捕归案的陈玉生，像应夔丞、武士英一样出庭受审。即使在英美总巡卜罗斯出面要求把犯罪嫌疑人吴乃文、张汉彪、冯岳君缉拿归案的情况下，陈其美及其党徒打手也再没有像此前抓捕应夔丞、武士英时所表现的那样积极主动甚至于雷厉风行。陈其美等国民党人如此选择性地抓捕应夔丞、武士英而放纵吴乃文、陈玉生等人，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他们在安排布置暗杀行动之前，已经确定要抛出保存有与中央政府方面的洪述祖、赵秉钧进行秘密联络的相关证据的双面间谍应夔丞，让他与武士英一起充当宋教仁案的替罪羊和牺牲品。与应夔丞、武士英同等重要的犯罪嫌疑人吴乃文、陈玉生、张汉彪、冯岳君人间蒸发般地神秘失踪，说到底是出于国民党方面的有意安排和极力保护。由此可知，幕后布置和操控暗杀宋教仁的完整计划的最高层级的犯罪嫌疑人，并不是被抓捕归案的应夔丞，而只能是应夔丞、吴乃文、王金发、陆惠生等人的共同上司、前沪军都督陈其美。
需要说明的是，在应夔丞透过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秘密联络的同时，国民党最高层的孙中山和黄兴，也在透过更高层级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与袁世凯保持秘密联络。在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离开北京回湖南探亲期间，国民党北京本部的日常工作，主要由与宋教仁关系密切却又不能够充分整合党内资源的吴景濂代理主持。党务经费一度由孙中山和黄兴出面，向由黄兴介绍加入国民党籍的总统府秘书长、孙中山的广东同乡、交通银行总理梁士诒（燕孙）秘密筹措。1912年12月27日，孙中山密电梁士诒：“北京总统府梁燕孙先生鉴：新密。前克强先生商拨香港借款转借党用，请向财政部竭力设法转拨五万两交国民党本部收用为荷。”
国民党广东支部发行的《民谊》月刊，于1913年3月15日刊登《国民党欢迎梁、胡两君纪事》，其中记录了梁士诒在这次党内欢迎会上的演说：“士诒因置身国事，故于党中事务未能助理，然而时时与孙中山、黄克强诸君遇事商酌妥善办法，以求辅本党政纲。”
在宋教仁案发生的同时，被袁世凯授予筹办全国铁路全权的孙中山，正以所谓“个人名义”在日本进行访问，他所花费的是交通部拨付给铁路总公司的公共款项。
到了三年后的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与宋教仁一样遭到残忍暗杀。奉张宗昌命令组织暗杀陈其美的程子安，“本为张秀全、韩恢、胡侠魂等部下”。张秀泉的国民党籍保镖邓文斌，与张宗昌一样有过在东北三省充当土匪马贼，辛亥革命期间应上海光复军总司令、比陈其美和应夔丞资格更老的青帮“大”字辈大佬李征五招募，到上海参加革命军队的经历。与吴乃文、陈玉生、张汉彪一起出面安排指挥武士英刺杀宋教仁的广东人冯岳君（玉山），又恰好是前光复军司令李征五的军需长。作为李征五的老部下，张宗昌、张秀全、韩恢、胡侠魂、邓文斌、程子安、冯岳君等人，同时也是另一位青帮“大”字辈大佬、前沪军都督陈其美的间接下属。按照朱宗震在《陈其美与民初游民社会》一文中的说法，“（陈其美）案的黑幕没有充分暴露。……张秀全究竟是否即前文所述何海鸣所介绍之‘张秀泉’尚待考证；而韩恢、胡侠魂则都是铁血监视团成员，韩并始终参加革命。他们的部下程子安却参与了暗杀陈其美的罪恶活动。”
1911年11月9日，上海《申报》在《沪军都督府各部职员表》中留下的记载是，隶属于沪军都督陈其美及其参谋部部长黄郛、副长刘基炎的谍报科，科长为应夔丞，一等科员包括费律司、罗区、吴乃文三个人。由此可知，从辛亥革命爆发开始，吴乃文就是陈其美、应夔丞手下专门从事谍报暗杀活动的一员干将。依据上海多家报刊的公开报道，吴乃文、拓鲁生、冯玉山、陈玉生、张汉彪、陆惠生、王金发、张秀泉、邓文斌等人，在安排武士英充当谋杀凶手的同时，还预先安排了到公共租界巡捕房举报应夔丞的虚假线人王阿法。正是由于王阿法在陆惠生、邓文斌等人胁迫陪同下反复举报，公共租界的英美总巡卜罗斯，才于3月23深夜在国民党特派员陆惠生、王金发等人协助带领之下，来到迎春坊三弄的妓女李桂玉家里把应夔丞抓捕归案。应夔丞当天晚上被押送到公共租界巡捕房关押，与此同时，公共租界巡捕房还联合法租界巡捕房共同封锁了应夔丞的文元坊住宅，扣押了当时留在应夔丞家中的所有人员，其中包括持枪暗杀宋教仁的武士英。
随着宋教仁案的逐步推进，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等人的犯罪事实被上海多家报刊公开披露。1913年3月22日，作为没有明确党派色彩的全国第一大报，上海《申报》以《宋教仁被刺纪详》为标题报道说：“黄克强、于右任、拓鲁生诸君将宋君扶上汽车送至医院后，即报警区，立饬警探四出，缉凶未获，因恐该凶手逃匿公共租界，并由闸北巡警局移请英美总巡卜罗斯君，通饬各捕房中西探捕一体协辑。又因该凶手系镇江口音，昨晨已由警局特派侦探长警数名搭车赴镇江站守候，未识能弋获否。”
3月28日，国民党第一大报上海《民立报》公开报道指挥武士英刺杀宋教仁的重要案犯陈玉生的下落：“陈玉生为何如人，不得其详，惟知住应桂馨家，事发脱逃，随由捕房四出侦缉，又通电各处访拿，昨闻已在镇江将陈玉生捕获，定于今日迎提回申矣。”
3月29日，上海《中华民报》报道说：“上海公共捕房总巡卜罗斯君，查得该凶犯武士英前堂供涉之陈姓，及另有二人同至车站者，陈姓即系陈玉生，除已侦获外，另有二人，一系吴乃文，一系张汉彪，兹又研诘该凶犯武士英，供出有一冯岳君者，亦是应夔丞指使行刺同谋之人。现因该三犯均系案中要犯，未便任令远扬，故由卜总巡前日函致公廨关谳员，请速出票协同缉拿，吴乃文、张汉彪、冯岳君三犯，务获解讯等因，昨经关谳员准即照办云。”
3月31日下午2时30分，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第一次开庭预审，由会审谳员关炯之、英国副领事翰垒德、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黄涵之共同主持。出庭观审的有湖南司法筹备处处长萧仲祁，江苏都督程德全委派的国民党籍特派专员陆惠生，以及来自多家报刊的媒体记者。但是，在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连续七次开庭预审的过程中，国民党籍特派专员陆惠生等人，从来没有要求已经被抓捕归案的陈玉生，像应夔丞、武士英一样出庭受审。即使在英美总巡卜罗斯出面要求把犯罪嫌疑人吴乃文、张汉彪、冯岳君缉拿归案的情况下，陈其美及其党徒打手也再没有像此前抓捕应夔丞、武士英时所表现的那样积极主动甚至于雷厉风行。陈其美等国民党人如此选择性地抓捕应夔丞、武士英而放纵吴乃文、陈玉生等人，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他们在安排布置暗杀行动之前，已经确定要抛出保存有与中央政府方面的洪述祖、赵秉钧进行秘密联络的相关证据的双面间谍应夔丞，让他与武士英一起充当宋教仁案的替罪羊和牺牲品。与应夔丞、武士英同等重要的犯罪嫌疑人吴乃文、陈玉生、张汉彪、冯岳君人间蒸发般地神秘失踪，说到底是出于国民党方面的有意安排和极力保护。由此可知，幕后布置和操控暗杀宋教仁的完整计划的最高层级的犯罪嫌疑人，并不是被抓捕归案的应夔丞，而只能是应夔丞、吴乃文、王金发、陆惠生等人的共同上司、前沪军都督陈其美。
需要说明的是，在应夔丞透过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秘密联络的同时，国民党最高层的孙中山和黄兴，也在透过更高层级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与袁世凯保持秘密联络。在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离开北京回湖南探亲期间，国民党北京本部的日常工作，主要由与宋教仁关系密切却又不能够充分整合党内资源的吴景濂代理主持。党务经费一度由孙中山和黄兴出面，向由黄兴介绍加入国民党籍的总统府秘书长、孙中山的广东同乡、交通银行总理梁士诒（燕孙）秘密筹措。1912年12月27日，孙中山密电梁士诒：“北京总统府梁燕孙先生鉴：新密。前克强先生商拨香港借款转借党用，请向财政部竭力设法转拨五万两交国民党本部收用为荷。”
国民党广东支部发行的《民谊》月刊，于1913年3月15日刊登《国民党欢迎梁、胡两君纪事》，其中记录了梁士诒在这次党内欢迎会上的演说：“士诒因置身国事，故于党中事务未能助理，然而时时与孙中山、黄克强诸君遇事商酌妥善办法，以求辅本党政纲。”
在宋教仁案发生的同时，被袁世凯授予筹办全国铁路全权的孙中山，正以所谓“个人名义”在日本进行访问，他所花费的是交通部拨付给铁路总公司的公共款项。
到了三年后的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与宋教仁一样遭到残忍暗杀。奉张宗昌命令组织暗杀陈其美的程子安，“本为张秀全、韩恢、胡侠魂等部下”。张秀泉的国民党籍保镖邓文斌，与张宗昌一样有过在东北三省充当土匪马贼，辛亥革命期间应上海光复军总司令、比陈其美和应夔丞资格更老的青帮“大”字辈大佬李征五招募，到上海参加革命军队的经历。与吴乃文、陈玉生、张汉彪一起出面安排指挥武士英刺杀宋教仁的广东人冯岳君（玉山），又恰好是前光复军司令李征五的军需长。作为李征五的老部下，张宗昌、张秀全、韩恢、胡侠魂、邓文斌、程子安、冯岳君等人，同时也是另一位青帮“大”字辈大佬、前沪军都督陈其美的间接下属。按照朱宗震在《陈其美与民初游民社会》一文中的说法，“（陈其美）案的黑幕没有充分暴露。……张秀全究竟是否即前文所述何海鸣所介绍之‘张秀泉’尚待考证；而韩恢、胡侠魂则都是铁血监视团成员，韩并始终参加革命。他们的部下程子安却参与了暗杀陈其美的罪恶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