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中国社科院2月发布的《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展示了令人忧虑的图景，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超过七成的人不敢相信陌生人，同时，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同信任程度也在进一步加深。报告引发社会强烈反响。报告主编、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认为，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涉及社会转型、市场失序、法治不力、贪污腐败等，更深层的根源是价值观多元的背后缺乏共享价值观，“没有每个社会成员都遵守的核心价值，社会的道德体系就会失守，社会就会没有底线，社会的互信无法实现，社会进步也无从谈起。”如何解决信任危机，他认为“必须要从制度上、法律上和管理机制上降低信任风险，特别是从公权力这个社会信任的核心环节入手，重建社会信任。”
一、“核心价值”与“公权力”的关系
民族的“核心价值”是软件，是软实力的核心，涉及所有社会成员；“公权力”是硬件，是国家机器的功能，涉及制度体系的运行。二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有不同的价值观，就有不同的国家制度和运行方式，如以基督教的博爱、古希腊哲学的理性和古罗马的法治精神为主导的价值观，孕育出宪政体制。反之，不同的国家制度和运行方式，会影响价值观的形成，例如，中国古代皇权专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导致经世致用的价值观；中共的一党专制，用谎言和暴力，一边推行党文化意识形态，打造党崇拜、国家崇拜的现代迷信，一边压制人们对真正信仰的自由追求。目前，许多国人价值观的虚无化、犬儒化，正是信仰寻求与传播缺乏自由的结果。
二、“核心价值”的形成及其是非标准
任何社会进步都是靠千百万个体的努力汇集而成的，表面上是利益的驱动，但其导向源于每个人的价值观。即使是后现代解构传统价值的虚无主义、犬儒主义，也是一种价值观。一个民族正确的“核心价值”，是在每个人对真理信仰的自由追求和人们彼此交流互动中形成的。
检验“核心价值”的是非标准是普世价值。一个民族拥有的“核心价值”，应当体现真理公义，符合人类的普世价值，包括认同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法治、宪政等，而不是出于一族一国的私欲，也不是被少数人借“公权力”所蛊惑和强加的，如当年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核心价值”与“公权力”的统一，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标志。二者分裂的例证就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历史；“核心价值”缺失的例证就是目前中国社会溃败的现状。中共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不过是它只信暴力和特权的自我包装而已，大量腐败、118万裸官、贪官外逃和精英移民海外，证明中共的“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过是自欺欺人，“维稳体制”凸显了中共极其恐惧的不自信。
“核心价值”形成环境的自由度和开放度，决定“核心价值”的正确性和对其持守的坚定性。同时，环境的自由度和开放度，又是通过人们的努力,，在把“公权力”关进宪政笼子里的过程中，逐渐扩大的。所以，每个人都很重要，一点勇气，一点付出，不可缺少。如同在食品中添加一点盐，增味道抗腐败；如同在黑暗中，点亮一束光，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因此，耶稣教导信仰真理的人要作光作盐。
三、普世价值的源泉与核心
要使人类普世价值成为一个民族共享的“核心价值”，就要深刻认识普世价值不仅是神圣的理念，而且具有又真又活的能量，是上帝神圣律法和恩典的体现，其核心是神对人类的圣爱。因此，只有从信仰的高度，才能坚信普世价值，爱真理才能爱他人。信仰是与上帝建立生命的联系，是全身心的信靠，是生命的体验和经历。有信仰才能获得不竭的力量，才能付出大爱，弥合人心的距离。
从反面看，任何权势即使作恶，也不得不进行伪善的包装，不敢公开与普世价值对立，这恰恰说明普世价值不可抗拒的力量，说明源自真理的博爱才是人心的共同渴望，而不是对暴力和谎言的屈服。中共邪恶权势言行的分裂，就是要人们接受分裂的现实，屈服其潜规则，让民众适应这种人格分裂，认同对奴役的伪善包装，自我安慰或自我欺骗，把谎言当作自己屈服潜规则、掩盖自己犬儒或怯懦的借口。中共就这样扩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毒。同时，中共用暴力和告密，制造和散布恐惧和不信任，分化民众的关系，让社会处于原子化的分裂状态，消除对专制的组织性威胁。另外，中共分裂人权的完整性，将人权简化成生存权，利用贫富差距和物质享乐主义，把民众的人生质量降低为动物性生存，被生活压力或物欲追求所左右，无暇自己的核心权利（这也同时削弱了当局的社会动员力），无暇经济利益背后那只操纵的政治之手，抑制公民意识的成长。今天，中共就是在如此打造现代化的“动物庄园”。
四、用爱与宽容践行普世价值
在信仰和信任缺失的时代，恰恰使信仰和信任成为更宝贵的资源，因此，谁有信仰谁就更有信心践行普世价值，也更能自信地付出爱，主动与他人建立信任。
对于坚信普世价值的人们，要在首先戳穿现实伪装、揭露真相的同时，超越邪恶，树立真信仰，不被专制者制造的暴戾和苦毒所捆绑，用爱践行普世价值。对于中共宣传的漂亮口号，只要不违背普世价值，就应以具体行动公开地正面回应，促其落实。在现阶段，可以采取非团体组织、小成本投入、低风险行动、依法抗争等方式，诸如同城公民“饭醉”、网络围观、依法质询、联署呼吁、到被迫害者所在地探望和旅游、集体散布等，步步推进，鼓舞和团结更多的人们勇敢地开始真实生活，把符合普世价值的明规则变成真规则，逐步取代潜规则（例如最新的目标就是习近平关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和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言论）。这些行动即使遭遇暂时失败，也是对专制统治非法性的成功揭露和瓦解，牵制和消耗其能量，能够争取更多的同情，团结更多的力量，甚至可以扩大和引发新的广泛抗争。
东欧民主化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在后极权时代，不能仅仅将专制者的宣传当作谎言，应当促使其兑现，转化为真实的现实。李敖2005年9月23日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得很智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不以为它是假的，只要我们认真它就是真的。”“别以为都是假的，当我们努力就是真的；别以为他们在骗我们，当我们认真，他们就不是骗子。”而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吉恩•夏普的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具体的参考，他的著作对当代民主运动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如《论战略性非暴力冲突：关于基本原则的思考》、《从独裁到民主：解放运动的概念框架》、《非暴力运动一百九十八招》、《群众性防卫：一种超军事的武器系统》等（可上网检索下载）。
正如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效应，一部分人先勇敢自由起来的精神，能穿越刺刀和牢门，直抵人心，影响社会，凝聚广泛的联合。当年，食指的《相信未来》和北岛在《回答》中的呐喊“我——不——相——信！”正是从相信和不信两个方向，呼唤普世价值，冲破现代迷信，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今天，正是第一线各界活动人士的前赴后继，带动起越来越多的公民觉醒和公民行动。
从迷信领袖、只信自己到信仰上帝——是许多人回归精神家园的心路历程，也是回归爱、被圣爱所拯救的体验（例如北京著名异议人士、维权律师等超过半数成为基督徒）。有信仰才有对神圣公义的信心，有信才有希望才有爱，信、望、爱是一体，爱公义所产生的力量不可战胜，信与爱就是未来成功的见证，如《圣经》所言：“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11：1）“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约翰一书5：4）这样，才能超越仅仅围绕权力以暴易暴的循环，把社会变革扎根在民间社会，在实现公平正义的进程中，重建社会信任与共识，凝聚“核心价值”，复兴充满爱与活力的公民社会。
2013年3月3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邮箱 zxx1960@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