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一
在一种陈旧的思维模式依然笼罩着有关于中国大陆的民主进程时，对于处在民主转型和制度变革时期的我们来说，要面对的就必然是复杂而不是简单的现实形态。因此，在这层意义上，也就有必要就民主的基础问题加以梳理和呈现，就像“革命”在当下的形态早已不再是上个世纪的含义和定义一样，这是因为时代本身已经发生了重要而根本的变化，而这种推动也必将要同时促使思想和认识层面的更新。因而，也就必须要讨论中国大陆区域中有关于普世价值真实而确切的含义，这是因为无论是进行制度变革还是进行制度建设，无论是实现民主转型还是推动民主进程，都需要理清并清晰其现实在思想范畴内的尺度、具体倾向和重点及要素。而之所以要再次以基础性的立场和方式来论述普世价值，是因为在涉及到制度变革的本质时，我们首先会遇到的第一个障碍也是长久以来的一个重要的障碍，在于进行制度变革的主体缺乏必要的动力，也就是我们依然受制于一党专政的思维障碍之中。这种限制所带来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一党专政的框架下，谈制度变革、司法独立和人权保障的不可能在于缺乏监督和制约的力量；因而，在一党专政的框架内谈制度变革，显然不是长久之计；不但不是长久之计，甚至连短期战略都说不上。
而又因此，在此范畴内，我们同样也会发现，在论述到是改良还是革命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这显然又是在一党专政的框架下所臆造的一个伪问题，包括紧接着而来的，在大陆区域内所谈论的多党轮流执政，是因为此两者无论前后都共同忽略了一个必要基础的存在，并且与实际现实相距甚远。这也同时说明了当制度本身有缺陷的时候，只着眼于一般的制度，就制度而谈制度建设的框架业已失效。换句话说，当制度有问题，就着力于改变制度，而不是延伸到制度本身所要触及的各种本质，那么，制度建设就一定会反过来变成制度的萎缩。但是，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了，它所带来的变化我们也已经看到过了，并且已经明白，无论是在一党专政还是在多党轮流的框架下，中国大陆的现状真正要确立的不是本本主义的制度建设，而是要重新把握进行制度变革的真实权力和监督机制。
尽管谈论并且阐述是改良还是革命已经是一个伪问题，但我们依然需要由此而深入进行讨论的根源在于，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伪问题，而由此又要涉及到一个基本思路，那就是，中国大陆的真正问题，是在于要实现普世价值，但却忘记了，真正的重点不在制度本身而是在于政治权力的主体依然不够清晰。只有以人的权利为真正主张的制度建设，才能够保障民主转型能够从虚假和臆造的问题中解脱出来，并回归到现实社会的建设层面，由此，也才能理所当然地成为制度的变革和民主进程的重要转型。而其中所包含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党派本身尤其是共产党应该退出政治舞台，在现代社会中，党派的唯一功能仅仅在于它只是作为一个社会性团体而产生作用，任何一个党派都不需要也不必掌握政治权力，甚而至于，共产党作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政治信仰或者信仰的反映，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共产主义其实是一种人类疾病）流派的组织应该首先予以解散，中国大陆的民主进程丝毫没有必要依靠一个党或者某些党来进行执政，长期以来政府权力被偷换和窃取的现象应该予以取消，使政府成为政府本身并且行使政府必须要行使的决策权力，同时又接受相对应的社会监督。而这就是，只有在政府成为民众的政府而不是党派的政府时，谈论制度建设或改良和革命，才能够成为一个真实的问题，而这个真实的问题所指向的，也只有一个真正的路径，那就是如何实现普世价值，和如何确立普世价值在中国大陆的确切含义。
我们要面对的正是，共产主义所构成的并不是一种社会及流派的信仰，也并不能构成一个政治权力体系的理论基础，相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反人类的意识，由此所围绕所建造的任何党派和组织都不具有合法的政治基础。这种划分能够起到的作用，就是在中国大陆作为民主范畴来进行考量时，相关的制度变革和建设将首先能够回转到社会的格局中，而不是依然被迫受制于共产党组织的权力笼罩之下，当所谓的人大和政协会议依然只是为了保护党的政权而不是社会群体及民众个体的权利和主张的时候，制度变革的基础就不会存在，改良或改革都只是一种无休止的口水，没有也不会产生任何实际的意义。而之所以要再次强调普世价值的重要原因，是在于只有确立普世价值以尊重人权为主体而展开的制度变革，才能够称得上是一种制度形态的变化、推进。与此同时，还需要强调，普世价值不存在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差别，不存在大陆和台湾的区域差别，更不存在社会阶层的等级差别。
二
因此，就必须要在梳理并且清晰了制度变革首先要把作为专政体系的唯一权力共产党排除在外，同时在说明了共产主义并非是一种社会信仰之后，普世价值在中国大陆所包含的主要含义，就是要通过取消含有等级歧视的户籍制度为第一前提的主张，以期望实现全部国民均为平等、自由的公民身份，并享有公民应该享有的人身、财产和政治权力的一切权利。虽然大多数人会这样认为，假设在获得多党轮流执政的前提后，取消户籍制度，成就全民公民身份，似乎并没有障碍，但是，我要指出的是，他们忘记了就目前而言我们并不存在什么民主党派，也就不可能通过某些或者一些民主党派来替代我们行使权力。这是因为，在取消了共产党作为党派的政治权力之后，以社会团体为主导的组织结构将会代替任何党派，并通过公民选举来推行政府机构组织，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在于，可以限制任何一种党派再次以垄断性的权力窃取政府存在的权力。同时，在此基础上，在以宪法为准则的体系中，建造宪政民主的道路，用以实现有宪政而无党派、有政府、有真实合法的执行和监督体系。有宪政而无党派垄断的政府，既实现了政府作为社会公权的有效性，同时也实现了民主的根本意义，那就是，政府享有合法的执行行政的权力，同时又必须接受公民监督，政府不受制于某一个党派，政府属于全部公民。
只有当宪法确实成为活的有用的宪法，并赋予每一个公民以切实保障的基本权利之后，我们才能说，制度变革的可能性已经得以确立，民主转型的范畴和内容才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尤其是在经历了共产党长达数十年、跨越两个世纪的独裁之后，由于必然地缺乏进行制度变革和民主转型的有效资源，包括思想资源、自然资源和政治资源。要绕过这种进行变革却又因为资源匮乏而导致的无法推进的障碍，则又必然地需要首先将政府从共产党的窃取中争夺回来，而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必须要在取消户籍制度的同时，实现全民公民的权利和主张。只有大陆的民众真正成为公民的时候，一个以普世价值为纲要的制度变革才能得以形成，而这也同时反映于公民如何成为公民的多项运动中。因而，正是在此种前提下，作为实现制度变革的重要基础，普世价值所包含的另一个确切含义，即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抵抗，也就是必须要以彻底的清醒姿态，来面对并且揭露用谎言和暴政编织的所谓政权的合法性，比如“历史选择了他们”、以及“为人民服务”这样一些虚假的谎言，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从来都无法拥有其应有的权利和权力，那么，无论此种冠冕堂皇的声音是多么响亮，无论被谁所代表，都必将只能是为了延续专政而刻意编造的谎言。
而又正是由此逻辑，我们同时觉察到，所谓的政治改革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如同皇帝的新衣一样，从来就不存在，存在的只不过是统治阶层之间既相互利用又相互内斗的搏弈，以及越来越贪婪的窃取、勾心斗角的帮派宫廷和家族斗争。这就是为什么，当民众走上街头，高举呼吁公开官员的财产时，必然会遭受到审问、拘押和监禁，甚而被失踪，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从来不是为了民众而进行改革，而仅仅是相互之间的平衡、清洗和利益的再分配。
因而，从寻求制度变革的路径入手的当代民主转型，必然在此关键时刻，要遭遇到什么才是普世价值的真实性的确切含义，在取消户籍制度的同时，所要考虑的即是获取公民实际权利的具体主张。而又因此，我们要重申这样一种现代民主理念，那就是不存在孤立的文本意义上的所谓制度变革。这种诉求是取决于在中国大陆所特有的政治背景和文化传统，也同时取决于另一种确实存在的、但并非如官方所称的“中国国情”（比如一党专制），而要获取实际的公民权利，首先就是要在普世价值的前提下参与政治选举，只有建立在拥有平等的社会等级及权利的基础上，公民所拥有的权力才是合法的政治权力，在此之中首先就是指进行选举、表决的参与权利，同时伴随着的是进行批评、质疑和监督的权利。而这一系列的主张，既包含了我们通常所说的言论自由但又与言论自由有所不同的是，它所涵盖的基础、层面和诉求背景有了和过去较大的不同与深入，也即，这是一种相称的、全局性的普世价值的反映，而并非是一种单一的、缺乏法律保护的诉求形式。要理解这种不同并非难事，我们只要对比一下，用专政极权体系的“维稳模式”和普通民众的“公民维权”相比较，就可以判断此种含义的本质，是在于缺乏政治权利保护的公民维权行为，只可能经由维稳模式而遭受到不公平、不公正的对待，甚而至于，这种对维权行为的打压早已经变成了侵犯人身权利的暴力和残酷镇压，这说明了，缺乏法律保护的公民身份在极权的版图中，不存在实际的政治权利和保障，不受极权所控制的司法的保护。
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存在着另外一种制度变革的误区，那就是期望通过极权体系加快对于司法公平、公正的建设，以及通过一种表面上的反腐败来达到制度在某一局部层面上的变动，并以此为进行变革的主要成就。这一些思想的误区在于，它明显地缺乏对专制体系的正常判断，是因为你不可能通过一种反人类的制度来促进人类社会现实的正常发展，如同以共产主义为唯一政治目标的主张，在窃取了政府权力之后，对人口资源及自然资源无以复加的滥用所导致的社会性破坏一样，它怎么可能通过对局部患处的治疗而得以健全并且康复呢。以垄断房地产业、变相占有国民土地、限制民有居住权，包括从城市到农村一整套、长期化的对土地的霸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土地政策相呼应的非建设性经济体系，这所有的一切，正好反映了被窃取权力之后的政府，其内里虚弱、胡作非为、贪婪无度、盗取民脂民膏的专制反动的形象。一言以蔽之，失去了创造能力而只专注于土地经济的政府，还有什么可能、还有什么未来可言！
三
因此就必须要再次回到什么才是中国大陆普世价值的确切含义中来，以确立进行制度变革的重要标志、界限、范畴及其内涵，不依靠具有真实含义的普世价值，就不可能存在进行制度变革的合法途径和有效主张，而只可能是今天复明天的无限期的等待。这是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和判断。尽管至今依然还存在着太多的试图依靠体制本身进行某些局部改变的认识（有一些人已经公开宣称他们离不开体制），但是，我们比较清楚更多的则是，它既挽救不了这个专制体系本身，也医治不了所谓的要革命还是要改良的陈旧偏见，是因为改良派们并没有认识到，通过互联网络的知识传播，以及相对而言的现代文明的洗礼，革命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暴力，相反，革命很可能比改良更为平静、温和，比改良更不会引起混乱。因而，在此种现状之下，普世价值在中国大陆的含义就必须更为细致，当民众获得真实、确切的公民身份和权利之后，就必须要考虑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要明确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利益必须收归国有，而不是收归党有，或再次成为党的私产。而这就必须要澄清并且重申的是，中国社会无论是进行改革还是革命，它并不需要民众再次作出牺牲，恰恰相反，就现实而言，民众其实早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次拿出来牺牲的了。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区域，也就是社会国民生产总值必须要回归到国有价值的利益格局之中，取消既得利益集团、权贵集团及共产党的特权和利益，既然他们自身不论真假都已经提出来要取消特权，那么，就不必仅仅从口头上而是要从行动上来落实这种要求，让社会价值重新成为国民的财富，使民众成为国家财富真正的享有者，就必须进行以公民权利为主导的利益分配。
这就同时要面对一个长期以来无法解决的重要问题，也就是在进行制度变革和追求宪政的过程中，由于只注重追求宪政而并不是致力于实现宪政，并以此为路径探讨其方法，也就必然地受制于一个狭隘化了的制度变革带来的恶性循环之中。只有致力于实现真实的宪政，才能够去应对什么才是中国民主转型的道路。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面对什么才是中国的普世价值这样一个必须面对不可回避的问题。而这条线索又必然要在利益分配的问题上进行展开，要抛弃不清算的幼稚想法，并且对专政体系的历史和现行进行清算，以避免民主的基础缺乏坚实的依托，同时也要避免的是一个伪普世价值来替代确切的普世价值，也就是以公正、平等、合法、正义为根本纲要的宪政社会。只有不回避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对确切普世价值的多重要素的逐渐确立，才有可能就制度变革的实际现状作出深入的探讨。清算历史及现行错误的作用在于，它能够通过对过去的否定而获得一个良性的社会发展空间，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反复探讨了很多年，却依然还是在一个暂不可行、遥遥无期、并且是越来越缥缈的空间里运行，既无法针对现实给出必要的通道，也不可能在日益迫切的现状下寻求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尽管就现实而言，确实探讨了诸多制度及司法层面的不同模式，也的确研究了各种模式之间相互依托的复杂经验，然而，中国大陆的民主要获得具体的推进路径，仅仅是去借鉴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要通过对现状的分析来给出可行的路径，才能够为中国的普世价值提供了必要的营养和水分。
但并不是说，对历史的错误和极权的清算等同于暴力革命，或者等同于中国社会混乱的开始，这是两个范畴的不同内容，没有任何必然或相关的联系。因为从社会逻辑来说，要引起混乱，就不独有清算和革命，反之则亦然。而任何一种达到极权的不正常的社会形态都有可能引起混乱（并且就实际而言，中国目前的社会状况已经达到了混乱的顶点），但却从来没有一种事实指向民主及制度变革。这不仅是一种认知上的误区，更是就思想范畴而言，它实际上指向的是，内心的恐惧所带来的幻觉和困惑，而要消除这种恐惧，就要呈现确切的普世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内涵，那就是军队国家化。尽管这是一个已经重复了很多年的诉求，但是，在本文中，军队国家化的含义具有着与以往不一样的层次，是在于军队国家化的实际意思是指，在民众获取公民权利以后，军队国家化的同时也就是军队民众化的开始。
经由重塑普世价值在中国大陆的确切含义，也就同时展现了如何经制度变革和民主转型的时期，在现状的层面上实现宪政的线索。这是一个建立在正义、公平的社会价值体系之上的现实图景，它是对极权体制的终极解构，以便由此而进入到一个具有现代思维的中国社会中。而之所以要重塑并营建普世价值在中国大陆的确切含义，不仅仅是因为对于一个已经极度渴望民主的民族而言，它确实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障碍。这些障碍是那样陈旧而千头万绪，就如同那个连续做了数十年的伪人大代表申纪兰一样，当她被打造成一个极权体制的可笑神话时，实际上也在反映着这个制度所有的荒谬和错误，同时也反映了这个制度前后矛盾、谎话连篇的特征，一个从来没有经任何人同意而产生的代表，却拥有数十年的代表身份，并反过来又成为极权体制用以针对普通民众的一尊愚昧的道具。而要消除这种思想混乱的错误，就必须就普世价值的具体针对性而作出确实的抗议，以回应从追求宪政到实现宪政的制度变革。与此同时，这也就不再仅仅是左与右的争论，是因为在事实上，这所有的一切，都仅仅是一种思想上的障碍而无关现实状况的变化。
四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中华民族的民主转型之路充满了复杂而多样的形态，也正因为此，在涉及到重要的制度变革之际，有关于如何推进它的进程这样一种真切的思想，就必须要依托对于普世价值的理解而成为它的具有现实前景并有所期许的蓝图。我们已经错过了太多的时间，而只是沉迷在批评中是不够的。民主的实现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份真诚和甘愿为之牺牲、奉献的理想情怀，它更多的则是需要以反观自身困境的视野来缔造出一个真实、确切的空间。这就是普世价值最基本的含义，它是存在着的，是在向前而行进的，任何一种偏离和束缚只会增加它的损伤，虽然要做的这一切依旧艰难，然而，应当说，比起过去，我们将会获得的是更多的力量，当这些力量汇聚并成为强大动力的时候，我们应该这样期望，一个连绵而深入的大陆中国，将不会再孤独下去，她会成为民主潮流中一片充满温暖和生机的陆地。
因为，这就是普世价值作为一道抵挡独裁与专制的正义的防线，当这些呼声穿过黑夜时，也就是到了这样的时刻，制度成为了人类的动力而不是牢笼。这就是要通过审视并梳理普世价值确切含义的原因，也是我们踏上民主道路的开始。而在此之外，作为一种提醒，必须要指出的是，不能以民主以后可能产生的问题来偷换还没有实现民主之前的困境，这是两个层次、不同属性的范畴。因而，这也就是作为与制度变革平行，又作为制度变革的前提，而形成的中国大陆的真实现状，是在于对民主的理解需要给出新的思维、灌注新的途径。与此同时，这种基于对人性正义的、一系列的走向公民社会的努力具有着较为明确的含义，它不再着重于一般性批评的原则在于，曾经所期望的一切丝毫没有得到改变，而制度变革却已经成为了孤立的和书面上的僵化形态，所以，此时此刻，当我们再次或者说是第一次谈论普世价值的确切路径时，我们要说，它同时也是我们朝向基础民主的一个重要的转折。
一
在一种陈旧的思维模式依然笼罩着有关于中国大陆的民主进程时，对于处在民主转型和制度变革时期的我们来说，要面对的就必然是复杂而不是简单的现实形态。因此，在这层意义上，也就有必要就民主的基础问题加以梳理和呈现，就像“革命”在当下的形态早已不再是上个世纪的含义和定义一样，这是因为时代本身已经发生了重要而根本的变化，而这种推动也必将要同时促使思想和认识层面的更新。因而，也就必须要讨论中国大陆区域中有关于普世价值真实而确切的含义，这是因为无论是进行制度变革还是进行制度建设，无论是实现民主转型还是推动民主进程，都需要理清并清晰其现实在思想范畴内的尺度、具体倾向和重点及要素。而之所以要再次以基础性的立场和方式来论述普世价值，是因为在涉及到制度变革的本质时，我们首先会遇到的第一个障碍也是长久以来的一个重要的障碍，在于进行制度变革的主体缺乏必要的动力，也就是我们依然受制于一党专政的思维障碍之中。这种限制所带来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一党专政的框架下，谈制度变革、司法独立和人权保障的不可能在于缺乏监督和制约的力量；因而，在一党专政的框架内谈制度变革，显然不是长久之计；不但不是长久之计，甚至连短期战略都说不上。
而又因此，在此范畴内，我们同样也会发现，在论述到是改良还是革命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这显然又是在一党专政的框架下所臆造的一个伪问题，包括紧接着而来的，在大陆区域内所谈论的多党轮流执政，是因为此两者无论前后都共同忽略了一个必要基础的存在，并且与实际现实相距甚远。这也同时说明了当制度本身有缺陷的时候，只着眼于一般的制度，就制度而谈制度建设的框架业已失效。换句话说，当制度有问题，就着力于改变制度，而不是延伸到制度本身所要触及的各种本质，那么，制度建设就一定会反过来变成制度的萎缩。但是，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了，它所带来的变化我们也已经看到过了，并且已经明白，无论是在一党专政还是在多党轮流的框架下，中国大陆的现状真正要确立的不是本本主义的制度建设，而是要重新把握进行制度变革的真实权力和监督机制。
尽管谈论并且阐述是改良还是革命已经是一个伪问题，但我们依然需要由此而深入进行讨论的根源在于，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伪问题，而由此又要涉及到一个基本思路，那就是，中国大陆的真正问题，是在于要实现普世价值，但却忘记了，真正的重点不在制度本身而是在于政治权力的主体依然不够清晰。只有以人的权利为真正主张的制度建设，才能够保障民主转型能够从虚假和臆造的问题中解脱出来，并回归到现实社会的建设层面，由此，也才能理所当然地成为制度的变革和民主进程的重要转型。而其中所包含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党派本身尤其是共产党应该退出政治舞台，在现代社会中，党派的唯一功能仅仅在于它只是作为一个社会性团体而产生作用，任何一个党派都不需要也不必掌握政治权力，甚而至于，共产党作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政治信仰或者信仰的反映，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共产主义其实是一种人类疾病）流派的组织应该首先予以解散，中国大陆的民主进程丝毫没有必要依靠一个党或者某些党来进行执政，长期以来政府权力被偷换和窃取的现象应该予以取消，使政府成为政府本身并且行使政府必须要行使的决策权力，同时又接受相对应的社会监督。而这就是，只有在政府成为民众的政府而不是党派的政府时，谈论制度建设或改良和革命，才能够成为一个真实的问题，而这个真实的问题所指向的，也只有一个真正的路径，那就是如何实现普世价值，和如何确立普世价值在中国大陆的确切含义。
我们要面对的正是，共产主义所构成的并不是一种社会及流派的信仰，也并不能构成一个政治权力体系的理论基础，相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反人类的意识，由此所围绕所建造的任何党派和组织都不具有合法的政治基础。这种划分能够起到的作用，就是在中国大陆作为民主范畴来进行考量时，相关的制度变革和建设将首先能够回转到社会的格局中，而不是依然被迫受制于共产党组织的权力笼罩之下，当所谓的人大和政协会议依然只是为了保护党的政权而不是社会群体及民众个体的权利和主张的时候，制度变革的基础就不会存在，改良或改革都只是一种无休止的口水，没有也不会产生任何实际的意义。而之所以要再次强调普世价值的重要原因，是在于只有确立普世价值以尊重人权为主体而展开的制度变革，才能够称得上是一种制度形态的变化、推进。与此同时，还需要强调，普世价值不存在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差别，不存在大陆和台湾的区域差别，更不存在社会阶层的等级差别。
二
因此，就必须要在梳理并且清晰了制度变革首先要把作为专政体系的唯一权力共产党排除在外，同时在说明了共产主义并非是一种社会信仰之后，普世价值在中国大陆所包含的主要含义，就是要通过取消含有等级歧视的户籍制度为第一前提的主张，以期望实现全部国民均为平等、自由的公民身份，并享有公民应该享有的人身、财产和政治权力的一切权利。虽然大多数人会这样认为，假设在获得多党轮流执政的前提后，取消户籍制度，成就全民公民身份，似乎并没有障碍，但是，我要指出的是，他们忘记了就目前而言我们并不存在什么民主党派，也就不可能通过某些或者一些民主党派来替代我们行使权力。这是因为，在取消了共产党作为党派的政治权力之后，以社会团体为主导的组织结构将会代替任何党派，并通过公民选举来推行政府机构组织，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在于，可以限制任何一种党派再次以垄断性的权力窃取政府存在的权力。同时，在此基础上，在以宪法为准则的体系中，建造宪政民主的道路，用以实现有宪政而无党派、有政府、有真实合法的执行和监督体系。有宪政而无党派垄断的政府，既实现了政府作为社会公权的有效性，同时也实现了民主的根本意义，那就是，政府享有合法的执行行政的权力，同时又必须接受公民监督，政府不受制于某一个党派，政府属于全部公民。
只有当宪法确实成为活的有用的宪法，并赋予每一个公民以切实保障的基本权利之后，我们才能说，制度变革的可能性已经得以确立，民主转型的范畴和内容才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尤其是在经历了共产党长达数十年、跨越两个世纪的独裁之后，由于必然地缺乏进行制度变革和民主转型的有效资源，包括思想资源、自然资源和政治资源。要绕过这种进行变革却又因为资源匮乏而导致的无法推进的障碍，则又必然地需要首先将政府从共产党的窃取中争夺回来，而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必须要在取消户籍制度的同时，实现全民公民的权利和主张。只有大陆的民众真正成为公民的时候，一个以普世价值为纲要的制度变革才能得以形成，而这也同时反映于公民如何成为公民的多项运动中。因而，正是在此种前提下，作为实现制度变革的重要基础，普世价值所包含的另一个确切含义，即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抵抗，也就是必须要以彻底的清醒姿态，来面对并且揭露用谎言和暴政编织的所谓政权的合法性，比如“历史选择了他们”、以及“为人民服务”这样一些虚假的谎言，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从来都无法拥有其应有的权利和权力，那么，无论此种冠冕堂皇的声音是多么响亮，无论被谁所代表，都必将只能是为了延续专政而刻意编造的谎言。
而又正是由此逻辑，我们同时觉察到，所谓的政治改革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如同皇帝的新衣一样，从来就不存在，存在的只不过是统治阶层之间既相互利用又相互内斗的搏弈，以及越来越贪婪的窃取、勾心斗角的帮派宫廷和家族斗争。这就是为什么，当民众走上街头，高举呼吁公开官员的财产时，必然会遭受到审问、拘押和监禁，甚而被失踪，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从来不是为了民众而进行改革，而仅仅是相互之间的平衡、清洗和利益的再分配。
因而，从寻求制度变革的路径入手的当代民主转型，必然在此关键时刻，要遭遇到什么才是普世价值的真实性的确切含义，在取消户籍制度的同时，所要考虑的即是获取公民实际权利的具体主张。而又因此，我们要重申这样一种现代民主理念，那就是不存在孤立的文本意义上的所谓制度变革。这种诉求是取决于在中国大陆所特有的政治背景和文化传统，也同时取决于另一种确实存在的、但并非如官方所称的“中国国情”（比如一党专制），而要获取实际的公民权利，首先就是要在普世价值的前提下参与政治选举，只有建立在拥有平等的社会等级及权利的基础上，公民所拥有的权力才是合法的政治权力，在此之中首先就是指进行选举、表决的参与权利，同时伴随着的是进行批评、质疑和监督的权利。而这一系列的主张，既包含了我们通常所说的言论自由但又与言论自由有所不同的是，它所涵盖的基础、层面和诉求背景有了和过去较大的不同与深入，也即，这是一种相称的、全局性的普世价值的反映，而并非是一种单一的、缺乏法律保护的诉求形式。要理解这种不同并非难事，我们只要对比一下，用专政极权体系的“维稳模式”和普通民众的“公民维权”相比较，就可以判断此种含义的本质，是在于缺乏政治权利保护的公民维权行为，只可能经由维稳模式而遭受到不公平、不公正的对待，甚而至于，这种对维权行为的打压早已经变成了侵犯人身权利的暴力和残酷镇压，这说明了，缺乏法律保护的公民身份在极权的版图中，不存在实际的政治权利和保障，不受极权所控制的司法的保护。
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存在着另外一种制度变革的误区，那就是期望通过极权体系加快对于司法公平、公正的建设，以及通过一种表面上的反腐败来达到制度在某一局部层面上的变动，并以此为进行变革的主要成就。这一些思想的误区在于，它明显地缺乏对专制体系的正常判断，是因为你不可能通过一种反人类的制度来促进人类社会现实的正常发展，如同以共产主义为唯一政治目标的主张，在窃取了政府权力之后，对人口资源及自然资源无以复加的滥用所导致的社会性破坏一样，它怎么可能通过对局部患处的治疗而得以健全并且康复呢。以垄断房地产业、变相占有国民土地、限制民有居住权，包括从城市到农村一整套、长期化的对土地的霸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土地政策相呼应的非建设性经济体系，这所有的一切，正好反映了被窃取权力之后的政府，其内里虚弱、胡作非为、贪婪无度、盗取民脂民膏的专制反动的形象。一言以蔽之，失去了创造能力而只专注于土地经济的政府，还有什么可能、还有什么未来可言！
三
因此就必须要再次回到什么才是中国大陆普世价值的确切含义中来，以确立进行制度变革的重要标志、界限、范畴及其内涵，不依靠具有真实含义的普世价值，就不可能存在进行制度变革的合法途径和有效主张，而只可能是今天复明天的无限期的等待。这是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和判断。尽管至今依然还存在着太多的试图依靠体制本身进行某些局部改变的认识（有一些人已经公开宣称他们离不开体制），但是，我们比较清楚更多的则是，它既挽救不了这个专制体系本身，也医治不了所谓的要革命还是要改良的陈旧偏见，是因为改良派们并没有认识到，通过互联网络的知识传播，以及相对而言的现代文明的洗礼，革命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暴力，相反，革命很可能比改良更为平静、温和，比改良更不会引起混乱。因而，在此种现状之下，普世价值在中国大陆的含义就必须更为细致，当民众获得真实、确切的公民身份和权利之后，就必须要考虑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要明确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利益必须收归国有，而不是收归党有，或再次成为党的私产。而这就必须要澄清并且重申的是，中国社会无论是进行改革还是革命，它并不需要民众再次作出牺牲，恰恰相反，就现实而言，民众其实早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次拿出来牺牲的了。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区域，也就是社会国民生产总值必须要回归到国有价值的利益格局之中，取消既得利益集团、权贵集团及共产党的特权和利益，既然他们自身不论真假都已经提出来要取消特权，那么，就不必仅仅从口头上而是要从行动上来落实这种要求，让社会价值重新成为国民的财富，使民众成为国家财富真正的享有者，就必须进行以公民权利为主导的利益分配。
这就同时要面对一个长期以来无法解决的重要问题，也就是在进行制度变革和追求宪政的过程中，由于只注重追求宪政而并不是致力于实现宪政，并以此为路径探讨其方法，也就必然地受制于一个狭隘化了的制度变革带来的恶性循环之中。只有致力于实现真实的宪政，才能够去应对什么才是中国民主转型的道路。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面对什么才是中国的普世价值这样一个必须面对不可回避的问题。而这条线索又必然要在利益分配的问题上进行展开，要抛弃不清算的幼稚想法，并且对专政体系的历史和现行进行清算，以避免民主的基础缺乏坚实的依托，同时也要避免的是一个伪普世价值来替代确切的普世价值，也就是以公正、平等、合法、正义为根本纲要的宪政社会。只有不回避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对确切普世价值的多重要素的逐渐确立，才有可能就制度变革的实际现状作出深入的探讨。清算历史及现行错误的作用在于，它能够通过对过去的否定而获得一个良性的社会发展空间，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反复探讨了很多年，却依然还是在一个暂不可行、遥遥无期、并且是越来越缥缈的空间里运行，既无法针对现实给出必要的通道，也不可能在日益迫切的现状下寻求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尽管就现实而言，确实探讨了诸多制度及司法层面的不同模式，也的确研究了各种模式之间相互依托的复杂经验，然而，中国大陆的民主要获得具体的推进路径，仅仅是去借鉴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要通过对现状的分析来给出可行的路径，才能够为中国的普世价值提供了必要的营养和水分。
但并不是说，对历史的错误和极权的清算等同于暴力革命，或者等同于中国社会混乱的开始，这是两个范畴的不同内容，没有任何必然或相关的联系。因为从社会逻辑来说，要引起混乱，就不独有清算和革命，反之则亦然。而任何一种达到极权的不正常的社会形态都有可能引起混乱（并且就实际而言，中国目前的社会状况已经达到了混乱的顶点），但却从来没有一种事实指向民主及制度变革。这不仅是一种认知上的误区，更是就思想范畴而言，它实际上指向的是，内心的恐惧所带来的幻觉和困惑，而要消除这种恐惧，就要呈现确切的普世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内涵，那就是军队国家化。尽管这是一个已经重复了很多年的诉求，但是，在本文中，军队国家化的含义具有着与以往不一样的层次，是在于军队国家化的实际意思是指，在民众获取公民权利以后，军队国家化的同时也就是军队民众化的开始。
经由重塑普世价值在中国大陆的确切含义，也就同时展现了如何经制度变革和民主转型的时期，在现状的层面上实现宪政的线索。这是一个建立在正义、公平的社会价值体系之上的现实图景，它是对极权体制的终极解构，以便由此而进入到一个具有现代思维的中国社会中。而之所以要重塑并营建普世价值在中国大陆的确切含义，不仅仅是因为对于一个已经极度渴望民主的民族而言，它确实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障碍。这些障碍是那样陈旧而千头万绪，就如同那个连续做了数十年的伪人大代表申纪兰一样，当她被打造成一个极权体制的可笑神话时，实际上也在反映着这个制度所有的荒谬和错误，同时也反映了这个制度前后矛盾、谎话连篇的特征，一个从来没有经任何人同意而产生的代表，却拥有数十年的代表身份，并反过来又成为极权体制用以针对普通民众的一尊愚昧的道具。而要消除这种思想混乱的错误，就必须就普世价值的具体针对性而作出确实的抗议，以回应从追求宪政到实现宪政的制度变革。与此同时，这也就不再仅仅是左与右的争论，是因为在事实上，这所有的一切，都仅仅是一种思想上的障碍而无关现实状况的变化。
四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中华民族的民主转型之路充满了复杂而多样的形态，也正因为此，在涉及到重要的制度变革之际，有关于如何推进它的进程这样一种真切的思想，就必须要依托对于普世价值的理解而成为它的具有现实前景并有所期许的蓝图。我们已经错过了太多的时间，而只是沉迷在批评中是不够的。民主的实现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份真诚和甘愿为之牺牲、奉献的理想情怀，它更多的则是需要以反观自身困境的视野来缔造出一个真实、确切的空间。这就是普世价值最基本的含义，它是存在着的，是在向前而行进的，任何一种偏离和束缚只会增加它的损伤，虽然要做的这一切依旧艰难，然而，应当说，比起过去，我们将会获得的是更多的力量，当这些力量汇聚并成为强大动力的时候，我们应该这样期望，一个连绵而深入的大陆中国，将不会再孤独下去，她会成为民主潮流中一片充满温暖和生机的陆地。
因为，这就是普世价值作为一道抵挡独裁与专制的正义的防线，当这些呼声穿过黑夜时，也就是到了这样的时刻，制度成为了人类的动力而不是牢笼。这就是要通过审视并梳理普世价值确切含义的原因，也是我们踏上民主道路的开始。而在此之外，作为一种提醒，必须要指出的是，不能以民主以后可能产生的问题来偷换还没有实现民主之前的困境，这是两个层次、不同属性的范畴。因而，这也就是作为与制度变革平行，又作为制度变革的前提，而形成的中国大陆的真实现状，是在于对民主的理解需要给出新的思维、灌注新的途径。与此同时，这种基于对人性正义的、一系列的走向公民社会的努力具有着较为明确的含义，它不再着重于一般性批评的原则在于，曾经所期望的一切丝毫没有得到改变，而制度变革却已经成为了孤立的和书面上的僵化形态，所以，此时此刻，当我们再次或者说是第一次谈论普世价值的确切路径时，我们要说，它同时也是我们朝向基础民主的一个重要的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