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网25号发表由余杰、王光泽起草、刘晓波修订的一份公开信；公开信呼吁当局在2008北京奥运之前“将毛泽东的遗体迁移出毛主席纪念堂，进而将纪念堂改建为巴金倡导的民主纪念堂，将毛泽东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刘晓波博士25号接受电话采访时，就他们发表这封公开信的想法作了说明。刘晓波认为，中国正处在向民主自由政体的转型期，而这一转型最大的障碍就是现行专制体制。毛泽东作为这一体制的创立者，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深重罪行：
“中国处在一个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向肯定是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政体，转型政体最大的障碍就是现存的独裁体制。这个独裁体制的主要创立者就是毛泽东，建立了这个独裁体制。咱们不说1949年前，就说1949年后，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无论是具体的个人的生命还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言，我觉得他犯下的罪是罄竹难书的。第一，生命是无价的。在毛泽东统治时代，从土改、三五反、镇压反、反胡峰集团、反右、肃反，直到文化大革命，他这个制度的邪恶已经远远超出了过去的独裁统治的邪恶。传统的独裁是对他的政敌处以在肉体上消灭的这样一种残酷的东西，而他不但杀异见者、杀政敌，他同时杀庶民。毛泽东在中国的人性，在中国这种道德的摧残，那个时候阶级斗争已经超过所有的人伦底线，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朋友间落井下石……，把所有能够突破的人伦底线都突破了。”
刘晓波表示，毛泽东在他去世之前，把中国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而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他更让中国成为一个法制荡然的社会；这些就是中共本身也是承认的。
刘晓波说，知识分子和农民是受毛泽东路线伤害最为深重的群体：
“毛泽东时代受伤害最大的两个群体，一个是知识分子群体，一个是农民群体。当年他自己自豪地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才几百个，而我们要坑他上百倍。’他确实比上百倍还要多。再一个就是农民群体，农民在毛泽东执政时期土地被剥夺，同时，成为中国现代奴隶社会的，连当奴隶都是最低等的奴隶。”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在谈到当今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评价时说，对毛泽东的评价存在分歧：一派人 — 包括很多知识分子，认为毛泽东代表了历史上的破坏力量；一派人 — 包括有的中共领导人，认为毛泽东“建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还有一派人 — 包括一些留恋50年代早期的普通老百姓，认为毛泽东是官场腐败的克星：
“对毛泽东的评价，现在国内是有比较大差别，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代表了一种破坏力量，一生当中不是说一件好事没做，但是整个来讲，他是代表一种破坏的力量。对中国文化、政治、经济都是很大的破坏力量。另外说他是‘建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这是共产党内，大概最早是陈云提出来的。这在中国到现在是还有一些人了，刚才我讲的还是应该有三种。甚至对文化大革命，在一般民众当中也有一些人说中国现在搞市场经济出了些贪官污吏，这不如50年代初的时候太平，留恋那段时光。也包括一般百姓，最近，我在北京坐火车有一个人讲‘现在腐败这么多，毛泽东来了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孙教授表示，当局在最近的将来，不会接受余杰等人公开信中的建议，
“当然这个阻力相当大，在现代这种独裁体制下，只能是一种呼吁性的、舆论性的，叫大家知道毛泽东纪念堂应该拆，毛泽东的遗体应该从纪念堂当中搬出去，毛泽东的画像应该从天安门城楼上摘下来。中国随着转型的开始拒毛化，这个过程是一个迟早的事情。在这个事情上，应该未雨绸缪，在舆论上应该加大呼吁力度。”
刘晓波博士表示，他们的公开性有未雨绸缪的意义。余杰等人在公开信中表示，他们赞赏忏悔与宽恕，不鼓吹仇恨和报复，虽然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时代提出了自己的评价，但是“不准备与任何持不同观点的个人组织，出现毛泽东时期那样的斗争。”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