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集团的自私贪婪和权大无边的狂妄使中国陷入空前规模的世界级灾难。十八大前后，中共内部经过残酷争斗，似乎形成新一代权威领导层。不仅中共最高层在大厦倾覆之际提出要实现大国崛起的“中国梦”之口号，而且中国理论界的“知识精英们”也把权威主义视为拯救中共极权统治的良方，他们自以为是地给这个黑暗的国家指引道路：政治权威——社会稳定——政治改革——民主现代化。
实质上，权威主义既不是哲学原理，也不是思想理论，更不是中国的民主现代化路径。权威主义的最高原则是“稳定压倒一切”——但正如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所指出来的，稳定固然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但同时也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溃败，即社会肌体的细胞逐渐坏死，机能丢失。一切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无法做。由此一来，悬殊的贫富差距必定引起人们的不满，出现不稳定现象；而改革带来的温饱解决后，人们开始在精神上政治上要求有更多的自由和发言权，这是当局不能答应且认为是最不稳定的因素。于是，权威主义提示：用各种手段加强统治者的权威，强化统治力量，以保证政治稳定、社会稳定。这些手段不仅有法律，还有随时出台的法令，随机发布的行政条例，必要时调动军警力量，以加强对社会各方面的控制，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中，达到“维稳”的目的。
权威主义之所以一直被中国当局认为是的唯一选择，源于这样的“发展逻辑”：对中国政府来说，没有比吃饭更大的问题了，民以食为天嘛。要解决吃饭问题就要发展经济，要发展经济就要先维护社会稳定，要维护社会稳定就要依靠拥有权威的统治者才能实现，所以应该拥护权威，应该崇拜权威主义。中共“理论家们”为国家设计的发展模式：“权威——政治稳定——社会多元化——约定俗成的契约意识——民主政治”，从对这个模式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中国当局一直认为权威主义是可以发展经济的：因为在亚洲个别后发展国家的经验是权威主义开放了市场，带来了“市场经济”，于是经济社会出现了一定的活力，经济繁荣起来，物质丰富了许多。中共理论界还“以史为鉴”说：清末时民族资本工业的蓬勃发展，不就是统治者开禁，在垄断的国有经济中裂开一道缝，让民族资本创业出现的？然而他们在竭力推崇权威主义的同时，却忘记了中国的经济畸形、人民贫困、国家贫富不均，正是权威主义统治下的经济垄断限制了自由、扼杀了活力、杜绝了竞争、闭塞了流通，造成了社会不公的结果。对此，中国的人民都有着刻骨铭心的愤恨。这样把权威主义与经济发展扯到一起，不仅不能让人信服，凡是过来人都是深以为警觉的，因为他们吃尽了权威主义在经济领域肆虐的苦头。何况经验和常识告诉人们，权威主义与发展经济之间并不存在逻辑关系，不管怎么论证，都不能自圆其说。
中国目前这些体制内“理论家”们的过人之处是，为了鱼目混珠，权威主义在他们设计的模式中有一个前置词：“新”，所谓新权威主义、新权威，这个“新”的唯一含义就是权威主义者看到了市场才是走出困境的出路，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巨大能量和作用，这是新权威与旧权威的根本区别。于是，具有权威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给长期封闭、停滞、萧条的市场吹进了新风：当消费产业、消费产品、消费市场、农产品、价格一放开，经济繁荣奇迹般地出现了。不过这种“经济奇迹”并非像像权威主义者喋喋不休的是东南亚某国的经验，远在四十多年前，伊朗国王巴列维已经用他的伊朗特色的“帝国市场经济”创造了，只是巴列维因其特殊的国情，被宗教势力推翻了，无法记入权威主义的经验簿上罢了。新权威创造的“奇迹”没有什么奥秘：当市场部分地放开以后，长期在专制政府垄断经济中受尽贫困折磨和精神压抑的人们，其天生的“致富欲望”像开了闸的江水般汹涌成经济社会微观层面上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这才是国家财富源源不断的活水源头，是新权威创造“经济奇迹”的基础。但这种“经济奇迹”的好景不会太长，因为新权威仍控制着资源，仍垄断着资本市场，垄断着金融，垄断着证券，垄断着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上游产业。于是，新权威领导的“市场经济”出现的生机和活力，出现的中小型企业，在短短几年的风光后日渐被“垄断”所吞没。何况政府永远热衷于用权力的大手笔创造“经济奇迹”，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制造了泡沫，这些泡沫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破灭，于是危机必然出现。
我们不应忘记，曾被权威主义者奉为楷模样板的东南亚诸国，辉煌了不几年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金融危机一夜间摧垮，某国总统在本国经济瞬时跌入深渊中骂金融大鳄索罗斯偷袭，骂西方财团贪婪。这个义愤填膺的新权威似乎不懂得商场如战场，骂商人贪婪，犹如骂小偷盗窃，骂强盗抢劫，不是很无知吗？中国政府，似乎直到今天仍未从新权威样板的神话破灭中醒悟过来，并未反思新权威的权大无边——政府进入市场“发展经济”造成了虚假的经济泡沫，才使国民经济不堪一击。要不，这些“精英”怎么会在今天又操起二十多年前一度聒噪学界的权威主义崇拜，为处于改革困境中的今日中国设计出同出一辙的“发展模式”？
不知为什么，推崇权威主义的“理论家们”没有注意到，权威主义的“市场经济”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同时，也为人人都有的自私与贪婪提供了方便，经营者利用裙带关系敲开了权力者的后门，权力者则将权力物化后通过后门拿到市场上去交易，于是，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冒出一个暴富的权贵阶层。这样，专制时代仅表现在极少数特权人与最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扎眼的贫富差距，便被明目张胆的权钱交易造成的两极分化所代替。两极分化是社会动乱的温床，中共理论界不惜笔墨地为新权威张目的理由——“不稳定因素”多是从这个温床孕育出来的。中国的改革所导致的革命都与两极分化有关，所以两极分化是所有统治者极为关注的事情。由此看来，改革中之所以会出现不稳定，是源于不公正改革造成的两极分化，于是决定改革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便明朗化为公正的原则。我们不能只看重权威主义可以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中，却无视不稳定因素是怎样产生的这个根本问题。于是，这种颠倒的认识不仅使新权威“维稳”是治标不治本，而且其“发展模式”都是在这种本末倒置的结论中设计出来的。不难看出，权威主义的“发展模式”把决定改革生死存亡的要害完全掩盖了。
实际上在专制的中国，统治者不仅不缺乏权威，那权威都是“君临天下”，让万民五体投地、诚惶诚恐的。从下级官员到平民百姓，都是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都被牢牢地限定在相应的位置上，为国家机器的运转老老实实地恪尽职守，唯恐失职有误。当人的生存都系于“一元化领导”的权力体系上时，连人自身也交给权威了。谁若不唯权威的马首是瞻，谁必定要吃亏、要倒霉，连生路都成问题，这是我们人人都能感同身受的平常事。所以在中国谈加强统治者的权威，犹如画蛇添足一样，本来“威加海内兮”的暴政就凛立在那里，还有什么可加强的？
当然，某些“理论家”所说的加强统治者的权威是针对看似即将启动的政治体制改革（新政）说的，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新政之所以失败，是由于统治者在新政中权威流失，以至“无力驾驭大幅度的急剧改革”，无法平息各种公民活动与宪政运动，无法控制社会动荡，以及五花八门的不同阶层与利益集团形成一种反政府的神圣同盟，最后局面不可收拾，革命爆发，专制王朝寿终正寝……这样说，看似符合历史事实，也似是顺理成章的说法。然而问题的要害是：统治者的权威是怎样流失的？是因改革流失的，还是因不改革流失的？如果是改革流失的，按照“维稳”的逻辑，这新政原本就不应该有，不应该推行改革，统治者的权威便不会流失，即便出现“不稳定因素”，也会被权威消灭在萌芽之中，达到“维稳”的目的。若其这样，谈什么新政，谈什么改革，岂不也成了毫无意义的多余的话了？
事实上有着两千多年专制主义文化浸淫的中国人，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崇拜帝王的情结，有着发自骨子里的权威崇拜。不是吗？连许多的知名学者，都还在讲着太多的权威崇拜的话，更遑论普通的国民了。所以一场政治改革，怎么能轻而易举地将几千年形成的对统治者的权威崇拜给改革掉了呢？若不是事关切身利益，若不是生死攸关，若不是关乎中国人的命运与前途，若不是统治者明目张胆地欺骗天下人，谁会吃饱了喝足了没事找事地去“请愿”，去“上街”，去要求“宪政”？细究这些在当局看来是应该平息的“不稳定因素”，其实并没有要推翻谁的统治的意思，那些一腔热血要求改革、追求进步、希望国富民强的“神圣同盟”们，部分人不是仍以维护这个王朝的统治者的权威为自己行动的前提？当然如果中国当局一味死守专制，最终还是引发了革命，统治者的权威最终还是会流失，不过流失的原因只能归咎于统治者自己不政治改革、假政治改革。当国人正满怀希望、充满信心地拥护新政、期盼政治改革时，一旦发现“改革是虚假的”、“换汤不换药”，其做作仅是装点门面欺民惑众，唯一的真实是，政权的力量已经无法解决改革中愈演愈烈的腐败。不仅国人绝望了，连专制王朝俸禄养活的部分要员们都绝望了，全体中国人民都绝望了。
人在绝望中还有什么选择？今天，我们面对这些受尽奴役与屈辱、并被“不愿放弃”的统治者欺骗后而绝望了的国民，怎么可以那么轻巧地责难他们绝望后的革命？怎么可以对统治者的权威流失一唱三叹，而对民族危亡下水深火热中的国民无动于衷？又怎么可以既不顾历史事实，又不顾今日中国改革困境的真实情况，在书斋里好为人师地为时下的国人献上一条开历史倒车的“新权威主义”？
可能中国人受的苦难太深，受的压抑太久，受的屈辱太多，所以中国人总是不愿正视现实和过去，因为有太多的绝望和不堪回首。所以中国人对自由、平等、幸福、美好的向往，总是寄希望于明天，总是寄理想于未来，寄期“权威主义”成为这个民族的通病，中国人惯于从理想出发而不是从现实着眼空谈明天怎样、将来如何，选什么模式、走什么道路云云。实际中的问题困难虽然多如牛毛等着解决，人们竟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用满腔热忱去规划明天的路、描绘未来的远景。由此衍生出来的口号、目标、计划、指标很快地变成人们的一致行动，大干快上热火朝天，蔚为无与伦比的壮观。
当下中国改革的类似问题不必研究，连不专门研究的平民百姓都清清楚楚，像愈演愈烈、久治不愈的腐败；像创造了大多数中国人就业机会的民营企业、中小型企业，陷入国进民退带来的困境；像房地产总市值为GDP的两倍这样的高危泡沫及民怨鼎沸的房价；像在“发展经济”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叫苦连天；像学校越来越官僚化、衙门化……这一切困境，都与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
在一个正义守道、公正行世的法制社会里，相信当局所担忧的“不稳定因素”会被公民克制在自身的理性中，会被社会各界特别是民间组织消化在“萌芽中”。这样的社会不相信权威，相信法治；不相信暴政，相信宪政；不相信权威主义，相信公平正义——这些都是人类自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历经三百年时间才成熟起来的经验！这个经验向当局担忧的随时会有“不稳定因素”出现的中国昭示，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以淡化政治权威为标志的！
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政治之所以落后，正是因为在权威主义的笼罩下无法出现成熟的法治社会，无法实现公民自治，无法兑现作为个体的公民之自由——而人类的经验告诉我们：唯“法治”、“自治”、“自由”才是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和土壤。历史的教训是，这一“条件和土壤”在权威主义的魔力下只能遭到破坏和沙化。我们决不能无视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无视人类文明进步的事实，一定要特别警惕有人重弹权威主义的老调，借今日中国改革困境之机，推出用极具蛊惑力的“民族特色”的权威主义包装起来的“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