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改革的本质是什么？
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改革？“去年种花生，今年种大豆”不疼不痒的政策不叫改革，福利体制改革中公务员等级式特权福利改革先行，叫退化，叫反向改革或叫负改革。中共统治者主导的改革，是党国权贵利益集团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掌控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坚持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实行权贵资本主义，让一小撮权贵最大限度地发家致富，窃取和垄断国家的所有宝贵资源和财富，剥夺人民大众的财产和福利。
改革是一场博弈，是权力利益和经济利益、民众生活福利、话语权利益的博弈。前期的改革触动的还只是话语权利益，而后就会将经济利益加倍攫取回来。但就是如此，这也是有风险的，但资源分配大权始终是由权贵利益集团把持着的。控制成本固然抬升了，利益同样也得到了扩大。丧失的是低产量的土地，赢回的是较高代价但又高附加值的土地，还能不必为人多地少的分配苦恼。丧失的是粮食财政，赚得的是土地财政。丧失的是市场供求双重霸权，得到的是经营权外包、坐收渔利的股东权不放松。在城市，放弃的是医疗、就业、住房、教育责任，得到的是低人权优势的人口红利，也即是，农村劳动力被软性的商品交易价格手段廉价吸纳入资本奴役体系。用御用文人俞可平的说法叫：增量改革。用启蒙市场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说法叫：帕累托改革。但这正是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吗？是全社会都得利吗？是没有人受害吗？是不产生阵痛的利益洪流泻闸吗？当我们在这样说时，是在比较剥削手段的进化吗？
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对于权贵利益集团来说，是不会输的。如果输了，倒霉的是底层民众，是中产阶层，而不是他们。如果改革成功了，最多是别人也分到利了，自己利益扩大化了。这个过程下来，利益集团是洗牌了，不是扩大或缩小了这么肤浅的说法。利益集团从过去的城市居民、国企员工、事业单位员工，到如今市场中崛起的英雄般的企业家、职业经理人、技术员，是变化了，而不是变大或变小了，只是利益集团没有固化，而是被洗牌了。这种洗牌就是进步吧？
2、改革已死？
后改革思潮兴起，和一个人分不开干系，这个人就是宪政学者陈永苗。就在外媒看不透中国胡乱猜时，在某些海外华人媒体使劲吹嘘每一代中共领导者，生生造就了江派的不老传奇和中国权力太上皇总舵主的阴谋论时，在国内公知撸客春意盎然春情勃发的吹捧政改时，陈永苗却公开宣布：改革已死，民国当归。完全不鸟当局和左右“主义派”了，而提出“行动产生共识”，“维权行动应为各派共识和共同的着力点”，“民生换取代表性”，如破天之惊雷。之后，推特圈开始达成了人人喊打政改撸客的批判文化，在南周事件之后，微博生态也开始变为转世党组织化、政改话语权失落，从建议政府到对权贵绝望。改革不管死还是没死，其结果不但是延续权贵的持续剥夺周期，也已经比触及灵魂更难了，垄断权力所在的不只是金融、铁路、劳动力等领域的经济半市场化和前市场化，更是在规则制定和维持方面的政务官选拔权、法官和法律的监督权上，除非不怕担责，不怕利益集团内部斗争。
3、改革还可以推进吗？
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被利益集团绊着，这些是中央的话。改革远远没到深水区，改革至今都很肤浅，很表面，重要的领域和市场规则并未建立，权钱交易和特许权经营，国家投资拉动经济，房地产支撑整个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更莫提金融、土地、劳动力迁徙不自由和二元制户籍。已有的改革的推动前期主要是高层冒险尝试，后期是则是民间倒逼，比如收容遣送制度、劳教制度废除、铁道部改革。在当下，改革更加不可能是威权的领袖主导，利益分化已经到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时代了，改革如能推进，则是被逼的不耐烦，或者，不改自己的权力和家族利益都要受威胁了。
4、改革面对的是哪些利益集团？
中国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全都操控在党国权贵利益集团手中，因此，所谓的“改革”主导权也完全操控在党国权贵利益集团手中，就是被权贵利益集团控制的高额垄断利益的天下，就是权贵利益集团的家，是权贵利益集团寄生的地方。这些权贵利益集团按部门可以分为党、政、军、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业以及国有事业单位，按经济利益高低分，则是占有着税收、金融、电力、通讯、地产、计生，乃至法院、警察、军队等特权特供吃皇粮的集团。
5、怎样的改革可操作？
中共统治者主导的改革有作为他们的原产地和依靠的众权贵家族的操控着，从近期的改革过程来看，网络呼吁、线下维权及其带动的大众媒体支持，倒逼着改革。权贵利益固化和既得利益集团已经使得高层改革动力不足，阻力有余。只有民间长期权利被剥夺，利益被损害，推动改革的野心和追求很迫切，改革已经变成官方应付民间需求的被动改革。那么官方（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和民间有没有可能达成共识的改革呢？有没有增量的“你好，我也好”的改革举措呢？我们需看到的一个事实是：要持续的解放生产力，就必须不断打破垄断撕开口子；要增加人们的福利，也就增加了政府的责任；要给普通人公平的机会，就打破了人情关系的固执的实力。纵然是1978年的改革，也是打破垄断的，这意味着不损害任何人利益的帕累托改革从来都是虚构的，只可想象的。改革必须撕裂式地同垄断划清界线，而不是不疼不痒的像政改派的路线图一样：先新闻自由、县域自治，再司法改革，然后开放党禁和高层选举。利益集团的阻挠固然使得改革很难由难如易、自高而低、由实质到表层，但拖下去就等于让革命赛过了改革，步入叙利亚式的暴力循环。所以改革的操作可行度和规程，不在于利益集团的阻挠与否，而在于能否跑得过革命，能否使释放出来的公民社会力量壮大到压倒权贵利益集团的势力。
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改革？“去年种花生，今年种大豆”不疼不痒的政策不叫改革，福利体制改革中公务员等级式特权福利改革先行，叫退化，叫反向改革或叫负改革。中共统治者主导的改革，是党国权贵利益集团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掌控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坚持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实行权贵资本主义，让一小撮权贵最大限度地发家致富，窃取和垄断国家的所有宝贵资源和财富，剥夺人民大众的财产和福利。
改革是一场博弈，是权力利益和经济利益、民众生活福利、话语权利益的博弈。前期的改革触动的还只是话语权利益，而后就会将经济利益加倍攫取回来。但就是如此，这也是有风险的，但资源分配大权始终是由权贵利益集团把持着的。控制成本固然抬升了，利益同样也得到了扩大。丧失的是低产量的土地，赢回的是较高代价但又高附加值的土地，还能不必为人多地少的分配苦恼。丧失的是粮食财政，赚得的是土地财政。丧失的是市场供求双重霸权，得到的是经营权外包、坐收渔利的股东权不放松。在城市，放弃的是医疗、就业、住房、教育责任，得到的是低人权优势的人口红利，也即是，农村劳动力被软性的商品交易价格手段廉价吸纳入资本奴役体系。用御用文人俞可平的说法叫：增量改革。用启蒙市场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说法叫：帕累托改革。但这正是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吗？是全社会都得利吗？是没有人受害吗？是不产生阵痛的利益洪流泻闸吗？当我们在这样说时，是在比较剥削手段的进化吗？
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对于权贵利益集团来说，是不会输的。如果输了，倒霉的是底层民众，是中产阶层，而不是他们。如果改革成功了，最多是别人也分到利了，自己利益扩大化了。这个过程下来，利益集团是洗牌了，不是扩大或缩小了这么肤浅的说法。利益集团从过去的城市居民、国企员工、事业单位员工，到如今市场中崛起的英雄般的企业家、职业经理人、技术员，是变化了，而不是变大或变小了，只是利益集团没有固化，而是被洗牌了。这种洗牌就是进步吧？
2、改革已死？
后改革思潮兴起，和一个人分不开干系，这个人就是宪政学者陈永苗。就在外媒看不透中国胡乱猜时，在某些海外华人媒体使劲吹嘘每一代中共领导者，生生造就了江派的不老传奇和中国权力太上皇总舵主的阴谋论时，在国内公知撸客春意盎然春情勃发的吹捧政改时，陈永苗却公开宣布：改革已死，民国当归。完全不鸟当局和左右“主义派”了，而提出“行动产生共识”，“维权行动应为各派共识和共同的着力点”，“民生换取代表性”，如破天之惊雷。之后，推特圈开始达成了人人喊打政改撸客的批判文化，在南周事件之后，微博生态也开始变为转世党组织化、政改话语权失落，从建议政府到对权贵绝望。改革不管死还是没死，其结果不但是延续权贵的持续剥夺周期，也已经比触及灵魂更难了，垄断权力所在的不只是金融、铁路、劳动力等领域的经济半市场化和前市场化，更是在规则制定和维持方面的政务官选拔权、法官和法律的监督权上，除非不怕担责，不怕利益集团内部斗争。
3、改革还可以推进吗？
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被利益集团绊着，这些是中央的话。改革远远没到深水区，改革至今都很肤浅，很表面，重要的领域和市场规则并未建立，权钱交易和特许权经营，国家投资拉动经济，房地产支撑整个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更莫提金融、土地、劳动力迁徙不自由和二元制户籍。已有的改革的推动前期主要是高层冒险尝试，后期是则是民间倒逼，比如收容遣送制度、劳教制度废除、铁道部改革。在当下，改革更加不可能是威权的领袖主导，利益分化已经到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时代了，改革如能推进，则是被逼的不耐烦，或者，不改自己的权力和家族利益都要受威胁了。
4、改革面对的是哪些利益集团？
中国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全都操控在党国权贵利益集团手中，因此，所谓的“改革”主导权也完全操控在党国权贵利益集团手中，就是被权贵利益集团控制的高额垄断利益的天下，就是权贵利益集团的家，是权贵利益集团寄生的地方。这些权贵利益集团按部门可以分为党、政、军、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业以及国有事业单位，按经济利益高低分，则是占有着税收、金融、电力、通讯、地产、计生，乃至法院、警察、军队等特权特供吃皇粮的集团。
5、怎样的改革可操作？
中共统治者主导的改革有作为他们的原产地和依靠的众权贵家族的操控着，从近期的改革过程来看，网络呼吁、线下维权及其带动的大众媒体支持，倒逼着改革。权贵利益固化和既得利益集团已经使得高层改革动力不足，阻力有余。只有民间长期权利被剥夺，利益被损害，推动改革的野心和追求很迫切，改革已经变成官方应付民间需求的被动改革。那么官方（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和民间有没有可能达成共识的改革呢？有没有增量的“你好，我也好”的改革举措呢？我们需看到的一个事实是：要持续的解放生产力，就必须不断打破垄断撕开口子；要增加人们的福利，也就增加了政府的责任；要给普通人公平的机会，就打破了人情关系的固执的实力。纵然是1978年的改革，也是打破垄断的，这意味着不损害任何人利益的帕累托改革从来都是虚构的，只可想象的。改革必须撕裂式地同垄断划清界线，而不是不疼不痒的像政改派的路线图一样：先新闻自由、县域自治，再司法改革，然后开放党禁和高层选举。利益集团的阻挠固然使得改革很难由难如易、自高而低、由实质到表层，但拖下去就等于让革命赛过了改革，步入叙利亚式的暴力循环。所以改革的操作可行度和规程，不在于利益集团的阻挠与否，而在于能否跑得过革命，能否使释放出来的公民社会力量壮大到压倒权贵利益集团的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