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引言：当然内含VS自然忽略
中国政治进化暨民主转型是既定趋势，不管是体制外自由主义精英还是体制内顶层利益[注1]协调者，都不会否认这点。不同的是，前者追求普世模式，具体要素是多党政治、民众普选、联邦国体；后者则坚持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一个要素，一党专政、协商集团参政为其基本构架，与其同时，声称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注2]。
人民的首创精神得到何种尊重，顶层利益协调者们没有细说。限于内部意识形态争执，更无法回答「人民要求普选是否属于首创精神」此类的重大问题。因此，较之体制外自由主义精英的明晰即多党政治、民众普选、联邦国体作为转型目标的当然内含，体制内顶层利益协调者则把关涉民主质量的基本变量予以自然忽略。这样带来巨大的问题，即便较为保守的体制内力量（派系）也不得不承认，统治集团在重大理论问题上，无法给老百姓讲清楚[注3]。
在两种主要影响力量的比较差别之外，还存在着共同的盲区：未能认识到宗教自由给予一个转型社会的基础性支持，进而也是转型的续航能力问题。在体制外，有此类模糊的想法，其之所以模糊是因为：（一）在民主极为稀缺的中国政治环境里，民主已经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尽管它没打出宗教旗号；（二）存在对宗教力量控制政治的恐惧，即怕发生中国版的霍梅尼政治，海外（流亡）大体系里面基督教信仰者与非基督教信仰者（如法轮功修炼者）的话语冲突是为明证。在体制内，其外部性主导思想（即马列主义）本土化（产生毛邓江胡四个阶梯性分支理论），整个过程都忽略宗教与其理论内核的冲突，至今仍是。
一、权宜之计：邓版改革开放的历史制约
当然内含与自然忽略两种力量都缺乏宗教对政治转型暨社会重塑（两者可简化为“转型社会”）都尚无本质性的认识，那么，为什么中国还存在官方认可的宗教呢？比如，中国自治、自传、自养的基督教会。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文明体系都不可能绝对封闭，只要外部介入及与对外接触都会产生被影响以及影响外部的文明结果。之于被影响一项，佛教对两宋时期的理学产生影响，由此也形成在以后（至今）完全改版的儒教体系（在孔儒基础上产生了重大变异）。这点为宗教史家所确认[注4]。另一端，佛教结合了中国孔儒（半宗教）的入世主义影响，形成了中国化的土本教派，其原来灭寂之超脱性大减，从而也形成了纷杂的佛教体系中的一个元。
邓小平主导的中国上世纪七十年末的改革开放，显然也是一个被影响以及对外产生影响的社会学与国际政学意义上的文明结果。被影响，包括在与美国缓和过程中接受对方提出的一些文化性条件，最具分析意义的就是对信仰管制做出一些让步[注5]。众所周知，中共是一个以策略为政治运行重点之一的政党，作为资深革命家与特重权谋的政治家，邓小平对卡特的让步即放松对信仰的管制程度是权宜之计，而与标准意义上的宗教自由几不相关。
中共革命尤其以改造农村会为己任的基础行动，与基督教的竞争关系至少存在于1931至1949的十八年时段当中。比如，闽西红色割据地区的乡村建设成果，一度对基督教改革中国农村的践行者们（如牧恩波）产生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他恨共产党对教会的‘侵犯’，不喜欢共产党的学说；但另一方面，他们又羡慕共产党的成功，佩服共产党的不屈不挠，赞同他们很多目标”[注6]。再比如，中共取得政权前的华北解放区农村建设的情形，一度迫使基督教牧首想放弃农村，自认“搞农村工作，在经济力、人才、时间等各方面，基督教是不如共产党的”[注7]。由于后面力量对比，才形成了中共国家政权初期对基督教广及各类宗教的领导优势。但是，宗教之所以存在，它们不可能完全合拍于政治治理（统治）体系。在共产主义（名号亦为马列主义）政权里，宗教遭到镇压即信仰被管制是必然的结局，即使在宗教传统最深厚的波兰也不例外。有关史家写道：“（波兰共产党）政府放弃了对天主教会作出的妥协。196年，宗教教育在学校中消失，而且政府对于新教堂的建立采取严格的官方限制。”[注8]
二、观念浅薄：政治理想含替代宗教信仰
对于波兰国家案例，它也有两个不同于苏联与中国两大东方阵营国家的地方：其一，尽管宗教被政权能力压住，但宗教形式并未完全消失，甚至还能发动规模性抗议，以致国家权能做出无奈让步，结果也不过是政教关系极为冷淡；其二，在日后的转型社会发生中宗教起了极大的推助作用，尤其是1979年波兰籍教皇保罗二世对波兰的访问。前引史家写道：“上百万民众都出来欢迎教皇，教皇这次成功的朝圣之行不仅证实了大量波兰民众虔诚的信仰，还证实了波兰社会巨大的‘自我组织’能力。”[注9]
正是鉴于宗教因素在转型社会发生中的巨大作用，中共顶层利益协调者经过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惊，才在日后延续邓版改革开放下的权宜之计表现象下，采取了仰管制之策。但是，其社会后果也呈现出来：1999年4月25日，完全基于本土化佛教也溶合了道教因素的新宗教力量，进行类似于波兰天主教1966年的政治抗争[注10]。在以后十多年的宗教镇压中，顶层利益协调者虽然采取了至为残酷的方法（包括反人性的肉刑），并对其他宗教（如基督教的家庭教会）进行严格管控，但基本效果则是整个社会信仰缺失。这种缺失至少是当局自己承认的表象，其间还伴随着执政党党员自选宗教信仰（含家中拜偶像神行为）的所谓不正常现象[注11]。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究其原因有三：第一，苏联政治遗传里，党的领导暨教导替代宗教（其实最终消失宗教）的政治观念死灰复燃[注12]；第二，在上一种简单化（政治暴虐）的阻碍下，整个统治集团无法认知宗教的“人学”[注13]本质，更无从认知“宗教——神学——哲学”之内在关系；第三，进一步的权宜之计即几乎无数的策略之使用，使问题的本质离事实方案更远。在混乱的策略选择上，不免会导致政治笑柄。如作为打击所谓邪教组织的最坚定政策主张者，江泽民甚至以无神论者身伦来推动“佛教国教化”的暗中政策，尽管没有官媒敢策略地证实这一点[注14]。这三点归纳起来，就是用政治理想替代宗教信仰。
政治理想替代宗教信仰的必然后果就是“实际神”的出现，这里的“实际神”不是一种非主流宗教的名称，实指一党专政的顶层出现一个或数个（但非庞大数量）的被神化人物。存在“实际神”的人物，在一个意识形态垄断的社会里或可被接受，但是，一旦出现两个条件或两者有一项出现，那么神性就会遭遇解构，从而造成长期的信仰危机。两个条件是：其一，由于引入外部信息，有了比较性结果，比如邓版改革开放后的美国国父们人格魅力与中共开国领袖思想简陋之对照；表其二，由于学术提升的需要而致历史知情权扩散，“实际神”的凡人历史被呈现，比如中共意识形态体系放行“走下神坛”之类作品的影响。
三、哲学贫乏：红色贵族的政治缺陷
用政治理想替代宗教信仰不只是中共（在此，我善意地认定它是共产主义或马列主义的改良版）的政治哲学先天缺陷，更是所有狭义上的马列主义执政党的共性。波兰存在长期的政教冲突之国家案例是为一个特殊的经典，而在苏联初期，苏共党内就有人试图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宗教学说，“目的在于调和马克思主义和宗教”[注15]。被列宁指为“造神论”的主要人物是卢那察尔斯基，著名文学家高尔基亦为参与者之一。列宁曾写专函告诫高尔基说：“原来，您反对‘寻神说’仅仅是为了用造神说代替它！！”[注16]并嘲笑后者曰：“寻神说同造神说或创神说的差别不比黄鬼同蓝鬼的差别大。”[注17]。
无论本文前节已经涉及到的统治集团理论混乱（跟百姓讲不清）还是党员参与宗教活动的违背党纪行为，乃至于江泽民主导的宗教镇压，都是共产主义政治哲学先天缺陷的反映，尽管中共溶合了现代民族主义与传统半宗教（儒教暨理学）而改版，已与苏联意识形态有所不同。总地看，当今中国之政教关系仍处于波兰1965至1979之间的状态。因此，在红色贵族体系内也存在着思想迷茫。如果从“宗教——神学——哲学”框架视角来看待薄熙来事件，即尽可能地淡化道德批判，亦可以发现事件背后的政治运动仍然是寻求政治理想代替宗教信仰的努力。“唱红打黑”在政治哲学上最终失败[注18]，也不过是亡于哲学的一个印证或谶言而已。
政治哲学的先天缺失是诸多政治噩梦的肇因，因为由此而派生的政治理想替代宗教信仰的狂妄阻断了人性当中的彼岸之梦。换言之，政治理想与人性中追求的彼岸性无关，再壮丽的政治理想也是此岸的，包括已经被庞大人群当作“新信仰”的民主政治。因此，此岸性的所谓中国梦在政治哲学先天缺陷未消除之情况下，也必然是噩梦当中一种。
如果说是薄熙来的努力是红色贵族思想迷茫的显著案例，那么，贺龙之女贺捷生的疑问则是更具分析意义的隐性思想迷茫。在2010年，她发表文章指出：“回到五十年前，那时我在北大读书。那时我们也谈理想，也谈信仰，当时我们的中心话题是：报效国家，尽快完成学业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中国”，“而50年后的今天再谈信仰，为什么突然觉得沉甸甸的？”[注19]贺捷生的疑问是政治理想替代宗教信仰的个体思想生活恶果无疑，同时，恰如引论者（吴波）所忧惧的那样，中国梦是没有信仰支持的梦想。在这个信仰悖论之后的危机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内理想信念问题逐渐突出，‘软骨病’发生远非个别现象，呈现蔓延之势”。[注20]，以及“一些领导干部心中，远没‘中国梦’的追求，他们的理想信仰已了无痕迹，甚至有的公然把理想信念踩在脚下”[注21]。
结语：肉刑之外的语言暴力
统治集团面对自己内部由来已久的政治理想危机（通常用“信仰危机”表述），且惧于民间宗教的勃兴，惯于用合法暴力对待。然而，合法暴力经常会超过法律界限，从而形成反动的肉刑滥施（通常用“刑讯逼供”表述）。最近官方媒体对辽宁大连马三家劳教机构的肉刑（已超过“刑讯逼供”而是日常迫害手段）曝光，从侧面上证实了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宗教团体成员的滥施肉行行为之存在。
就特定情况下的特定行为而言，统治集团更喜欢语言暴力，尽管现在他们对网络戾气十分忧惧。按照库恩的说法，江泽民认为 “法轮功教派‘真、善、忍’的口号是虚伪狡诈的，有篡夺共产主义道德权威之虞”[注22]。此为外国人代统治集团表达的语言暴力愿望，并且这种惯性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学的值得研究的课题。语言暴力是三种强力社会控制之一种，另外两种是人事与军队，一如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理查德•麦格雷戈所说：“在解放经济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很小心在掌控政治上的领导权，方法是牢牢把握三个方面：人事、宣传和人民解放军。”[注23]
由于统治集团贫乏的政治哲学里面根本就没有“宗教——神学——哲学”的逻辑，因此，其所谓的软实力更多地由语言暴力来体现。语言暴力成为软实力的主体内容（至少是相当部分）是人类政治学史上的奇观，当然也是文明之耻，而要消除这种可耻的奇观，端在于将宗教信仰引入中国社会，即消除国家政治层面的信仰管制。换言之，民间以不同的形式推动信仰自由的推张，是中国社会转型后的重要社会资源（由此产生全新的哲学理念），它能使转型后的社会平稳而具有续航能力。
2013年2月下旬构思（上下篇），3月初准备主体文献；4月11至13日初稿，14日定稿于含溪轩（新）书房，小城泊头。
注释部分：
[1]顶层利益，是本文使用（即我创造）的一个新术语。它比“顶层设计”更能清楚地指向两种政治决策活动：其一，改革权能的高端集中，比如朱镕基主导的税制改革（作为重大经济因素）是中央多拿、地方少留；其二，统治集团政治精英的权力均衡即尽可能摊薄，比如习近平主导的弱常委制。关于“弱常委制”的评述，可参见香港《争鸣》杂志2013年1月号文章，“汪洋重返国务院——李源潮替十七届六常委背黑锅”（作者：司徒云虎）。
[2]胡锦涛（2011）与习近平（2012）都讲到此点，说明在理论逻辑上存在继承性。胡的讲话是在中共建党九十周年纪念会上，可参见文明网2011年12月16日期转刊《求是》杂志文章，“切实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作者：王伟光，社科院常务副院长）。习的讲话是在接任总书记后的广东考察时，可参见新华网2012年12月11日电，“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3]参见《环球时报》2012年10月18日综述，“重大理论，要给老百姓讲清楚”（是为《居安思危•社会主义小丛书》出版研讨会发言摘要）。其中，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王学东发言说：“对于当代一些重要理论和现实的问题，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些重大问题，如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新自由主义思潮、西方世界中的社会主义思潮等问题，都要给予科学解答，掌握理论上的主导权，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和舆论导向。”
[4]参见王晓朝著《基督教与帝国文化》，P246；王著版本：东方出版社，1997。
[5]参见傅高义（Ezra F.Vogel）著《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P33；冯译版本：三联书店（北京），2013。其环境描述曰：“卡特利用国宴的机会，善意地与邓小平谈起两人对外国在华传教士的不同观点”，以及“卡特还建议邓小平允许发放《圣经》和信仰自由。当卡特后来访华时，他对中国在这两方面取得的进步感到满意。”
另据[4]，P292，记述：“1984年，北京阜城门外的利玛窦墓得以重建。这座墓的坟地由一位明朝皇帝赐他，初建于1611年，1966年被红卫兵摧毁。”
[6]参见刘家峰著《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P166；刘著版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7]同[6]，P197。
[8]耶日•卢克瓦斯基与赫伯特•扎瓦德斯基合著《波兰史》（汉译本，常程译），P285；常译版本：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1。
[9]同[8]，P293。
[10]同[8]，P286：“1966年，教会组织举行了纪念波兰接受基督教1000年（梅什科一世在公元966年受洗），以此坚定大众对教会的忠诚。当局试图举办波兰建国1000年庆典与之对抗，却导演了一场闹剧，这么做只会削弱他们在人民中的声望。受挫的共产党放弃了任何与教会进一步的正面对抗，教会在国家中的地位通过不妥协的维辛斯基红衣主教逐渐地但毫无疑问地得到了加强和提升。”
[11]参见美国之音网站2011年12月24日报道；新华社《参考消息》12月26日译介，“中共高官批评党员参与宗教活动”，第15版《观察中国》。
[12]如江泽民在对宗教性质发表重要看法时，先说“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际敌对势力就利用了宗教”，又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不信仰宗教，同时坚持以科学的方法对待宗教”。参见《江泽民文选》（第三卷），P378-379；全文，“论宗教问题”（在P372-397）。在这篇（全国宗教工作会议）讲话的结尾部分，江要求“要团结宗教界人士投入对‘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斗争，在斗争中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13]这里的“人学”之说，源于费尔巴哈在其哲学著作的《基督教的本质》（汉译本，荣震华译，商务印书馆，1997）里的一个重要命题，即“爱就是上帝本身，除了爱以外，就没有上帝。爱使人成为上帝，使上帝成为人”（P44）。
需要说明的是，费尔巴哈不是基督徒，亦不自称无神论者。邓小平理论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明显受到费尔巴哈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影响。
[14]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所著《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书（汉译本，谈峥、于海江等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辞文出版社，2005）中有可资印证的旁证材料，P392：“江对其中一位高僧谈到在他自己生活中有关佛教打坐的一段插曲，他称之为‘一次命运攸关的遭遇’”，以及“看来它治愈了我的疾病。打坐可以把人引入静思，这实在很不可思议”。
另外，据我的出版经历也能得知“佛教国教化”真实推行，如在我已出版的通俗历史著作《乾隆爷那些事儿——笔记野史中的南巡故事》（新华出版社，2009），原稿中有记述乾隆佞佛而消耗国财民力的专章,出版审核人员将该章全部删去，因为涉及佛教的负面资料无法通过国家出版署的审核。可见我的博文，“政治往事与这本书 ——自序博客文集《从政治异见到文化异见》”，网易博客2013年3月15日。
[15]、[16]&[17]均源自《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二卷，转自拙文，“‘跪着造反’与亡于哲学”，载于美国中文网刊《议报》2003年12月26日。是为我的狱中读书笔记之一，亦可参见修订版本，我的网易博客2013年4月14日。
[18]对薄左势力的政治学解析，可参见拙文，“‘新极左势力’政治学批判——写在薄熙来案件即将开审之际”，载于《零八宪章月刊》2013年3月18日。亦可参见我的网易博客，2013年3月19日。
[19]转引自《环球时报》2013年4月13日，“中国梦必须有信仰牵引”（作者：吴波，社科院研究员）。
[20]&[21]同[19]。
[22]同[14]，P314。
[23]麦格雷戈文章，“五个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迷思”，载于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10年第一期。[11]报2010年1月7日译介，“驳西方关于中共的‘五大谬论’”，第14版〈海外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