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惯常说谎言的以专制主义为荣的所谓人民党（共产党、劳动党、社会民主工党、社会主义工人党等名称不一）并其把持的政府，就是谎言党、谎言政府，它的特征就是以谎言遮丑和谎言吹捧。从历史上，这样一个惯于说谎、且收益很高、成本很低的专制党及其设计的制度，注定会出现大规模的谎言，但结果却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林肯这样说：“你可以欺骗所有人于一时，也可以欺骗部分人于永远，但不能欺骗所有人于永远。”这样的政权充满谎言，但归根结底无非是说其统治或制度多么合乎民心，取得多少伟大成就，对于失败和丑闻则故意遮蔽或只字不提。谎言党注定是没有好下场的，因为这个制度当被改变时并成为一个民选政府的制度，就将由民主制度和法治来制约，由制度和选票决定当权者，权力可以被关到笼子里，就用不着编造谎言了，而且其必须真实无误地履约，否则就得下台谢罪。在一个民主法治并保障自由、人权的政体，恰恰这样一个体制是消灭谎言的体制，如果你违约，还说谎言，结果是付出昂贵的成本，而且还会根据结果不同会有不同程度的问责，严重的要接受审判，还要背上沉重的历史负担，被后代所铭记。
谎言党及其谎言政府，从出生到灭亡，始终与谎言相伴，其从不主动说真话，只是在谎言被揭穿后被迫说一些无关紧要的真话，却始终不肯把支撑真话的真相证据摆出来，因为善于欺骗，它几乎时刻都在遗忘历史，涂抹历史。这样的一个党和这个的依靠谎言治国的政府，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常委、政府总理、副总理，都是谎言党的代表人物，甚至某些貌似开明的代表人物，也是用谎言包装自己，或者说一些无关紧要的真话，比如既得利益代言人之一的前总理朱镕基、温家宝等，还有前任政治局常委李瑞环等等。李瑞环是主管宣传舆论的政治局常委，现任常委刘云山及其前任李长春，都是一样的角色，可是李瑞环却被党喉舌包装为党内开明人士，实则同样善于用散布谎言来控制舆论，不过是李瑞环是木匠出身，言语粗俗一点，话语比较实用，就像邓小平所谓“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语言风格一样，李瑞环治下的舆论宣传，防真相如同防盗防水火，“六四”之后，宣传系统故意渲染镇压学生运动的戒严部队死者的血腥，丑化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让民众仇恨爱国反腐败的学生，为解放军开枪枪杀学生开脱，还把“六四”前争取自由出版的一些“出格”出版社关闭。“六四”血腥镇压之后，官方很快把暴力词语置换，把“镇压”改为“风波”，中共谎言党的宣传风格随之改变，引导人们忘记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发生的血色记忆，中共宣传系统审核后的出版物淡化处理历史事件，一笔带过，甚至连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当事人物的名字都不再出现。李瑞环、李长春、刘云山，都是一丘之貉，不是谁比谁“开明”，而是谁比谁更加随心所欲、丧心病狂。
“六四”二十多年来，被禁的书和报纸不断，设置的敏感词也越来越多，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从源头上控制出版物的出版，每一本书的书号，一定要实名制，作者要实名，内容要事先过滤敏感词，如果作者是上了新闻出版总署或中宣部的黑名单，比如刘晓波、包遵信、鲍彤、张祖桦、刘军宁、王怡、余杰、廖亦武、李锐、胡佳、高智晟、陈光诚等，这些人的著作可以在台湾、澳门、香港出版，可以在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出版，但就是不能在他们的家乡中国出版。甚至中共自己的要员，或已经去世的知名人物，比如赵紫阳自述，仍在世的前中宣部长邓力群（左王）的回忆录，等等，也都不能出版，甚至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十多年前在国内合法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如今原样再版，也不被批准（中央党史办、新闻出版总署明确表示不能再版，违者重罚），该书被禁只是因为李锐的著作如实揭露了混世魔王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不可一世的真相，前书出版后被处理不得再版，于是，十多年后依然不能出版，所以谁能说哪一任主管的政治局常委比另一任更“开明”？
谎言党治下的谎言宣传机构，却热衷于出版谎言出版物，这样谎言作者并到了十分值钱的地步，如前政治局常委李瑞环，退休后出版了若干重文集（李鹏、乔石、李岚清、吴官正、朱镕基等也都纷纷出版自己的谎言文集），而且是豪华精装本（如同当年《毛泽东选集》一样精装豪华），特别讽刺的是李瑞环的书面就叫《务实求理》、《看法与说法》、《辩证法随谈》、《学哲学，用哲学》，还有《为人民办实事随谈》等，四五种著作发行约有170万册或200万册以上，李瑞环本人拿到的版税（稿费报酬）不低于2000万元人民币或更多，李鹏的稿费报酬可能数千万之多，但极大多数是公款支付购买此书），下面有权发号施令的省级官员也纷纷仿效，所谓合法获得版税报酬，而他们这些人的署名文章不过是秘书所写，署领导人的名字而言，但获得报酬时，秘书却得不到一块钱。这些著作一般由公款购买，然后当作废纸卖掉。
谎言党和谎言政府，最大的末世特征就是利用“群众路线”掩盖其祸国殃民的本来面目，任何一个独揽国家政权的专政党，都善于利用群众路线，绑架民众，一旦其本来面目被揭穿，造成重大的政治恶果，谎言党就把责任推给参与“群众路线”的群众，同样又装模作样地提出所谓“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来转移视线，以免被问责。假如谎言党是一个猴子的话，它所谓的“照镜子”、“正衣冠”就是照出其本来面目，可事实上它是照别人，掩盖其无能执政的本质，并以此发动运动整风，让整出一些腐化分子所谓向人民报告，然后结束这场运动。
这样的政治运动目前正在开展：4月19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政治局委员会议上称用一年左右时间自上而下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中共1941-1945年“整党整风”、1982年“整党”、1989年“六四”后的社会主义教育（“社教”）、1996年江泽民“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活动、2005年“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保先”）和2008年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的翻版，无新意，近二十年来基本是一脉相承，其结果就是整异己或“站错队”的“党内势力及其代表”，但多数都是“认认真真走过场”，“老老实实走形式”，一面说谎言，一面走形式。这次习近平整风，也同样会以这种形式开场与收场，因为这次整风依然是“党内进行”，“从上到下”，“以县处级以上干部为重点”，中共高层官员不属于这次整风的对象，县处级以上官员是指县、区、市党委政府处级正职和县以上官员，及省以下地级市、地区的正厅级、副厅级官员，不会火热高层，这些处级或一些厅级官员为数众多，甚至查处十分之一都不为过，这些官员长期在基层工作，为非作歹，常常是酷吏和恶霸，或者腐败堕落，或者草菅人命，这些官员几乎都涉嫌名利双收、弄虚作假、以权谋私、钱权交易、敛取巨额不明财产的方式更为极端，若是整治、彻查、撤职十分之一或五分之一都不为过，运动过后或许能在不了解真相的民众面前赢得一些支持。这就是自上而下整风的优势。至于为什么他们不整治中央高层及省部级，这里面有一定的风险，因为现任政治局常委、委员及人大、国务院、政协机构要员，都是中央委员，而省部级官员也都是中央委员，省部级官员在中央委员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一以上，是这些人决定了中央高层的职位，也支持了这些人的工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旦这些人不再支持中央机构发号施令，他们在中央委员会的比例决定他们可以反水，或在临时动议中占主动权，所以说，所谓整风运动都是杀鸡给猴看，在中央委员会大多数委员的支持下（中央委员会两百多名委员可以决定中央委员会领导机构的任免，所以他们自己人会默契不整自己人），只是整一些低级官员，结果必然是认认真真走过场。
习近平提出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就是一句骗人的谎言，习近平的那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纯属老掉牙的笑料，说其是谎言并不为过。这就是中共谎言党的末世征兆，他们不敢说真话，不敢公布真相，不敢公示财产，不敢反腐动真格，结果使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更加变本加厉，这样的末世征兆，证明只能其得过且过，或许五年，或许十年，仿佛碰运气，有人若天真地梦想其搞政治改革，改弦易辙，指望其说真话，告别谎言，恐怕到铁树开花水倒流那一天也别想看到。
谎言党及其谎言政府，从出生到灭亡，始终与谎言相伴，其从不主动说真话，只是在谎言被揭穿后被迫说一些无关紧要的真话，却始终不肯把支撑真话的真相证据摆出来，因为善于欺骗，它几乎时刻都在遗忘历史，涂抹历史。这样的一个党和这个的依靠谎言治国的政府，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常委、政府总理、副总理，都是谎言党的代表人物，甚至某些貌似开明的代表人物，也是用谎言包装自己，或者说一些无关紧要的真话，比如既得利益代言人之一的前总理朱镕基、温家宝等，还有前任政治局常委李瑞环等等。李瑞环是主管宣传舆论的政治局常委，现任常委刘云山及其前任李长春，都是一样的角色，可是李瑞环却被党喉舌包装为党内开明人士，实则同样善于用散布谎言来控制舆论，不过是李瑞环是木匠出身，言语粗俗一点，话语比较实用，就像邓小平所谓“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语言风格一样，李瑞环治下的舆论宣传，防真相如同防盗防水火，“六四”之后，宣传系统故意渲染镇压学生运动的戒严部队死者的血腥，丑化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让民众仇恨爱国反腐败的学生，为解放军开枪枪杀学生开脱，还把“六四”前争取自由出版的一些“出格”出版社关闭。“六四”血腥镇压之后，官方很快把暴力词语置换，把“镇压”改为“风波”，中共谎言党的宣传风格随之改变，引导人们忘记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发生的血色记忆，中共宣传系统审核后的出版物淡化处理历史事件，一笔带过，甚至连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当事人物的名字都不再出现。李瑞环、李长春、刘云山，都是一丘之貉，不是谁比谁“开明”，而是谁比谁更加随心所欲、丧心病狂。
“六四”二十多年来，被禁的书和报纸不断，设置的敏感词也越来越多，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从源头上控制出版物的出版，每一本书的书号，一定要实名制，作者要实名，内容要事先过滤敏感词，如果作者是上了新闻出版总署或中宣部的黑名单，比如刘晓波、包遵信、鲍彤、张祖桦、刘军宁、王怡、余杰、廖亦武、李锐、胡佳、高智晟、陈光诚等，这些人的著作可以在台湾、澳门、香港出版，可以在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出版，但就是不能在他们的家乡中国出版。甚至中共自己的要员，或已经去世的知名人物，比如赵紫阳自述，仍在世的前中宣部长邓力群（左王）的回忆录，等等，也都不能出版，甚至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十多年前在国内合法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如今原样再版，也不被批准（中央党史办、新闻出版总署明确表示不能再版，违者重罚），该书被禁只是因为李锐的著作如实揭露了混世魔王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不可一世的真相，前书出版后被处理不得再版，于是，十多年后依然不能出版，所以谁能说哪一任主管的政治局常委比另一任更“开明”？
谎言党治下的谎言宣传机构，却热衷于出版谎言出版物，这样谎言作者并到了十分值钱的地步，如前政治局常委李瑞环，退休后出版了若干重文集（李鹏、乔石、李岚清、吴官正、朱镕基等也都纷纷出版自己的谎言文集），而且是豪华精装本（如同当年《毛泽东选集》一样精装豪华），特别讽刺的是李瑞环的书面就叫《务实求理》、《看法与说法》、《辩证法随谈》、《学哲学，用哲学》，还有《为人民办实事随谈》等，四五种著作发行约有170万册或200万册以上，李瑞环本人拿到的版税（稿费报酬）不低于2000万元人民币或更多，李鹏的稿费报酬可能数千万之多，但极大多数是公款支付购买此书），下面有权发号施令的省级官员也纷纷仿效，所谓合法获得版税报酬，而他们这些人的署名文章不过是秘书所写，署领导人的名字而言，但获得报酬时，秘书却得不到一块钱。这些著作一般由公款购买，然后当作废纸卖掉。
谎言党和谎言政府，最大的末世特征就是利用“群众路线”掩盖其祸国殃民的本来面目，任何一个独揽国家政权的专政党，都善于利用群众路线，绑架民众，一旦其本来面目被揭穿，造成重大的政治恶果，谎言党就把责任推给参与“群众路线”的群众，同样又装模作样地提出所谓“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来转移视线，以免被问责。假如谎言党是一个猴子的话，它所谓的“照镜子”、“正衣冠”就是照出其本来面目，可事实上它是照别人，掩盖其无能执政的本质，并以此发动运动整风，让整出一些腐化分子所谓向人民报告，然后结束这场运动。
这样的政治运动目前正在开展：4月19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政治局委员会议上称用一年左右时间自上而下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中共1941-1945年“整党整风”、1982年“整党”、1989年“六四”后的社会主义教育（“社教”）、1996年江泽民“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活动、2005年“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保先”）和2008年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的翻版，无新意，近二十年来基本是一脉相承，其结果就是整异己或“站错队”的“党内势力及其代表”，但多数都是“认认真真走过场”，“老老实实走形式”，一面说谎言，一面走形式。这次习近平整风，也同样会以这种形式开场与收场，因为这次整风依然是“党内进行”，“从上到下”，“以县处级以上干部为重点”，中共高层官员不属于这次整风的对象，县处级以上官员是指县、区、市党委政府处级正职和县以上官员，及省以下地级市、地区的正厅级、副厅级官员，不会火热高层，这些处级或一些厅级官员为数众多，甚至查处十分之一都不为过，这些官员长期在基层工作，为非作歹，常常是酷吏和恶霸，或者腐败堕落，或者草菅人命，这些官员几乎都涉嫌名利双收、弄虚作假、以权谋私、钱权交易、敛取巨额不明财产的方式更为极端，若是整治、彻查、撤职十分之一或五分之一都不为过，运动过后或许能在不了解真相的民众面前赢得一些支持。这就是自上而下整风的优势。至于为什么他们不整治中央高层及省部级，这里面有一定的风险，因为现任政治局常委、委员及人大、国务院、政协机构要员，都是中央委员，而省部级官员也都是中央委员，省部级官员在中央委员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一以上，是这些人决定了中央高层的职位，也支持了这些人的工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旦这些人不再支持中央机构发号施令，他们在中央委员会的比例决定他们可以反水，或在临时动议中占主动权，所以说，所谓整风运动都是杀鸡给猴看，在中央委员会大多数委员的支持下（中央委员会两百多名委员可以决定中央委员会领导机构的任免，所以他们自己人会默契不整自己人），只是整一些低级官员，结果必然是认认真真走过场。
习近平提出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就是一句骗人的谎言，习近平的那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纯属老掉牙的笑料，说其是谎言并不为过。这就是中共谎言党的末世征兆，他们不敢说真话，不敢公布真相，不敢公示财产，不敢反腐动真格，结果使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更加变本加厉，这样的末世征兆，证明只能其得过且过，或许五年，或许十年，仿佛碰运气，有人若天真地梦想其搞政治改革，改弦易辙，指望其说真话，告别谎言，恐怕到铁树开花水倒流那一天也别想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