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变革的三个心理机制是利益诉求、情感信仰、理智；各自代表群体分别为:罢工、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被拆市民、艾滋病人；学生、教徒；知识分子。利益诉求最坚决，抗争最可靠，形式无所不用，但只要给高额补偿，很快能摆平；情感很随意、冲动，形成一时的风气和影响性，但也像一股风，往往一有阻拦就打住；信仰则太私人性，虽然不同于专制，但也公共性不行；知识分子不参与，也没能力参与行动，无论在民主前后，基本都是书生，是高层和底层之件的话筒，有的代言底层，有的是高层御用。

具体来说，民主转型的最主要的基础是利益被剥削，以工人被拖欠工资、被辞退下岗、受工伤却没有相应赔偿，农民被征用耕地，市民被强拆房屋几种情况最为典型。所以劳工密集的深圳广州罢工天天发生，农民耕地被占用抗议或冲击基层政府的情况时有发生，市民被拆牵扯的资金往往以百万计，钉子户的产生背后是巨大的利益损伤和权利诉求。那么这些人聚集的地方就是中国未来民主运动产生的最大可能性的地方，这些地方是哪里呢？

第一是顽强的北京访民，其抗争具有持久性，对各级政府的推动作用最直接、最持久，是民主运动的前哨、先锋，也是最“蒸不烂、煮不熟、槌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的中流砥柱，以拒纳公交车费打开中国非暴力运动坚实的第一步。

第二是不断的劳动争议和此起彼伏的罢工（除了一般工厂罢工，城市出租行业罢工，以及近来的环卫工人罢工都越来越频繁，领域在持续扩散中），较为零散，但罢工对经济的威胁最严重，会释放出极大的能量，珠三角、长三角的集体谈判往往获得成功，并推动劳动立法、执法完善，并且是未来民主运动正真最有可能的策源地，尤其是富士康，简直有可能产生波兰式的团结工会，开玩笑的说是“工业化时代的井冈山”。

第三是拆迁钉子户，零零碎碎，却在各地抗争中是坚定的星星之火，是地方维权的中坚，成为地方访民中杰出的领袖和榜样，这些人上网，文化水平较高，材料写的好，表达能力强，斗争方式多样，动员到国内外大量的媒体关注，盘活了地方的抗争维权运动。

第四是失地农民，以乌坎为代表，在部分村子实现了村民自治，再比如南塘村杨云标的合作社，在很多地区都有了一些局部小气候，在媒体放大后产生了很多的示范作用和放大效应。但是应当指出，现代工业化中的中国，北上广深为代表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武汉地区人口聚集严重，农村经济不可能撼动和影响到他们，“农村包围城市”的影响力只存在于网络中。

第五是艾滋病人群体。经血传播的艾滋病人维权每年都有几百人四五次上访河南省政府，两三次到民政部，成为中国群体维权的一道特有的风景，是群体运动的标杆。

 以上五个即是底层，而且是最正真最纯粹的底层。第二层以情感和信仰支撑民主意识的是学生社团和地下教会运动。地下教会，包括新教和天主教两种，甚至包括被称为“邪教”的传教团队，将家庭教会几乎插足于中国每一个村子、社区、大学中，信仰的私人性使得他们并没进入大众视野当中，但在未来突变民主运动中必然是一种重要的粘合性组织。另外，以读书会、学生刊物为代表的学生公共组织，在将来极有可能像20多年前那样发挥很大作用，可惜成员的不稳定和社团的非持续性，都使其幼稚肤浅，当下的作用几乎为空。

第三层暂时比第二层的作用还大，直接成为利益抗争维权的外围呼应，或曰围观效应，首先是同城公民圈，劳工、环保、反歧视等类型的NGO，新移民的高考平权、妓权、女权、环保等运动。最后是公知和大众媒体，微博、论坛和QQ群等社交网络的扩散宣传、舆论倡导作用。第三层永远是第一、二附庸，以一、二层的利益为利益，以他们的诉求为诉求，却因其精英性，发挥着推动整体变革的效果。

综上所述，与历史上的洪秀全农民革命、辛亥新军革命、八九学生运动不同，未来中国的变革极有可能爆发于工厂中，和波兰的情况相似，一个大厂的持续罢工，带动一个地区性的罢工，一个地区的学生和新旧市民声援，进而各地、各群体交相呼应。人员越集中，爆发的可能性也越大，与政治控制的严格度无关，与利益分配的正义性相关。这些利益受侵群体往往没有政治诉求，故短暂而无韧性，而这就是当前民主人士最关心的民运圈、同城公民圈、NGO这时就可以大展拳脚、施展抱负了：组织化、引导政治诉求。这样的过程，会有两种精英的崛起：一是底层精英，二是政治精英。底层精英主要在访民中产生，他们就是目前的访民领袖；政治精英则可能是民运圈、同城圈、NGO成员，也有可能是工人、学生中新兴的有政治意识和政治能量的人。两种精英配合，完胜专制力量。民主框架搭建好后，则面临民主巩固，这时就更需要这些精英的参与和引导。在民主运动过程中，公知的作用缩减，他们的行动参与度不会很大，直到恢复到稳定时期的民主巩固期。

那么，大变革会是在什么时候？不出意外，工厂罢工一般很快摆平，和其他群体性事件一样，非常速度，没有持久性。除非经济泡沫破碎，财政亏空，拆了东墙补西墙，那时，政权才真正的不稳固，而只要有钱，利益冲突总能摆平，只要有钱，总有军队肯出动。这并非是悲观的论调，只是做一般性的推论，进而为民运人士参考当下的行动使用。当然存在其他的可能，比如权贵集团内部分赃不均而斗争，比如领袖开明，再比如对外战争使之无暇顾及国内民主运动，但这些可能都是得由中共自己来完成，我们寄托希望，恐怕也只能如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