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作为冷战后期的世界领导人，从性格和执政风格的强硬上讲，最相近的可能就是邓小平和撒切尔（港译：戴卓尔）夫人了。这两者分别开启了一个时代，其政治遗产至今对我们的生活乃至明天的世界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一个是共产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一个是自由资本主义起源地英国的首相，看上去他们的意识形态针锋相对，毫无共同之处。但事实上，邓氏与撒氏却有某些类似的执政理念，也都从各自角度对一个世界趋势做出了历史性贡献.那就是，不管主观意愿如何，一个从内部，一个从外部，他们都深入地参与瓦解了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他们的出现本身是一个多世纪以共产主义运动为标志的左派运动衰萎的表现；同时，也由於他们，这一趋势得以强化，不可逆转. 1979年，当撒切尔夫人走进唐宁街10号时，不仅昔日大英帝国的荣光不再，即使是英伦三岛的情景也是每况愈下。外有苏联帝国的压力，内有福利过度造成的经济疲软停滞，这位出身中下层，一生遵奉从父亲处得来的“工作、严格、努力”等信条的英国第一位女首相，开始了其大刀阔斧的改革，启动了世界范围内一波新自由主义浪潮，直接及间接地催化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崩解。

几乎与此同时，三度出山的邓小平开始推动其改革开放政策。与熟读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并奉为圭皋的撒切尔夫人不同，不喜读书的邓，其认识多半来自於常识、直感和经验，来自於对毛失败的意识形态教条的一种本能反动。当撒切尔强硬地以资本主义体制的合法手段在大规模罢工前毫不退让时，邓小平乾脆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名义取消罢工权；当前者大力强调自由对社会活力和创造的重要时，后者在努力鼓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尽管各自的出发点及背景不同，但其背后都是一种效率优先的政治和经济逻辑，社会公正被置於相对次要的地位，世界思潮开始转换.当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在西方重新竖起市场竞争的旗帜，用自由、繁荣和创新重创苏联阵营时，邓小平推动中国对文革的揭露，实用主义的改革带来的成效，也给西方浪漫左派们上了一堂大课，彻底毁掉了他们对毛式乌托邦最后的幻想。一场世界性左派大退潮加速，直至将柏林墙冲垮，将苏联解体.但毕竟，英国与中国的体制还是有根本的区别，撒切尔与邓的理念也有某些本质的不同。由於英国的体制，撒切尔改革出现的某些偏颇，可由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来做某种补救和矫正——虽然正如法国《世界报》就撒切尔夫人去世所发表的社论所说，布氏的第三条道路也“不外乎是一种更文明些的撒切尔主义”。

而与撒切尔不同的是，邓小平不仅相信市场，更迷信权力；“打左灯，向右转”，说一套做一套，实用主义至上。他只允许畸形的半自由化进程，让权力和市场杂交，这既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巨无霸，也带来今日中国的环境、道德和社会等空前危机.毫无节制的权力机制不仅是“六四”屠杀的根源，也造成中国慢性自杀式的腐败痼疾。公民权利的虚置，法治的脱轨，政治矫正机制的缺失，使中国正危险地滑向某种不可预测的境地。

中国到了必须清算邓小平遗产的时候了。自由化需要继续，又同时需要调整，这是中国面临的独特的双重挑战。而08年的金融危机，宣告了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浪漫时代的结束。恶化的全球生态，急迫地召唤新的全球治理机制。共产主义乌托邦可酿成灾难；视市场为万能，也一样可带来严重的后果。国家和市场都需要重新合理地界定。

推动冷战结束的那一代政治领袖多已谢世，而在邓、撒改革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政治家已走向前台。

他们能否有新的视野和新的思维，用邓、撒的魄力来矫正邓、撒遗产中的负面成分，重新导入社会公正的价值尺度和新的治理观念，为这日渐繁荣但也面临严重挑战的世界带来新的转折，人们亟待得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