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冬，怀着对同盟会的深深失望和推翻满清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的雄心，宋教仁从日本返回祖国。他来到上海，成了《民立报》的主笔，他负笈日本六载所形成的宪政民主思想通过《民立报》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这不仅使他声名大震，也奠定了《民立报》的历史地位。
徐天复（血儿）是《民立报》一位编撰。1910年，未满二十岁的徐天复只身来到上海，专程拜访宋教仁，此后他们两人成为私交很好的朋友。徐天复自然知道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种种对宋教仁不利的言论，出于对朋友的关心，他不得不提醒宋教仁要提防小人的暗算。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仅过了几个小时，宋教仁就遭受暗算。
或许是出于为自己的父亲洗脱罪名，很多年后，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在上海《晶报》三日刊以连载形式发表署名寒云的《辛丙秘苑》，其中讲述的主要是他自己在1911辛亥年至1915丙辰年间的所见所闻。在标题为《暗杀宋教仁》的第一节里，袁克文介绍说，宋教仁被暗杀时他恰好在上海，知道父亲袁世凱几次派遣密使欢迎宋教仁（遁初）北上，宋教仁欣然启程。临行之前，陈其美（英士）、应夔丞（桂馨）等人设宴饯行。宴席进行中间，陈其美询问宋教仁组织国民党政党內阁的辦法，宋教仁表示说：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陈其美听了沒有说话。应夔丞在一边骂道：你这样做简直就是叛党，我一定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他一边说话，一边从怀里掏手枪。在场的其他人劝住了他。宋教仁说：死无惧，志不可夺。大家只好不欢而散。
作为一个洞察时代的政治家，对于自身的安危，宋教仁自然有着基本的判断。当时，宋教仁身为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而在刚刚结束的国会参众两院选举中，国民党当选两院议员人数最多，又成为全国第一大党。国会选举的成功，使久藏于宋教仁心中的政党政治、责任内阁、议会斗争等宪政民主政治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这怎能不让他激动，乃至即使明知有风险也要冒险一试，更何况，宋教仁认为自己是以政党领袖的身份，调和当时南北对立的情绪，依照临时约法光明正大的参政。他想在民意基础上，用选票来战胜袁世凯，成立具有实质权力的政党内阁，以确立宪政，巩固国基，保障民权。因此，在遇刺将死之时，他还呻吟着说：“我为了调合南北，费尽若心，可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真死不瞑目！”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对于民国如何实现宪政民主政治，宋教仁有着自己一套完整的路线图。
宋教仁生于1882年4月5日，也即农历的清明，遇刺身亡于1913年3月22日，一生只有短短的三十一年，而其参与革命的时间，前后刚好10年。
由于国民党和共产党对主张宪政的宋教仁都持批判和否定的立场，因此，在国民党和中共官方的历史中，有关宋教仁的资料非常有限。1903年底，宋教仁加入华兴会，那时他二十一岁。而在此之前的二十一年，占到宋一生三分之二的岁月，相关的资料却近乎于零。现在我们了解宋教仁青少年时代的经历，主要是从宋教仁亲属、邻居、同学、师长、同事的回忆文章中得到，这自然会失于偏颇。
我们已不知道宋教仁加入华兴会时脑中有多少民主观念，从他始于1904年10月底的日记来看，他之所以加入革命组织，主要还是因为他心中的种族主义和排满情绪。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宋教仁脑中民主概念的基因，因为对被蹂躏同胞的怜悯，对满人目无法纪的愤慨以及湖湘文化中的阳明哲学带给他的直观思想，都有可能引发他的民主概念的产生。而让宋教仁思想发生根本改变的，则是1904年底到达日本，接触到西方政治哲学之后。从1905年到1911年短短五、六年间，宋教仁形成了牢固的宪政民主信念，其后的人生就执着于实现自己的这一政治理想而义无反顾，直至以身相殉。
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里，中国社会中最为流行的思潮是立宪，这与宋教仁的思想主张并无不同，只是宋教仁不相信满清王朝会自觉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在1911年3月以后的《民立报》中，宋教仁曾多次撰文指出满清政府进行宪政改良的虚伪：中国今日只有宪法大纲，且尚未有施行之效力，而资政院之发生，则由于一纸之上谕，何从得云宪法上机关？目为行政法上机关，犹觉其太新式耳。……吾国人尚望其由此养成宪政，尚选举许多议员，以希协赞立法，预备许多政党，以谋监督政府，真作梦矣。（《宪政梦可醒矣》 1911年3月25日《民立报》）而在一篇名为《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的文章中，宋教仁说道：呜呼！吾国民其犹要求政府之立宪乎？其犹希望政府之预备立宪乎？呜呼！吾国民之大梦其犹未醒耶？是亦不可以已耶？ 夫立宪之根本，孰有大于宪法者？立宪之精神，孰有大于立法机关之作用与责任政府之组织者？天下岂有虚悬一宪法于此，政府不必遵守，徒责人民之服从，而犹谓之立宪者乎？又岂有立法机关之作用与政府之组织不合宪法政治之原则，而犹谓之立宪者乎？
在宋教仁看来，满清王朝不可能实行宪政，而当时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又已名存实亡，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只有另起炉灶，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从那时开始，宋教仁逐渐成为革命党中最具实力的领袖。
同盟会中部总会虽然于1911年7月在上海成立，但它却成形于一年多前的日本东京。据谭人凤《石叟牌词》记载，1910年5月，在广州策划爆动失败的孙文逃到日本，宋教仁前往孙文处商量今后的行动方针，不料，孙文却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宋教仁问其中原故，孙文竟说：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宋教仁当时没有与孙文理论，回去后将此事告诉了谭人凤，谭非常愤怒，他找到孙文说：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何得由一人言取消？总理无处罚党员之规条；陶成章所持理由，东京亦无人附和，何得怪党人？款项即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开销，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问？此后，孙文不但没有回答经费使用的情况，反而不辞而别，这让在日本的同盟会成员对孙文非常失望。
1910年7月，在征得同盟会重要成员赵声同意后，谭人凤、赵声、张懋隆、林时爽、李伯中、陈勤宣、周瑟铿、邹永成、刘承烈、张斗枢等人在宋教仁寓所开会，讨论革命进行方略。宋教仁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即在边地进行为下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进行为上策。通过讨论，大家认为“下策不济事”，“上策太不容易”，应以中策为宜。1910年秋，由谭人凤出面，在东京小石区陈犹龙寓所召开11省区同盟会分会长会议，宋教仁进一步提出“分步作法，从长江结合，以次推行河北，为严密之组织，期以三年，养丰毛羽，然后实行，庶几一举可期成功。”赵声认为三年为期过于“迂缓”，与会同志“咸主激进”，最后通过了由谭人凤提出的“事权统一，责任分担，不限时期为原则”的修正方案。
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章程由宋教仁起草，从章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组织并非同盟会的分支而为一独立的政治实体。章程的第三条为：本会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同盟会中部总会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建立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为目标的政治势力，这也是宋教仁为实现自己的宪政梦想而作的第一次实质性的努力。
对于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筹备，孙文的忠实追随者胡汉民坚决反对。谭人凤在其《石叟牌词》中详尽记载了胡汉民与他们之间的深刻矛盾：东京一勤学舍，尚不能维持，何足言办事？总理特暂时假定耳，因改组而又将有无谓之总理问题发生，非笑话乎？胡汉民这样的攻击，让谭人凤非常愤怒，他几次欲动手打胡汉民，幸亏赵声及时阻止，胡汉民才得以躲过，赵声劝谭人凤说：各行其是，理他何为？谭人凤认为，同盟会总部在日本东京，而孙文却常年在南洋且行踪不定，对于党事又从不过问，所以孙文不配称为同盟会的总理。他怒斥胡汉民一派：汝等以同盟会名义，掣骗华侨巨款，设一事务所，住几个闲散人，办一机关报，吹几句牛皮，遂算本事冲天，而敢藐视一切耶？对胡汉民深恶痛绝的谭人凤，以后甚至只要有胡在的地方，谭都拒绝出现。
而从胡汉民的自传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孙文一派与宋教仁一派的深刻冲突，只不过，胡汉民攻击的不是谭人凤，而是宋教仁。在胡汉民的文章中，攻击宋教仁的文字俯拾皆是：余在港策应潮、惠一方面事，宋教仁、章炳麟等居东京，左右本部同志。章、宋毫无军事知识，而予志自雄，以为所购枪为村田式，非最新武器，孙、黄轻举，事必无成，徒多牺牲，遂阴为阻挠。钝初（宋氏）居日本，颇习政党纵横之术，内挟克强为重，外与赵（凤昌）、张（謇）、汤化龙、熊希龄相结纳，宋之声誉乃骤起，故章炳麟才之。 这种感情用事的文字在胡汉民的日记中随处可见，我们从中也能看出，对于宋教仁，胡汉民更多的是由于嫉妒而来的恨。
反观宋教仁，遍寻他的日记、时评、演说、政见，只在《中部总会宣告》中，找到隐约批评胡汉民的文字：（黄花冈之役败后）同人等激发成死者之义烈，各有奋心，留港月余，冀与主事诸公婉商善后补救之策，乃一则以气郁身死（指赵声），一则以事败厌心（指胡汉民），一则以燕处深居（指黄兴），不能谋一面，于是群鸟兽散，满腔热血，悉付之汪洋泡影中矣。
对于本党同志，尽管意见相左并且发生过冲突，宋教仁都极力避免作公开的批评。即使是私下的批评，在宋教仁的文字里，也相当少见。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了大局，宋教仁具有非常强的克制精神，他非常重视团队合作。
对于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的历史作用，中国已有的所谓史学论著中，讨论的非常不充分，这种状况的出现，当然在于国民党和共产党所谓御用史家都从一党之私利出发，对中国历史断章取义。德国历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R Popper)曾经说过，历史的意义必须由未来加以决定。而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Toynbee）认为在研究历史时，我们用望远镜比用显微镜要好得多。这也就是说，我们距离一件事时间越远，越能寻觅出促成该事件的因素，如果我们距离太近，则历史资料将不够完备，特别是中国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偏见是影响人们得到历史真相最大的因素。因此，我们在辛亥革命一百年后的今天，再来分析当时历史事件中的人和事，在排除了诸多流行偏见的影响后，或许能得到较为客观的结论。
广州黄花冈之役失败后，孙文手中的革命党力量几乎损失殆尽，此役过后，孙黄一派弥漫着浓厚的失败氛围。孙文遁走美国几乎不与国内联系，赵声气郁身死，杨笃生投海自杀，胡汉民事败厌心，而黄兴更是与各方断绝来往准备采取暗杀主义。
宋教仁虽然没有来得及亲临广州起义现场义军就以失败告终，但从香港回到上海后，他却认定事有可为。宋教仁也从广州起义中得到很多启示与经验，鉴于原同盟会已因黄花冈一役彻底毁灭，宋教仁日益感到有重新建立革命党领导组织的必要，因此，他加紧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筹建工作。1911年7月31日，来自长江流域各省及陕西共33位代表齐集上海，共同组建了辛亥革命中最为关键的革命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同时在湘、鄂、川、陕、皖等省建立了分会，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杨普笙、潘祖彝当选总务会干事。从1911年7月开始，同盟会中部总会已在实际上取代原同盟会成为当时革命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由于所负责任的重大和才干突出，宋教仁也成为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实际领导人。
1911年的宋教仁通过《民立报》发表了大量时论、政见，这一年也是他短短一生中著述最多的一年，他对于当年发生在国内与国际的重大事件都有非常精辟的评论，在很多文章里也为今后的行动指出了方向。
在《民立报》1911年9月14日至21日《论川人争路事》一文中，在分析了川路风潮爆发的原因后，宋教仁总结道：吾人于是不得不有所感焉，以谓有此一役，而后乃知专制之威非平和所能克，群众之力非压迫所能制，实为政治现象之原则，虽吾中国亦不能外之者也。……自兹以往，吾民苟不欲求真正之立宪政治则矣，而不然者，则断非平和手段所能动其毫末，此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兹者川人之抗争川汉铁路，而知以全体罢市不纳租税为武器，盖已觉平和手段之不能有效，而将逐渐以合于政治现象原则之手段对付之者。
宋教仁认为，要想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和平的方法已不可行，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满清政府，暴力革命才是合乎时代潮流的正确做法。所以他希望：川人潜察政治盛衰倚伏之故，达观世界大势变化推移之数，不复规规于争路，由消极而进入积极，为四万万汉、满、蒙、回、藏人民首先请命，以建设真正民权的立宪政治为期，湘、鄂、粤人及各省人亦同时并发，风起水涌，以与川人同其目的，吾恐数千年充塞东亚天地之专制恶毒，或将因此一扫而尽，亦未可知，区区借债夺路之虐政云乎哉？……呜呼，事迫矣！吾愿政府诸人勿再以吾民为可欺而严威以逼人，吾更愿川人勿终以政府为可惧而退缩以将事也。
在1911年9月25日《民立报》社论《葡国改革之大成功》一文中，宋教仁欲唤起革命同道注意今后中国革命务求不予外人以任何借口，则须借鉴葡萄牙革命成功的经验：吾人于是而得大革命之教训三焉：一、革命不得外国之承认，则其目的不得完成。二、革命进行时不可不预计对外关系，而出以使外国乐于承认之手段。三、革命成功后不必虑及对外关系之困难，而恐其不承认。另外，他还在文中总结出革命三原则：一、革命之时宜神速而短（不可久事战争）。二、革命之地宜集中而狭（宜于中央）。三、革命之力宜借旧政府这所恃者（ 用 政府军队）使为己用，而收事半功倍之效。
宋教仁不是一个书生革命家，当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他强烈预感到革命的时机已经来临，同盟会中部总会原计划1913年全国大举，因为运动军队、组织干部、运输军火到各地需要时日，而且准备事项也需考虑周全。但四川的形势日益紧张，宋教仁决定于1911年10、11月间起义，并要求长江流域及四川、陕西迅速作好准备。1911年10月初，宋教仁已计划亲往湖北主持起义，但还没等他启程，武昌起义已然爆发。
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至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期间不过短短的82天，新政权建立如此之速，与中部总会和宋教仁在其中的作用密不可分。
我们可以从谭人凤所著《石叟词牌》一书中看到他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的所有行动。谭人凤是同盟会中部总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此书中，他记述了中部总会湖北分会成立的经过：时湖北有共进会、文学社两派。共进会，孙武、邓玉麟等组织之，江湖士占多数；文学社，蒋翊武、刘复基、蔡大辅等组织之，军学界占多数。余劝其和衷共济，相辅而行，卒得按照同盟会章程，重新组织，而湖北中部同盟分会，遂得成矣。很显然，谭所说同盟会章程，乃是宋教仁所订之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由此我们也能够看到，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迅速响应并很快集结起来，在短短80余天里就组了一个崭新的政权，这与宋教仁的各方联络、组织有非常大的关联，宋教仁不仅是革命党的主要领袖，同时还与立宪派的国内主要领袖张謇、汤化龙、熊希龄等人有着经常性的联系。
在辛亥革命进行过程中，宋教仁把自己在《葡国改革之大成功》一文中的想法都用到了具体的行动中。当宋教仁来到武昌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建立一个中央临时军政府，在外交上以取得交战团体的合法地位，并准备举黄兴为军政府都督，以黄兴要先立战功再做都督加以反对而作罢。建立中央组织之目的不达之后，宋教仁又与汤化龙一起，制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鄂州临时约法》，它也成了后来的《临时约法》的蓝本。
宋教仁一直认为，武昌为四战之地，粮饷不济，所以一旦举事，其他地方必须立即响应。因此，他的想法是“策率南京新军夺江南诸省以制天下”，并且，他一直认为不必拘泥于一城一地之得失，首先必须攻取南京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他认为得南京则汉口亦易恢复。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革命党所有的领袖中，宋教仁确为站得最高、看得最远、最具行动力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