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遇难者遗属组织“天安门母亲”成员张先玲，两星期前将儿子王楠的遗物，捐赠给香港支联会六四纪念馆后遭受报复，当局阻止她陪伴患病丈夫到香港参加公益活动。香港支联会认为官方的目的，是要恐吓民众不要拿出当年的罪证。（刘云报道）

“天安门母亲”成员张先玲，两星期前将儿子王楠遇害时所戴的红色头盔，交予香港支联会放置在临时纪念馆公开展览，之后，张先玲连同她的丈夫便遭到当局报复。

张先玲透露，公安对她将儿子的头盔交予香港支联会展示感到不高兴，当丈夫王教授正准备应宋庆龄基金会邀请，周一乘飞机到香港，在一个青少年琵琶比赛的公益活动，担任顾问工作时，主办方在周日晚便突然来电告知，其丈夫无须再继续行程。

张先玲：一个学术、公益、宋庆龄基金会主办的活动，作出干涉就仅仅因为我要陪我的丈夫，我的丈夫有病，就这样的情况，六四临近，我又不是参加六四的聚会。他这个做法太过份而且好无道理，我就完全不相信一个政府的诚信。

她指出，由于已八十多岁的丈夫有心脏病，她必须要陪伴在侧，再者，她已订好6月1日的回程机票，故絶不会参加香港的六四烛光晚会，她认为当局心中有鬼。

张先玲：我觉得他们还是害怕心虚，头盔又是一个诱因，他们本来就是害怕，再加上头盔就更害怕，所以，就不容让我们出去，我觉得他们这样的做法实在太不像话。

数天前，公安已因有数名天安门母亲成员约定聚餐，先后致电每人著她们不准参加，引致聚餐最终被取消。她认为，中共一直对六四事件很紧张，因为他们有犯罪心理，故每有风吹草动就紧张起来，她更觉得官方现在的紧张程度，跟较早时清明节扫墓拜祭死难者时候，并不一样，她估计可能是最近有些人向公安提出申请，为六四事件进行游行有关。

至于，在六四事件中被枪伤致残障的齐志勇，记者致电其家时，一名不愿透露身份的女士讹称齐志勇两年前已“死亡”。这名女士强调自己不参加“乱七八糟”的事，并指自己是爱国党员。

女士：“他不在，也（跟他妈）死了！没这人了。他已经死了好几年了，两年了！”

而有“四君之一”称谓的学者周舵，承认公安较早时约他吃饭，并叮嘱他不要参加任何六四的活动，周舵坦言，自八九后，他每年在六四当天都是留在家中絶食悼念死难者，一直没有参加任何公开活动，所以，对于他们仍是“提醒”的做法感到多馀。

对于死难者遗属捐出六四的罪证后，招来官方报复，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批评中国政府的行为无理，他认为张先玲有权兼合法地处置自己的物件。他承认，官方是次的报复行为或影响其他持有六四事件罪证的人，不敢再捐出物品。

蔡耀昌：“当然有担心。所以，我相信官方是想做出来的效果，现在知道张老师遇上的情况，我们会看有什么跟进行动去做，并会有公开的压力给予北京。

他认为，这样的行为也絶不能阻截死难者向外提出诉求的呼声，更认为张先玲的勇敢，正是有力证明罪行。他呼吁，所有受压者不要哑忍官方的施压，而唯一有效的做法就是向外公开有关施压的讯息，透过外间的舆论压力以迫使政府不敢那么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