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4日，雷震在台湾被捕下狱。而在此前，他刚刚与港台在野人士联署反对蒋介石违反宪法三次连任总统、发表文章指出台湾迫切需要一个反对党，并持续推动在台湾建党。他受到台湾情治单位的密切监视，被捕后，随即被军事法庭判刑十年。
对雷震这件事，蒋介石矢口否认与其组织反对党有关，但这一否认未免给人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学者钱永祥就指出：“雷震对国民党的批评将近十年时间，国民党很不满，发动了很多次的舆论的攻击，但是没有动手抓人。这里有很多原因，包括美国人的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还有胡适之是《自由中国》的支柱，国民党对胡适之总要留一点面子。可是到最后，雷震跟台籍的政治人物结合，要组党，国民党马上就动手了。”
（图注：1970年后，雷震刑满出狱。图为雷震出狱后在家中接待慕名来访的青年。）
雷震原本是蒋介石面前的红人，官运亨通，即便在《自由中国》初期仍然很给蒋介石面子，态度温和，议论谨慎。不过雷震毕竟是有理念的人，期待蒋介石能“速谋重大改革”，即早日从训政过渡到宪政。如此主张自然难为蒋氏所容，双方关系越来越坏，先是雷震遭到辱骂，既而被取消党籍，褫夺一切官职，直至锒铛入狱。这一过程我在《雷震的选择》一文中已有交代，本文试图分析的是：雷震何以由办报发展到组党？是个人处境的变化所致，是坐言起行的信念所致，是客观情势的发展所致，还是诸般因素的合力所致？
《自由中国》涉及组党问题始于1950年的第二卷一、二期刊登《中国自由党组织纲领要草案》，但这对雷震来说绝对是个误会。这个草案是王世杰的儿子王纪五从美国寄回来的，据说1949年底台湾“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在美宣布自己要组织一个“中国自由党”，并且“如果组党有成，则由胡适之先生出来领导”。其实胡适根本就没介入，完全是王纪五瞎忽悠。雷震为此对坚决主张刊登组党草案的副总编辑王聿修大不以为然（公然宣称组党显系政治大忌，会给杂志带来麻烦）。这时的雷震还没有组党的念头，而只是想发起一个支持蒋介石的“自由中国运动”。他想请胡适来领导组织，但胡适一直没表态，运动也就无声无息了。
（图注：胡适（左一）与雷震（右一）。）
当然，雷震没有组党不等于他没有组党的理念。在此之前，他已呼吁国民党在训政期间就“要速行取消党禁”，“无论何党何派，须让其自由活动，公开主张，一则可助成健全之政党，以备宪政时期之用；二则可分任训练人民政治知识之工作。民权政治是以党为前提的，亦惟有健全之政党始能实行民权政治。党争——标明主张，以‘口’与‘笔’为斗争之工具——并不是坏的事情，最坏的是‘以枪相抗’”。不过他也主张，好的在野党，即便不能以友谊而支持现行政府，也应本着客观立场批评政府。窃以为，这个时期雷震是从有助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立场来看待组党的。
1956年10月，《自由中国》推出“祝寿专号”，其中青年党领袖陈启天的文章谈及反对党问题。“依据民主政治原则，讲求改革政治的具体方法，当以培养和平的健全的有力的反对党为第一要务，没有这样的一个反对党，便很难促进实际政治的不断改革。因为任何政府党，如果缺少反对党在野的监督，便必然酿成专权专利的流弊，并养成不负责任的官僚习气。”这无疑也代表了雷震的意见，他并多次函请胡适出面组织领导反对党——合民社、青年二党及一部分国民党人和无党派人士，于国民党外成立一个大党，逼国民党成为普通政党。可是胡适再次拒绝了，理由是他绝不敢妄想自己有政治能力领导一个政党。
“祝寿专号”招致国民党对《自由中国》更加严厉的围剿和打压，在接二连三的刺激下雷震的态度也趋于绝决，渐渐与台湾本土民运力量走到了一起。1957年4月下旬，台湾举行第三届县市长和省议员选举。日据时期就投身民主运动的石锡勋、郭发和王灯岸三人在选举前夕筹组“党外候选人联谊会”，研究选务，并仿日据时代的文化巡游演讲会举办民众座谈会。选举结束后，全台湾的无党籍和民青两党人士又在台北蓬莱阁召开选举检讨会，雷震出席并演说。会议决议筹设“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但两度提出社团登记都未获批准。
李筱峰在《台湾民主运动四十年》一书中指出：“从这次的地方选举起，《自由中国》杂志便开始更积极地讨论地方自治、地方选举的问题。选举前出刊的《自由中国》（十六卷七期、四月一日），并且刊登朱伴云的《反对党！反对党！反对党！》（引者注：重申反对党的必要性，并提出随时都有可能以合法的手段取得政权）等文章。而选举期间，适逢胡适返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在五月廿七日自由中国社的欢迎餐会上，公开发表了一篇《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的演说，公开主张由知识分子、教育界、青年出来组织一个在野党。因此，‘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的申请遭到批驳，或许是因为这种结社被认为是在为组织新党铺路亦未可知。……事实上，从其后的历史发展看，组党运动确实是循着选举改进座谈会而进行下去的。”
到组建中国民主党前夕，雷震对反对党的认识又达到了一个新境界：“第一点，这个反对党是为下届地方选举而产生的，故地方选举为这个反对党的核心；第二点，这个反对党之组成分子已不再像早先所主张，以民、青两党人士，加上国民党自由派为主，而是以无党无派之台籍人士为核心，而民、青两党及国民党内人士则只是‘可能’包括在内。这里所显示出的，便是至少在此时雷震心目中的反对党已然跳出原来的框架，而在要求选举公平的这一个方向，雷震寻求到了反对党主张的着力点。”（注：出自薛化元《＂自由中国＂与民主宪政》一书，转引自范泓《风雨前行》
从非党的“自由中国运动”到合民、青及国民党自由派为一党再到以台籍人士为主造党，雷震的组党理念不断更新日臻成熟，公开组党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雷震再次找到胡适，向其报告组党计划（据说胡适很兴奋，称“不和台湾人在一起，在新党不会有力量”），之后还有几次商请，胡适都没有拒绝，不主动，当然更不负责。在胡适不肯出面的情况下，雷震只能自己去扮演那个“妄人”的角色。对于自由中国社越来越深地卷入组党活动，社内同仁并非没有异议，认为会因此毁掉这本深得人心的好杂志。雷震亦一度左右为难。可是《自由中国》编辑傅正说：“《自由中国》半月刊鼓吹反对党十多年，而我们自己也一向坚决主张台湾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现在既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为什么不尽力一试？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毛病，就是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难道我们也应该这样？”这番话究竟对雷震有何影响不得而知，但雷震在组党之路上没有停歇，直至走进监狱。
一路看下来，雷震从办报发展到组党难说与其个人境遇的变化无关，尽管雷震自己对此不以为然（确实有点诛心），但与蒋氏的龃龉实因道不同难相与谋，也是雷震自我选择的结果。从立身行事的信念上说，雷震原本是个崇尚实干的人，从鼓吹反对党到组织反对党并不足奇。不过，更重要的是雷震组织反对党并非凌空虚蹈，而是找到了力量（即台籍人士）和道路（即参与选举），从而有恃可行，某种程度上可说是“道、术、势”俱备。这一点连胡适都表肯定。
有人指出，以胡适为代表的宪政实践之所以失败乃在于其宪政观念本质上具有反政治的特点，特别是忽略作为政治关键因素的利益和力量，导致在实践中无力找到根据宪政原则改造现实政治的力量和道路（参见吴国光《反政治的自由主义——从胡适的宪政思想反省宪政主义在中国的失败》）。由此看雷震的政治实践与宪政理念，恰恰是讲求实际的，也是胡适所做不到的。
（注：本文引文除注明出处者外，均据范泓《风雨前行》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