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伦 法国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


微博上有关“七不讲”关键字的搜索结果已经未予显示。

“六四事件”24周年前夕，中国内政上最大的新闻就是官方推出一系列钳制思想、限制言论的措施陆续曝光，一时间有些人感到时光倒流，甚至觉得新文革将至。

其实，如果我们从一种历史的角度看问题，从“六四”到今天的所谓“七不讲”，说到底都与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以及衍生的管治危机相关，而这，古今中外的例证都说明，又绝不是靠六四式的镇压和七不讲这套压制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的。

恰恰相反，这种压制只能造就更大的反弹，让问题向极端的方向发展，如此下去，官方不会得到所谓的稳定，民族或许也将遭致更大的灾难，这绝不是国人之幸，更不会是当局者之福。

改革开放与六四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文革造就的政治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出现的，改革派用经济、社会上的某些自由化以及行政管理上的改良来纠正毛式的意识形态挂帅、乌托邦主义专制所遗留下的严重后果，赢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支持，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的活力，也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合法性危机。

不过，由于这种改革开放的模式所具有的内在缺陷，不平衡，从其一开始就蕴含着酿成新危机的危险，这主要体现在专断的权力所主导的经济自由化所不可避免地造成腐败和社会不公上。

1989年天安门运动就是在如此的背景下出现，学生和市民试图通过和平的抗议，在承认现有政权的合法性的前提下，希望主政集团能够在已经取得的改革成就基础上，和平渐进地通过一些改良，达成“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赵紫阳语）的结果，但这种希望在六四镇压的枪声下破灭。

可是，八九运动所提出的历史性课题却无法因这种镇压能够回避，如果回顾一下当时学生的七点诉求，你会发现那些几乎全部都是当下也是中国将来不可回避的一些重大的课题。比如，近来引起热烈关注的有关官员财产公开的讨论不恰恰就是当年七点诉求中的第三条吗？
 
六四事件过去24年，中共当局未见任何松动。

后六四的发展与维稳

“六四”造成中共政权新的合法性重大危机。官方采取的应对之道就是在强化政治控制的前提下，加大开放和经济自由化的力度。在九十年代柏林墙倒塌，全球化加速及新技术带来的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这在过去20多年间相当大程度上缓和了六四镇压所带来的合法性危机。

不过由于这种发展模式的原有缺陷没有得到有效的纠正，其内在的失衡在不受约束的权力的催化下更加严重，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得以化解，近些年经济虽依旧在发展，但其缓解合法性危机的效应逐渐递减，且经济增长反过来成为新的合法性危机的成因——增长的成果未能被大多数人所共享，恶性腐败，贫富差距严重，发展的高成本如环境破坏，失业等却要被大多数人承受。道德崩解，社会矛盾空前激化。

面对这种局面，官方开出的救治药方依然主要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用经济药来治政治病，同时靠打压维稳、控制舆论、整党等老套数来应对。岂不知此一时彼一时，当初能用来应付的药剂此时已成为新的病因——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增长岂能解决贫富差距？金钱如何救愈道德缺失？更何况因全球经济危机和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升级不利，传统的靠出口和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已难以为继，增长本身已经乏力，旧药本身已开始短缺，药性又递减，如何还能指望靠其救治旧症和新疾所造成的恶性并发症？

此外，且不讲那些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的愤怒和不满，即使那些在经济增长中获利成长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其诉求也不可能仅再满足于一些物质享受，其权利意识，参与意识，环保意识都大幅提升，不断地与现行体制发生冲撞。代价高昂的维稳体制越维稳越不稳，日见破绽。这一切都在显示，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需要全新的思路去祛旧布新，再造生机，以避免某些灾难性的后果。

管治危机

是在这个背景下，近年来尤其是最近一两年，政界、知识界空前活跃，纷纷就中国未来展开的讨论。这本是自然的，也是一个明智的主政者所应该乐见的。集思广议，允许各阶层做不同的意见表达，增加共识，这是中国下一步能走出困局的一个前提。不想，执政当局却反其道而行之，重拾毛时代的做法，出台所谓的“七不讲”，钳制舆论，搞思想一律，这不能不说是种严重的倒退，也将给下一步的社会演变种下恶根。

这里且不去谈七不讲内容本身的逻辑混乱和荒诞。只从围绕这事件出台前后所发生的种种混乱的信息就可看出，与合法性危机相连，中共的管治亦是危机重重。尽管我们从各种公开和私下的信息（如9号文件等）已经基本确定这七不讲的存在，但迄今为止，官方都不愿公开承认这样一种指令，犹抱琵琶半遮面。

从三个自信，五个不搞，到现在的七个不讲，透露出的一个信息就是中共的全面保守化，对社会的稳定有很强的焦虑，理论创新日渐僵固，思路的狭隘和贫乏，处于一种被动的守势，缺乏把握社会的脉络，引领社会思潮的能力。那大杂拼式的“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几句空洞提法，注定是无法从整体上扭转这种格局的。

根治之道

为避免这种危险， 消除造成六四悲剧的根源，也为从根本上消除这种合法性危机，重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赋予国家管治机制一些全新的动力，就需要彻底落实公民的各项权利，正面回应公民日渐增长的权利要求，并围绕此进行制度创新，重建民族共识。非此，无论动用怎样的权力系统，下达多少个禁令，提出如何漂亮的口号，发起几次整风，最终都将无果而终，无法达成根除腐败，再造政权的合法性的目的。

在合法性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形下，这样一种禁讲指令所具有的功效之一，大概就只能是鼓励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去了解认识传播那些被禁讲的理论内容，这恐怕就是主政者所始料不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