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引言：力量与恐惧
单一权力是力量型的顽固政治，加尔文的日内瓦统之小与斯大林（列宁的继承者）的苏联统治之大，均未能因大小而出现顽固程度的降低。没有证据显示研究加尔文迫害的斯•茨威格对苏联政治进行类比于加尔文的研究，但他对单一权力的恐怖性之认识几乎与同时代的拉斯韦尔一致，且二人的著作均出版于1936年。前者说：“如果一个被压垮了的敌手一声不吭，但仍拒绝厕身于暴君的佞幸和奴隶之列，那么，此人的继续存在就成了一个烦恼的来源。”【注1】后者则说：“不断出现的危机使中央集权，而不是一般的权力集中成为英明的抉择”，结果是“当一种有威胁力的观念，或者一个发展的机会使统治精英受到刺激时，毫无疑问，政治委员会还是要继续把全苏联的生活并为一体的。”【注2】
无论加尔文面对的烦恼还是斯大林所面对的刺激，都是深度恐惧，是对他们所恋的单一权力之力量有效性的疑虑。或干脆说，由于无法寻找到力量的确定性，从而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深刻恐惧。因此，政治行为的非理性也会用肆意的荣誉夸大来掩遮。之于本文上篇结语部分所论述的“八九•六四”所具有的“核能”，陈希同们的恐惧自不待言，因此，他们不是“秋后算账”而是“今夏就算”，要翻倒《世界经济导报》与《新观察》杂志的言论，以示其明察的能力。有此能力，自然应获得人民普遍赞誉给予的荣誉，尽管这只是南柯梦般的自我慰藉。
对力量不确定性的恐惧，进一步地强化了控制欲望。单单之于信息自由这一方面，就出了两种并存情况：一是，二十四年前袁木所假定的“顺利”变成了程序难产，新闻与出版两法仍然遥遥无期；二是，在信息作为消费品特征已明显的网络时代里，民间的、自由的、非集合的那些言论力量已经不再关心新闻与出版两法是否以及如何出台，反过来，却是体制内的开明力量为之万分焦虑。
一、细节旨趣：自由经典所现
分级阅读（信息等级）制度仍然是统治体系里诸多既得利益集团的法器，但是，一如巫术的验效极不确定一样，这种法器渐渐沦落为旧时代的纪念符号而根本不会发生对社会进程的内在性掌控效果。与此同时，经典的自由意义在进行史无前例规模的扩张。
所谓经典自由意义，是指基于对分级阅读进行消解的那种避免“自由的最大危险”发生的情形。也就是说，“自由的最大危险”显然不是政治惩戒，哪怕它如加尔文惩之残酷与斯大林行施戒之广泛。按哈耶克引述1916至1939年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路易斯•布兰代斯（1856-1941，被称为“人民的律师”）名论，是曰：“对自由的最大的危险，则潜藏在那种热心者诱人但却剧毒的行径之中，潜藏在那些善意但却无法理解其为何如此之善的行径之中。”【注3】。
危害自由的“善意”大多以习惯性的劝诫表示，也有的是进行一些科学性的引述。比方说，对于人们热衷网络使用，则有嗜好某种东西会带来不良后果的传统说法，因此，才发展成对“网瘾”的商业性惩戒，进而剥夺一些人的行动自由；还有，似乎一些科学研究的结果证明过多的网络阅读会使思想变得浅薄，因此，应当对非纸面书籍的销售进行限制。但是这类的“善意”却非常险恶地忘了如此的浅显道理：对某种事物的嗜好是人类的思维本质与行为物质，就算不说任何嗜好都会随着外部条件而变化，嗜好的替代性也是不容置疑的。简单地说，一个网迷总比一个酒鬼要对自身及外界的害处要小。还有，由于替代可产生技术更新，它必然是思维懒惰者或既得利益者所反对的，就不用说之于网络阅读广及其使用还有很有益的一面了——亦有科学研究证明网络游戏有益儿童的潜能开发。
在敌视自由的社会里，多数的“善意”是缺乏常识的，所以它要尽最大可能控制信息的自由扩散。当然，在其不明显的控制往往会以笑料而告终。在照相机初现于赢利所依的时代里，有照相被抽血的说法，因为按快门的办法是迅速捏一个小气囊，小气囊恢复原状要“抽”，但抽得是空气而不是血，而且血若在空气中飞流，人眼不会察觉不到。随着气囊被取代，“抽血”的说法也消失了，但其反对消费民主（同时带来信息民主）的本质却不易被人察觉。在木质外壳包住铅芯的铅笔普遍便用年代，老师告诫小学生不能咬铅笔（儿童成长中需要磨牙），因为这会导致铅中毒，其实铅笔的“铅”是碳作的而不是有毒的铅。老师关于铅有毒的说法不是在炫耀其科学素养，而是在用虚假的信息维护其自视为被尊重的地位。
二、焚书无效：市场博弈权力
限制信息自由对既得利益一方颇有大用，因为网络带来史无前例的信息规模与流动速度有妨于既得利益。经过精心包装的新的“照相抽血”、“铅笔有毒”的反自由之“善意”继续出现，在这个激烈程度不高但持续必长的人类思维质量博弈中，我们仍能看到如此旨趣：其一，技术变迁诱致制度变迁推动了社会整体进步，不仅年鉴派金斯伯格在《奶酪与蛆虫》里间接描述了这一道理，而且印刷机出现不是破坏了教义传播、相反还推进了传播的故事，也被维克托•迈尔一舍恩伯格用来论证网络的社会进步意义【注4】；其二，自由借网络营销功能进行拓展，从而使一部分人从“可悲的依附”【注5】中摆脱出来，尽管这部分人看起来更像是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那种情形，信息富人由此而产生。
正如活版印刷机推动了第一次信息民主那样，网络推动了第二次信息民主。信息民主不是两种技术变迁预先设定的目标，而是消费民主附带出来的产品。消费民主的历史告诉人们：多数特权性质的消费会因供给量的边际扩张而致特权性质淡化乃至于消失，消费民主与信息民主的出现也是市场博弈权力的结果。市场博弈权力是人类社会的又一特质，它如同人类嗜好的思维本质与行为特质一样。人类以集体与社会形式存在，权力是不可避免，因此，约束权力是从西德尼到阿克顿二百年间的郑重的政治哲学思考【注6】。
市场与权力的博弈不惟在近现代历史上较为突出，在古代历史上同样如此。比如说，中国秦朝的焚书政策一直是后世历史伦理批判的目标，尽管它在毛泽东塑造单一权力时期被复现，乃至毛本人自称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在秦朝的历史上，焚书政策一直是被当作可有可无的法条对待的，即“然其律令在官，空为文具，终不钩考，以致其诚”【注7】，这是因为“文学辩慧酖于人心，上下所周好，虽著令，弗能夺也”【注8】。由于“上下所周好”是强大的市场需求，才致于权力运行无法“以致其诚”即无法达到法令设计时所设想的效果。
将以上历史切片比之于今天中国大陆网络的一个政治特性——“翻墙”即绕开官方管制而去看国（境）外“反共”网络，仍是“文学辩慧酖于人心”的古典信息传播的一个“翻版”。而且，这里有三个更为微妙的市场因素：其一，越是当局采取网络限制（如防火墙），市场需求就越被激发，即使丝毫不考虑政治因素也是如此；其二，政府在特定时段（如所谓敏感节日或事件纪念时）可以采取控制，但不可能完全控制，完全控制会引发社会抗议乃至于破坏运动，这种可能又淡化了经济因素而提高了政治因素的影响；其三，政府完全控制网络的单一权力行为需要巨大的经济支持，也有可能遭到国际社会的经济性惩处，尽管不太会出现1989年的那种武器禁运类的高级制裁。然而，1989年实施的至今未解的一些制裁毕竟也让中共统治体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尤其是武器研制费用畸高。
三、延安之后：导致道德怀疑
消费民主暨信息民主在中共遭遇国民党政府最强力的军事压迫时期，中共仍是受益人。首先，对于其精英层次，可以享受中央社电的抄录，即分级阅读总还是从信息民主那里拿来可分级的东西；其次，毛本人能够享受到另外的市场供给之便利，如其对《大公报》与《申报》等的偏好暨阅读【注9】。毛限于知识半径当然不会了解市场与权力的关系，而不管他在对抗信息自由方面的日后作恶如何，基于这一点也值得原谅。在这个背景下，阻碍中国社会转型的市场逻辑认识出了巨大谬误发生在当今毛左势力那里。后者几乎完全不明白“政府因何内化于市场”【注10】的道理，尽管他们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目标实现难以发生真正反动的影响。
“政府内化于市场”的纯理论构造与社会学家米歇尔•鲍曼（德国，1996/2000）的“道德的市场”之定性有关，但在鲍曼的理论提出之初，全球互联网的商业性远未如今日之状，也即由消费民主带来信息民主的可能性还未被学术所发现。也没有相应的文献证明鲍曼关注了美国互联网在全球信息共享当中的作用。
“道德的市场”具有规模性、流动性与匿名性【注11】，恰好给予互联网一个量身订做的描述，以至于前两项都不必细论。匿名性至今成为单一权力当局最头疼的事情，其被认为的危胁程度绝不亚于加尔文的烦恼。因为匿名性不仅会对分级阅读（信息等级）制度形成破坏性冲击，而且还会造成大规模的道德怀疑而致社会公众对单一权力的不信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公信力下降。
当然，公信力下降的主要原因非止于市场的匿名性。而毫无疑问，公信力是对内的软实力，在网络时代里，单一权力体系本身的利益与说辞之矛盾往往是最能销蚀自己软实力的因素。网络将此种因素放大后，反过了促进了公众扬弃现存体系的愿望增强，亦即为社会转型提高速度。
四、隐型内战：软实力大困局
为了应对对内软实力被销蚀，以网络控制为手段的隐型内战就必然发动，至少来说，“打网”作为一种政治冲动会间歇性地出现。从低阶稍低的机构北京市公安局声称要惩处网上对领导人的不敬言词【注12】，到阶位较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声称打击“大V”们的网络谣言【注13】，都是政治冲动的表现。
从社会学角度讲，只要政府信息充分透明，政治谣言发生的概率就会被降到最低。另一方面，涉及公民隐私的谣言永远不可能消失，但相关的刑事法律条文在起作用，即受害人完全可以提起诉讼以维护自身权利。政府是否受谣言的困惑或者说对内软实力是否因谣言而大受其损，决定性的因素不在于打击力度，相反，会越打击越高涨。这是因为一方面，单一权力行使的特定性、规模性镇压都是内战性质的，天然不具有正当性；另一方面，谣言本身从历史上来看，就是弱者进行反抗的权力【注14】。既然人类社会存在一天权力就会存在一天，那么，谣言也会存在一天。
在基本讲清楚软实力的对内性质之后，我还提醒学术人士（较之于政治学一般兴趣者）更要注意单一权力下的国际软实力展示困局。单一权力偏差性地理解了软实力产生机制，不承认是个人、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生产此种国际影响力，固执地认为政府力量可以营造之。这种错误遭到“软实力”概念创始人约瑟夫•奈的批评，以至他认为中国的执政党不懂软实力【注15】。软实力在单一权力政治制度及其习惯影响的体制里面，与其追求者的意愿相矛盾：（一）政治构造是市场性质的，不仅有国内市场，而且还有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单一权力结构会失效，至少会与潜在的目标认可者发生价值错位；（二）任何一个偏好极权政治的社会主导力量都能够在其国家内部构造单一权力，政府主导市场的表象可以生成，但它不可能将这种单一权力推到国际上去。
国际软实力基础是国内软实力，只不过网络时代让后者显得没有突出影响而已。然而，综合起来的软实力在大数据（全面情报）时代对内的影响，一则是政府（不论单一权力与否）必然从复杂的数据（情报）里获得知识与洞见，一则是所获知识与洞见会将以特定方式影响国民获取信息的能力与享有信息的质量。对此，体制内专家的忧虑如“大数据时代，中国仍可能落后挨打”【注16】可以印证统治体系“软实力大困局”之态。并且，到目前为止，当局还没有任何放弃隐型内战的迹象。很明显，统治体系里面的多数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放弃隐型内战手段。因此，如同邓亚萍之断与《人民日报》表态那样的矛盾一样，网络反腐的体制内策略支持与试图在网络世界推行单一权力的狂妄企图也是矛盾的。
结语：超越反腐，倾力转型
不可否认，网络反腐既有消解单一权力的长期效果，也有带来信息民主（消费）的短期狂欢效果。一些有识之士也许难以从单一权力消解的深刻层层次看问题，但他们对网络反腐的非制度性还是表示怀疑【注17】，比如说一个可公示并质询的官员财产申报制仍然缺位，且在可目测的时间内仍无可能。但是，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不可能因统治体系的反腐无进展而停止，相反，借助网络工具消解单一权力已经现实地发生，因此，所谓的舆论监督才出现了边缘化情状。
没有哪个纯平民人士还会相信官方传统的舆论监督，这也是单一权力被消解的社会效果之一。正如“舆论监督”被边缘化一样，“网络反腐”边缘化亦将发生。与此同时，理查德•麦格雷戈所确认的政府防火墙功能【注18】基本不起作用，民族主义亦因社会情形之变而逐渐边缘化，而且克林“果冻钉墙”【注19】之预言将逐渐被证实——单一权力的狂妄在网络世界里已经支离破碎，现实中的“屌丝思潮”逆袭击民族主义是中国必将发生巨大变化的征兆。
2013年4月初构思，中旬备齐主要参考文献（书目）；4月下旬至5月初，续补报刊资料；5月6日至7日初稿，8日定稿于含溪轩（新）书房，小城泊头。
注释部分：
[1]同本文上篇注释即所引文献[17]，P204。
[2]同本文上篇注释即所引文献[7]，P69。
[3]参见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册）》（汉译本，邓正来译），P3（原页码253），是为第十七章〈社会主义的衰落与福利国家的兴起〉的题引；邓译版本：三联书店，1997。
[4]维克托•迈尔一舍恩伯格在《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汉译本，袁杰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一书中说：由于德国人古登堡（1450）发明了活版印刷机，“仅仅几十年后，教会彻底失去了对书籍的掌握”（P51），“到1574年，一位出版商已经将路德翻译的《圣经》出版了十多万册”（P51）。
[5]“可悲的依附”是指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领袖论》（汉译本，刘李胜、郑明哲、陆震纶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一书中所描述的情况，是我对此种描述的精炼之说。原文（P23）说：“看到一个人完完全全地支配另一个人，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看到一个人不复存在，他的动机和价值观融入他人之中，从而失去自我，则令人感到悲哀。”
[6]阿尔格侬•西德尼在1689年写道：“一个个人的狂暴会伤害他的一位邻居或数位邻居，但一位不受限制的国王的暴戾却能毁掉整个民族。而那些人即在没有权力时活得很谦虚的人，一旦感到再没什么可阻碍他的暴行时，往往最能表现得像魔鬼一样凶残。”引自[5]书，P180。
我个人认为西德尼的这个观点对阿克顿有深刻的影响，尤其对后者“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之论有历史来源意义。
[7]&[8]参见章太炎（1869-1936）发表于《雅言》杂志1914年3月（第六期）上的文章，“秦献记”；转引自中华书局“文革”时期所印《活页文选》，1974年第9期（7月）。
[9]引证性描述可参见本文上篇注释即所引文献[2]。
[10]“政府内化于市场”显然是一个理论性非常强的命题。为了进行较为通俗化的解析，我在网易微博（http：//t.163.com/sihoen）开有微专栏，#政府因何内化于市场#。到目前有4条微博，而且在公共引擎百度上搜索“政府内化于市场”短语，显示第一位的就是我的微博专栏内容。
[11]参见料歇尔•鲍曼《道德的市场》（汉译本，肖君、黄承业译）之中文版即〈译者的话〉，P6（单另页码）；肖黄译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2]参见《中国日报》网站2012年7月26日转引《京华时报》报道，“北京禁网络政治谣言，严打攻击现行体制情节严重者”。
[13]参见腾讯科技网2013年5月2日转新华网报道，“多名网民借新浪微博传谣被拘，国信办打击网络谣言”。
[14]参见拙文，“谣言，无权者握有的致命暗器”，载于我的网易博客，2011年3月18日。共识网、豆丁网、维普网等知名门户网对此文均有转载。
[15]参见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2013年4月29日文章，“中国和俄罗斯不了解的软实力”（作者：约瑟夫•奈）；同本文上篇[1]引报，5月3日，“约瑟夫•奈称中俄不懂软实力”，第14版〈海外视角〉。
[16]同题文章（作者：姜奇平，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载于《环球时报》2013年1月10日，第15版〈国际论坛〉。
[17]参见《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36期文章，“‘网络反腐’势头强劲的背后”（作者：闵杰，该刊记者）。文章的题引说：“在反腐败制度改革、反腐执行力度还有待完善的情况下，网络反腐只是一个补充渠道，目前势头强劲，但从长远看，反腐最终要靠制度建设。”
[18]&[19]作为性质不同的描述，防火墙功能是现实作为，而“果冻钉墙”则是一个比喻。麦格雷戈发表于《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12年1-2月号的文章，“五个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迷思”（同[15]报，“驳西方关于中共的‘五大谬论’”，第14版〈海外视角〉），讨论“互联网会推翻共产党”话题，其对自设问题答曰：“不会。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十年前曾说，中国共产党企图控制互联网的努力是不会成功的，简直就像是‘想把果冻钉在墙上’。现在可以说，他的话应验了，但并不是他设想的那种方式”，以及“政府防火墙挡住或过滤了西方思想，而在防火墙内，具有狂热民族主义思想的网民则可以畅所欲言。”
引言：力量与恐惧
单一权力是力量型的顽固政治，加尔文的日内瓦统之小与斯大林（列宁的继承者）的苏联统治之大，均未能因大小而出现顽固程度的降低。没有证据显示研究加尔文迫害的斯•茨威格对苏联政治进行类比于加尔文的研究，但他对单一权力的恐怖性之认识几乎与同时代的拉斯韦尔一致，且二人的著作均出版于1936年。前者说：“如果一个被压垮了的敌手一声不吭，但仍拒绝厕身于暴君的佞幸和奴隶之列，那么，此人的继续存在就成了一个烦恼的来源。”【注1】后者则说：“不断出现的危机使中央集权，而不是一般的权力集中成为英明的抉择”，结果是“当一种有威胁力的观念，或者一个发展的机会使统治精英受到刺激时，毫无疑问，政治委员会还是要继续把全苏联的生活并为一体的。”【注2】
无论加尔文面对的烦恼还是斯大林所面对的刺激，都是深度恐惧，是对他们所恋的单一权力之力量有效性的疑虑。或干脆说，由于无法寻找到力量的确定性，从而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深刻恐惧。因此，政治行为的非理性也会用肆意的荣誉夸大来掩遮。之于本文上篇结语部分所论述的“八九•六四”所具有的“核能”，陈希同们的恐惧自不待言，因此，他们不是“秋后算账”而是“今夏就算”，要翻倒《世界经济导报》与《新观察》杂志的言论，以示其明察的能力。有此能力，自然应获得人民普遍赞誉给予的荣誉，尽管这只是南柯梦般的自我慰藉。
对力量不确定性的恐惧，进一步地强化了控制欲望。单单之于信息自由这一方面，就出了两种并存情况：一是，二十四年前袁木所假定的“顺利”变成了程序难产，新闻与出版两法仍然遥遥无期；二是，在信息作为消费品特征已明显的网络时代里，民间的、自由的、非集合的那些言论力量已经不再关心新闻与出版两法是否以及如何出台，反过来，却是体制内的开明力量为之万分焦虑。
一、细节旨趣：自由经典所现
分级阅读（信息等级）制度仍然是统治体系里诸多既得利益集团的法器，但是，一如巫术的验效极不确定一样，这种法器渐渐沦落为旧时代的纪念符号而根本不会发生对社会进程的内在性掌控效果。与此同时，经典的自由意义在进行史无前例规模的扩张。
所谓经典自由意义，是指基于对分级阅读进行消解的那种避免“自由的最大危险”发生的情形。也就是说，“自由的最大危险”显然不是政治惩戒，哪怕它如加尔文惩之残酷与斯大林行施戒之广泛。按哈耶克引述1916至1939年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路易斯•布兰代斯（1856-1941，被称为“人民的律师”）名论，是曰：“对自由的最大的危险，则潜藏在那种热心者诱人但却剧毒的行径之中，潜藏在那些善意但却无法理解其为何如此之善的行径之中。”【注3】。
危害自由的“善意”大多以习惯性的劝诫表示，也有的是进行一些科学性的引述。比方说，对于人们热衷网络使用，则有嗜好某种东西会带来不良后果的传统说法，因此，才发展成对“网瘾”的商业性惩戒，进而剥夺一些人的行动自由；还有，似乎一些科学研究的结果证明过多的网络阅读会使思想变得浅薄，因此，应当对非纸面书籍的销售进行限制。但是这类的“善意”却非常险恶地忘了如此的浅显道理：对某种事物的嗜好是人类的思维本质与行为物质，就算不说任何嗜好都会随着外部条件而变化，嗜好的替代性也是不容置疑的。简单地说，一个网迷总比一个酒鬼要对自身及外界的害处要小。还有，由于替代可产生技术更新，它必然是思维懒惰者或既得利益者所反对的，就不用说之于网络阅读广及其使用还有很有益的一面了——亦有科学研究证明网络游戏有益儿童的潜能开发。
在敌视自由的社会里，多数的“善意”是缺乏常识的，所以它要尽最大可能控制信息的自由扩散。当然，在其不明显的控制往往会以笑料而告终。在照相机初现于赢利所依的时代里，有照相被抽血的说法，因为按快门的办法是迅速捏一个小气囊，小气囊恢复原状要“抽”，但抽得是空气而不是血，而且血若在空气中飞流，人眼不会察觉不到。随着气囊被取代，“抽血”的说法也消失了，但其反对消费民主（同时带来信息民主）的本质却不易被人察觉。在木质外壳包住铅芯的铅笔普遍便用年代，老师告诫小学生不能咬铅笔（儿童成长中需要磨牙），因为这会导致铅中毒，其实铅笔的“铅”是碳作的而不是有毒的铅。老师关于铅有毒的说法不是在炫耀其科学素养，而是在用虚假的信息维护其自视为被尊重的地位。
二、焚书无效：市场博弈权力
限制信息自由对既得利益一方颇有大用，因为网络带来史无前例的信息规模与流动速度有妨于既得利益。经过精心包装的新的“照相抽血”、“铅笔有毒”的反自由之“善意”继续出现，在这个激烈程度不高但持续必长的人类思维质量博弈中，我们仍能看到如此旨趣：其一，技术变迁诱致制度变迁推动了社会整体进步，不仅年鉴派金斯伯格在《奶酪与蛆虫》里间接描述了这一道理，而且印刷机出现不是破坏了教义传播、相反还推进了传播的故事，也被维克托•迈尔一舍恩伯格用来论证网络的社会进步意义【注4】；其二，自由借网络营销功能进行拓展，从而使一部分人从“可悲的依附”【注5】中摆脱出来，尽管这部分人看起来更像是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那种情形，信息富人由此而产生。
正如活版印刷机推动了第一次信息民主那样，网络推动了第二次信息民主。信息民主不是两种技术变迁预先设定的目标，而是消费民主附带出来的产品。消费民主的历史告诉人们：多数特权性质的消费会因供给量的边际扩张而致特权性质淡化乃至于消失，消费民主与信息民主的出现也是市场博弈权力的结果。市场博弈权力是人类社会的又一特质，它如同人类嗜好的思维本质与行为特质一样。人类以集体与社会形式存在，权力是不可避免，因此，约束权力是从西德尼到阿克顿二百年间的郑重的政治哲学思考【注6】。
市场与权力的博弈不惟在近现代历史上较为突出，在古代历史上同样如此。比如说，中国秦朝的焚书政策一直是后世历史伦理批判的目标，尽管它在毛泽东塑造单一权力时期被复现，乃至毛本人自称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在秦朝的历史上，焚书政策一直是被当作可有可无的法条对待的，即“然其律令在官，空为文具，终不钩考，以致其诚”【注7】，这是因为“文学辩慧酖于人心，上下所周好，虽著令，弗能夺也”【注8】。由于“上下所周好”是强大的市场需求，才致于权力运行无法“以致其诚”即无法达到法令设计时所设想的效果。
将以上历史切片比之于今天中国大陆网络的一个政治特性——“翻墙”即绕开官方管制而去看国（境）外“反共”网络，仍是“文学辩慧酖于人心”的古典信息传播的一个“翻版”。而且，这里有三个更为微妙的市场因素：其一，越是当局采取网络限制（如防火墙），市场需求就越被激发，即使丝毫不考虑政治因素也是如此；其二，政府在特定时段（如所谓敏感节日或事件纪念时）可以采取控制，但不可能完全控制，完全控制会引发社会抗议乃至于破坏运动，这种可能又淡化了经济因素而提高了政治因素的影响；其三，政府完全控制网络的单一权力行为需要巨大的经济支持，也有可能遭到国际社会的经济性惩处，尽管不太会出现1989年的那种武器禁运类的高级制裁。然而，1989年实施的至今未解的一些制裁毕竟也让中共统治体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尤其是武器研制费用畸高。
三、延安之后：导致道德怀疑
消费民主暨信息民主在中共遭遇国民党政府最强力的军事压迫时期，中共仍是受益人。首先，对于其精英层次，可以享受中央社电的抄录，即分级阅读总还是从信息民主那里拿来可分级的东西；其次，毛本人能够享受到另外的市场供给之便利，如其对《大公报》与《申报》等的偏好暨阅读【注9】。毛限于知识半径当然不会了解市场与权力的关系，而不管他在对抗信息自由方面的日后作恶如何，基于这一点也值得原谅。在这个背景下，阻碍中国社会转型的市场逻辑认识出了巨大谬误发生在当今毛左势力那里。后者几乎完全不明白“政府因何内化于市场”【注10】的道理，尽管他们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目标实现难以发生真正反动的影响。
“政府内化于市场”的纯理论构造与社会学家米歇尔•鲍曼（德国，1996/2000）的“道德的市场”之定性有关，但在鲍曼的理论提出之初，全球互联网的商业性远未如今日之状，也即由消费民主带来信息民主的可能性还未被学术所发现。也没有相应的文献证明鲍曼关注了美国互联网在全球信息共享当中的作用。
“道德的市场”具有规模性、流动性与匿名性【注11】，恰好给予互联网一个量身订做的描述，以至于前两项都不必细论。匿名性至今成为单一权力当局最头疼的事情，其被认为的危胁程度绝不亚于加尔文的烦恼。因为匿名性不仅会对分级阅读（信息等级）制度形成破坏性冲击，而且还会造成大规模的道德怀疑而致社会公众对单一权力的不信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公信力下降。
当然，公信力下降的主要原因非止于市场的匿名性。而毫无疑问，公信力是对内的软实力，在网络时代里，单一权力体系本身的利益与说辞之矛盾往往是最能销蚀自己软实力的因素。网络将此种因素放大后，反过了促进了公众扬弃现存体系的愿望增强，亦即为社会转型提高速度。
四、隐型内战：软实力大困局
为了应对对内软实力被销蚀，以网络控制为手段的隐型内战就必然发动，至少来说，“打网”作为一种政治冲动会间歇性地出现。从低阶稍低的机构北京市公安局声称要惩处网上对领导人的不敬言词【注12】，到阶位较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声称打击“大V”们的网络谣言【注13】，都是政治冲动的表现。
从社会学角度讲，只要政府信息充分透明，政治谣言发生的概率就会被降到最低。另一方面，涉及公民隐私的谣言永远不可能消失，但相关的刑事法律条文在起作用，即受害人完全可以提起诉讼以维护自身权利。政府是否受谣言的困惑或者说对内软实力是否因谣言而大受其损，决定性的因素不在于打击力度，相反，会越打击越高涨。这是因为一方面，单一权力行使的特定性、规模性镇压都是内战性质的，天然不具有正当性；另一方面，谣言本身从历史上来看，就是弱者进行反抗的权力【注14】。既然人类社会存在一天权力就会存在一天，那么，谣言也会存在一天。
在基本讲清楚软实力的对内性质之后，我还提醒学术人士（较之于政治学一般兴趣者）更要注意单一权力下的国际软实力展示困局。单一权力偏差性地理解了软实力产生机制，不承认是个人、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生产此种国际影响力，固执地认为政府力量可以营造之。这种错误遭到“软实力”概念创始人约瑟夫•奈的批评，以至他认为中国的执政党不懂软实力【注15】。软实力在单一权力政治制度及其习惯影响的体制里面，与其追求者的意愿相矛盾：（一）政治构造是市场性质的，不仅有国内市场，而且还有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单一权力结构会失效，至少会与潜在的目标认可者发生价值错位；（二）任何一个偏好极权政治的社会主导力量都能够在其国家内部构造单一权力，政府主导市场的表象可以生成，但它不可能将这种单一权力推到国际上去。
国际软实力基础是国内软实力，只不过网络时代让后者显得没有突出影响而已。然而，综合起来的软实力在大数据（全面情报）时代对内的影响，一则是政府（不论单一权力与否）必然从复杂的数据（情报）里获得知识与洞见，一则是所获知识与洞见会将以特定方式影响国民获取信息的能力与享有信息的质量。对此，体制内专家的忧虑如“大数据时代，中国仍可能落后挨打”【注16】可以印证统治体系“软实力大困局”之态。并且，到目前为止，当局还没有任何放弃隐型内战的迹象。很明显，统治体系里面的多数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放弃隐型内战手段。因此，如同邓亚萍之断与《人民日报》表态那样的矛盾一样，网络反腐的体制内策略支持与试图在网络世界推行单一权力的狂妄企图也是矛盾的。
结语：超越反腐，倾力转型
不可否认，网络反腐既有消解单一权力的长期效果，也有带来信息民主（消费）的短期狂欢效果。一些有识之士也许难以从单一权力消解的深刻层层次看问题，但他们对网络反腐的非制度性还是表示怀疑【注17】，比如说一个可公示并质询的官员财产申报制仍然缺位，且在可目测的时间内仍无可能。但是，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不可能因统治体系的反腐无进展而停止，相反，借助网络工具消解单一权力已经现实地发生，因此，所谓的舆论监督才出现了边缘化情状。
没有哪个纯平民人士还会相信官方传统的舆论监督，这也是单一权力被消解的社会效果之一。正如“舆论监督”被边缘化一样，“网络反腐”边缘化亦将发生。与此同时，理查德•麦格雷戈所确认的政府防火墙功能【注18】基本不起作用，民族主义亦因社会情形之变而逐渐边缘化，而且克林“果冻钉墙”【注19】之预言将逐渐被证实——单一权力的狂妄在网络世界里已经支离破碎，现实中的“屌丝思潮”逆袭击民族主义是中国必将发生巨大变化的征兆。
2013年4月初构思，中旬备齐主要参考文献（书目）；4月下旬至5月初，续补报刊资料；5月6日至7日初稿，8日定稿于含溪轩（新）书房，小城泊头。
注释部分：
[1]同本文上篇注释即所引文献[17]，P204。
[2]同本文上篇注释即所引文献[7]，P69。
[3]参见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册）》（汉译本，邓正来译），P3（原页码253），是为第十七章〈社会主义的衰落与福利国家的兴起〉的题引；邓译版本：三联书店，1997。
[4]维克托•迈尔一舍恩伯格在《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汉译本，袁杰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一书中说：由于德国人古登堡（1450）发明了活版印刷机，“仅仅几十年后，教会彻底失去了对书籍的掌握”（P51），“到1574年，一位出版商已经将路德翻译的《圣经》出版了十多万册”（P51）。
[5]“可悲的依附”是指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领袖论》（汉译本，刘李胜、郑明哲、陆震纶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一书中所描述的情况，是我对此种描述的精炼之说。原文（P23）说：“看到一个人完完全全地支配另一个人，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看到一个人不复存在，他的动机和价值观融入他人之中，从而失去自我，则令人感到悲哀。”
[6]阿尔格侬•西德尼在1689年写道：“一个个人的狂暴会伤害他的一位邻居或数位邻居，但一位不受限制的国王的暴戾却能毁掉整个民族。而那些人即在没有权力时活得很谦虚的人，一旦感到再没什么可阻碍他的暴行时，往往最能表现得像魔鬼一样凶残。”引自[5]书，P180。
我个人认为西德尼的这个观点对阿克顿有深刻的影响，尤其对后者“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之论有历史来源意义。
[7]&[8]参见章太炎（1869-1936）发表于《雅言》杂志1914年3月（第六期）上的文章，“秦献记”；转引自中华书局“文革”时期所印《活页文选》，1974年第9期（7月）。
[9]引证性描述可参见本文上篇注释即所引文献[2]。
[10]“政府内化于市场”显然是一个理论性非常强的命题。为了进行较为通俗化的解析，我在网易微博（http：//t.163.com/sihoen）开有微专栏，#政府因何内化于市场#。到目前有4条微博，而且在公共引擎百度上搜索“政府内化于市场”短语，显示第一位的就是我的微博专栏内容。
[11]参见料歇尔•鲍曼《道德的市场》（汉译本，肖君、黄承业译）之中文版即〈译者的话〉，P6（单另页码）；肖黄译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2]参见《中国日报》网站2012年7月26日转引《京华时报》报道，“北京禁网络政治谣言，严打攻击现行体制情节严重者”。
[13]参见腾讯科技网2013年5月2日转新华网报道，“多名网民借新浪微博传谣被拘，国信办打击网络谣言”。
[14]参见拙文，“谣言，无权者握有的致命暗器”，载于我的网易博客，2011年3月18日。共识网、豆丁网、维普网等知名门户网对此文均有转载。
[15]参见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2013年4月29日文章，“中国和俄罗斯不了解的软实力”（作者：约瑟夫•奈）；同本文上篇[1]引报，5月3日，“约瑟夫•奈称中俄不懂软实力”，第14版〈海外视角〉。
[16]同题文章（作者：姜奇平，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载于《环球时报》2013年1月10日，第15版〈国际论坛〉。
[17]参见《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36期文章，“‘网络反腐’势头强劲的背后”（作者：闵杰，该刊记者）。文章的题引说：“在反腐败制度改革、反腐执行力度还有待完善的情况下，网络反腐只是一个补充渠道，目前势头强劲，但从长远看，反腐最终要靠制度建设。”
[18]&[19]作为性质不同的描述，防火墙功能是现实作为，而“果冻钉墙”则是一个比喻。麦格雷戈发表于《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12年1-2月号的文章，“五个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迷思”（同[15]报，“驳西方关于中共的‘五大谬论’”，第14版〈海外视角〉），讨论“互联网会推翻共产党”话题，其对自设问题答曰：“不会。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十年前曾说，中国共产党企图控制互联网的努力是不会成功的，简直就像是‘想把果冻钉在墙上’。现在可以说，他的话应验了，但并不是他设想的那种方式”，以及“政府防火墙挡住或过滤了西方思想，而在防火墙内，具有狂热民族主义思想的网民则可以畅所欲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