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在历史的沉思和心灵的反省中，林昭揭露共产党夺取国家政权和建立极权体制过程中对青年一代的欺骗和利用、青年一代醒悟时却遭到共产党残酷镇压、我们的青春理想自由生命统统被这个政权葬送。沉痛反思这三重鲜血淋漓的苦难历程，她指出共产党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这是她对“这个污秽、罪恶而更伪善的极权制度”的残酷性、虚伪性、反中国文明反人类文明性做的揭露和批判的重要一部分：我们这苦难的青春代是更有理由要向共产党来索讨血债！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着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地与热烈激昂的气质，予以煽惑，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着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与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为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而更伪善的极权制度恐怖统治之下！怎么不是血呢？！这个玷污了祖国历史与人类文明的罪恶政权可谓完全是以鲜血所建立、所巩固、所维持下来的，而滋养着、灌溉着、培植着它的这一片中国人的血海里我辈青年所流的血，更是无量无际汪洋巨涯！……无情的客观事实，不管用上多少伪善的说教或虚伪的粉饰，也决计不能遮掩更不必说歪曲！（27-28）
她洞悉共产党的欺骗、迫害、恐怖手段构成的罪恶史，一针见血指出这个“罪恶政权”“完全是以鲜血所建立、所巩固、所维持下来的”。她的思维富于逻辑地展开，三个排比句式“怎么不是血呢”有力揭露共产党罪恶的发家史、夺权史、专政史及其犯下的一系列反人类罪行这一历史链条，揭露这个政权是靠人民的无边苦难和无际血海铺路的，他们血债累累、与人民结成血海深仇。她严峻做出历史宣判：“罪人是你们这些可耻的极权统治者，而不是我们！”（28）“这个污秽、罪恶而更伪善的极权制度恐怖统治”、“这个玷污了祖国历史与人类文明的罪恶政权”二语，尤见这位年轻思想家敏锐、深刻的政治和文化洞察力以及深远、寥廓的历史和文明视野。她是以中国历史的纵深眼光和人类文明的广阔眼界跨越文化、跨越国度、从历史与现实的广阔时空中透视眼下这个玷污中国文明史、与人类现代文明敌对的罪恶政权。
作为一位富于理性穿透力的思想家，林昭系统、深刻地审视和清算了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和青年一代犯下的深重历史罪恶和现实罪行。需要指出，仅半年后，毛泽东共产党又一次大规模煽动和利用下一代年轻人搞起一场长达十年、祸国殃民、罪孽深重的“文革”运动。这种一再重复的惨痛教训对中国人民实在太惨重了，年轻一代一再被共产党利用、糟蹋和牺牲，为极权者酷烈的权力斗争火中取栗，却锻造了效劳者们的苦难牢狱和整个民族的惨痛悲剧。
九
中国文明、中国社会和中国民族在共产党野蛮、暴虐、黑暗统治下走向毁灭、腐败和堕落，是林昭对这种极权制度展开的深度文化思考和政治批判的重要内容。她犀利指出共产党在中国实施“以党治国”、“极端专制而且极其黑暗”、“闻所未闻酷虐惊人的恐怖制度血腥统治”、“彻头彻尾的特务恐怖统治”、从党内到党外彻里彻外沦为“特务政治”、“警察国家”，法律、人权、公义、道德乃至“盗德”（即中国俗语“盗亦有道”、即使强盗也讲规则）、一切人类规则和原则统统沦丧，乃至禽兽不如，这种国家远不如“封建时代最最恶劣至于肆无忌惮的暴君”时代，“不论世界各国古往今来的哪一名大独裁者都不可能像你们之阴险毒辣十恶不赦的独夫党魁这样坏事做绝，而且坏到入骨”：即使仅只是为了装点门面——装点你们那可谓之“伟大、正确、英明”的中国共产党的幌子，难道也可以容许人们公然利用着行政力量为非作歹无法无天到如此地步，而竟不亟谋加以干预制止吗？是认为如此做法完全合乎人情国法文明公理毫不值得诧异不需过问，抑是因为明知你们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着第一看守所所长而不敢过问呢？要知道，那怕是封建时代最最恶劣至于肆无忌惮的暴君，也还不能不略为顾念到其王朝的根本统治利益而在某许多地方稍惜声名稍存体面稍稍受一点纲常伦理道德法纪的约束。
然则我们今日不谈法律，不谈人权，不谈公义，不谈道德，甚至于不谈“盗德”，就说作为堂堂一家俨乎其然的所谓政党，你们到底还有一点最起码的原则性吗？假若面对着两封那样惨厉的血书，你们竟然还能够袖手坐视恬不为怪、而继续放任纵容你们的独裁党魁、你们的秘密特务如此公然肆恶胡作非为，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道德究竟堕落到如何地步了呢？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生活究竟黑暗到何等程度了呢？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党纪究竟败坏成什么样子了呢？一切保有着中国共产党党籍的先生们女士们除了到人民公共厕所里去捡些破草纸糊起脸壳来又将以何面目觍然向人呢？而假如说你们并未收到——并未看到我那两封血书，则又十分确实至于无可怀疑更加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另外一些事情。
首先证明你们的党内生活极端专制而且极其黑暗，甚至连封建君臣之间进谏纳谏的那么一点“民主”程度都不可能有！——都不被容许！证明秘密特务实际上是你们党内杀人不眨眼的太上皇！你们的党已经“干净、彻底、全部”地特务化了！由此更证明中国大陆在你们这家魔鬼政党的妖氛笼罩之下已经沦为如何可怕的不见天日的地狱，因为你们使用着彻头彻尾的特务恐怖统治！——首先以秘密特务系统监视、控制从而统治全党。然后更进一步“以党治国”，而将这特务化了的党来监视、控制从而统治全国！说什么警察国家！世界各国古往今来不论那一代专制王朝都不可能建立起这样闻所未闻酷虐惊人的恐怖制度血腥统治！而不论世界各国古往今来的哪一名大独裁者都不可能像你们之阴险毒辣十恶不赦的独夫党魁这样坏事做绝，而且坏到入骨！（5-6）
这是一篇思想深刻、极富睿智的精彩文字。从一九四九至今六十余年中国黑暗现实和人民深重苦难充分证明林昭这雄辩文字多么深刻、多么富于洞察力。倘若极权制度继续苟延，黑暗和苦难就会继续存在，它将继续证实林昭对极权制度的批判之真知性。最后一句话——“世界各国古往今来不论那一代专制王朝都不可能建立起这样闻所未闻酷虐惊人的恐怖制度血腥统治！而不论世界各国古往今来的哪一名大独裁者都不可能像你们之阴险毒辣十恶不赦的独夫党魁这样坏事做绝，而且坏到入骨！”——尤为震撼人心，林昭使用两个“不可能”，准确点出这种共产党极权制度及其统治者与以往一切历史朝代及其专制者之巨大不同：就制度而论，它“闻所未闻”地空前“酷虐”、空前“血腥”、令人震惊；就专制者来说，他们“阴险毒辣十恶不赦”“坏事做绝而且坏到入骨”。这一精敏、深刻的论断实已预示何以二十四年后柏林墙能够倒塌、东欧和苏联共产党极权统治能够瞬间倾覆而中国共产党邪恶势力却以血洗京城的中国式大悲剧告终。
十
在批驳起诉书时，林昭指出共产党当局对她的控罪十分荒谬：“第一，极权统治下的‘反革命’这个名词，缺乏最最起码的原则性与严肃性！第二，极权政治本身的残暴、骯脏和不义，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为正义而光荣的战士！第三，特别对于我们这代青年来说，问题完全不是我们对统治者犯下了什么罪过，而正是统治者对我们犯下了应该受到严厉谴责的罪行！”（见十四万言书附录六）
这就是说，第一，“极权统治”以“反革命”这个名词控罪十分荒唐。“反革命”不是别人，恰恰是极权统治者自身。第二，此案乃是民族罪人审判正义战士，这是战士的光荣，这是“极权政治本身的残暴、骯脏和不义”。第三，我们没有罪，有罪的是统治者。林昭此言，是为六十多年来中国大陆所有以政治罪名被判罪者的代言和反诉。
对于起诉书指控她“扬言要‘誓死反对’社会主义。”林昭针锋相对，骄傲地写道：“像这样的‘社会主义’若还不该誓死反对，则诚恐普天之下更无值得人们誓死反对之物！”（同上）她洞见共产党宣扬的“社会主义”实乃大谎言，人民当起而推倒之。
社会主义成了二十世纪邪恶极权主义势力的招牌，诸如德国纳粹党头目希特勒宣扬“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即“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苏共头目列宁和斯大林宣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中共头目毛泽东及其后辈也宣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们的极权恐怖统治早已把这些漂亮口号打了个落花流水，整个国家成了特权集团无法无天、骄奢淫逸的乐园、人民忍气吞声、备受苦难的地狱。林昭对起诉书的批驳，就是对极权统治及其政治虚伪性的揭露和批判。
十一
对共产党向人民施加的洗脑手段即所谓“灌输”论，林昭一眼洞穿：“除了你们靠以混饭吃的那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也者，更无其他任何思想是需要‘灌输’或可以‘灌输’的！”（林昭对起诉书的驳斥，见十四万言书附录六）林昭轻轻就粉碎了那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精心构筑的思想宝塔和理论说辞，瞬间捣毁那些迷惑
俗眼的七宝楼台。那个时代整个民族及其知识界各类名人皆在捧读那些欺人之谈、供奉那个饰童话和假想为“科学”的欺世谎言。
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言，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要靠宣传家们灌输。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出现所谓理论“灌输”论。马恩二人时而用过“灌输”之类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Karl Kautsky, 1854-1938)在《新时代》杂志第二十年卷（1901-1902）发表的一篇评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新纲领草案的文章中提出“灌输”论并做了完整表述。他的理论观点：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并不必然或直接产生社会主义意识，无产阶级“不能创造出现代的经济科学，也不能创造出现代的技术”。二、“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代社会主义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授给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三、“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列宁在一九零二年出版的《怎么办》一书第二章全文引用考茨基这段话，此处引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六卷）考茨基这种“灌输”论，带几分宗教的神秘性，有点像天界经文通过天使向下界使徒和芸芸众生逐层灌输、传播。
列宁在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自发性倾向时强调自觉性、强调必须向工人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引录考茨基的论述，接过考茨基以上思想要点和理论框架，变换一些术语和概念，再做表述。列宁的表述：一、“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办》，《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六卷）
显然，列宁的表述完全依据考茨基“灌输”论要点。列宁强调工人阶级不可能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或思想体系、只能靠有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才能为他们创造出这种理论。列宁完全否定工人阶级自身的思想和理论能力、他们只能伸出双手眼巴巴仰望上苍、等待救世主及其救世理论来灌输、启智和解救。
俄国最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不无讥刺地批评列宁这一“灌输”论观点，指出这等于把这些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暗指马恩）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创造神”（即创造革命的神祇）而贬低无产阶级自身的能力。他似乎看出列宁此言已接近共产党的造神论、新迷信门槛。他自然还不可能看到共产党的洗脑宣传就是从这个魔瓶中飞出来。
林昭，这位轻蔑鄙弃马列主义、彻底批判共产党的中国年轻思想家，看得很清楚，思想是自由的，无须向人兜售，更无权向人强灌，只有共产党“靠以混饭吃的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才制造出那套荒谬的“灌输”论、死乞白赖向人民强灌。她对马克思主义谬论及其使徒的“灌输”论嗤之以鼻。
十二
列宁的“灌输”论打着向工人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招牌给工人阶级洗脑，即以那套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残酷、偏狭、极端理论占领劳动群众头脑，排除“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自觉”投身现实的夺权斗争中。他们从未停止给人民洗脑，这是通过那套狭隘理论教条掌握和控制人民头脑的重要手段。至于如何“灌输”和洗脑，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们后来通过他们的强权和暴力告诉人们：他们靠的是取缔言论思想自由、封闭报刊、监禁拷打、肆意屠杀，他们靠的是宣传、迫害、劳改、流放、强迫人们“开会”“学习”“发言”“表态”、写思想汇报、思想检查、打小报告，即靠欺骗（宣传）、命令（强制）和暴力（人身迫害），以确立共产党意识形态独家统治，彻底排除良知和其他各种思想文化成分（所谓“封资修”思想文化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及其党徒狂热得走火入魔，狡黠、愚昧地把马列主义魔术视为人类的终极真理。他们的“灌输”论，一言蔽之，就是剥夺人类心灵的自由、知识的自由，企图独占人民心灵，企图罢黜百家、独尊马列，对工农民众、知识分子和整个社会施行心灵封闭、思想专制、理论愚弄，从而排斥人们的常识、在歪论邪说指引下轻松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一切领域倒行逆施。六十年来，中国共产党极权主义势力效法列宁斯大林手段，开展大规模马列理论“灌输”运动即洗脑运动，辅以宣传后代小骗子们的各种歪论邪说，以达到封闭全民心灵、实施思想专政这一目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大规模展开马列主义宣传，为了使这种全民洗脑运动看似“名正言顺”，外国的“灌输”论得到重视并置于列宁名下，不提考茨基，因为他们学舌列宁、把理性高于列宁的考茨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
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一个致命弊病就是“灌输”论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神圣化、教条化、一成不变地僵化，把它视为只有一两个大脑才能够创造出来的一套教义，把具有探索精神和独立思维头脑的知识分子和民众视为愚氓或白痴，以宣传手段或强迫方式把这套教条强加给知识分子、工人群众和广大人民，迫使全民跪拜和接受那套自称“科学”的偏狭理论教条。
十三
“灌输”论的本质就是对全民实施思想统治、心灵专政。这套“灌输”手段在中国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的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判胡适学术思想”运动、六十年代卷起的“学毛选”“学雷锋”“接受再教育”运动、七十年代兴起的“读马列”“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文革”以后卷起的“反对资产阶级精神污染”、五花八门的“学理论”、学新政治教条至今已盛行六十余年。极权统治者开动全部宣传机器起劲地用那套灭绝人性、屏蔽真知、虚假骗人的理论对全民“灌输”和洗脑，试图攫取人民的灵魂，吸干人民的脑髓，为人民的思维和行动提供错误导向，把整个民族引向敌视现代文明、嘲弄自由民主观念、对抗人类普遍价值的死路。
今日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灌输”论依然流行，头脑仍未走出思想专制牢笼。那些文字的最大思维弊端和理论谬误在于依然闭着眼睛把谬种流传、罪害深巨的马克思及其理论不加质疑地奉为“真理”、依然崇奉那套缺乏独立思维和批判态度的“灌输”论。这样的理论“研究”，既无思想素质、又乏理论品格。
最有趣也最讽刺的是，恩格斯对这种没有灵魂的僵化思维和教条做法极尽批评和嘲弄。谈到美国工人运动，他严厉批评这类人：“那里的许多德国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面临一个不是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强大而出色的运动时，竟企图把他们那一套从外国输入的、常常是没有弄懂的理论变成一种唯一能救世的教条，并且和任何不接受这种教条的运动保持一个遥远的距离。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茨基夫人信，188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6卷第574-577页）
恩格斯早已掌嘴考茨基、列宁这类儿孙辈的“灌输”论，向宣传家们敲了警钟：“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滚瓜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愈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愈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愈会深入他们的心坎。”（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茨基夫人信，1887年1月27日，同上，第583-584页）作为这个理论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清楚自己的理论观点之弊端以及宣传者们的思维弊病和性格毛病。
二十世纪出现的共产党国家皆以“灌输”论对全民洗脑，全面排斥、清除知识分子和人民头脑中存在的源远流长的人道、文明、人格、自由、民主、博爱等等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以便输入阶级斗争、政治专制、无情镇压、“共产党领导一切”“马克思主义统率一切”等一系列极其偏狭的谬论邪说，使人民成为思维狭隘、性格粗暴、心灵残酷、工具型奴仆式单向度的人，把知识分子和全民改造成一党专政极权体制的顺奴和打手。
林昭对马列主义及其“灌输”论的高度轻蔑，闪射出高超的心灵智慧和非凡的理论洞察力。她鄙视那些捧着谬种流传的马列主义“混饭吃”的共产党徒。百年理论疯狂、思想糊涂、头脑混乱以及种种精巧骗人的理论说辞统统被林昭轻轻撇开，她三言两语揭破那些使两代人为之神魂颠倒的西洋镜。这就是良知的力量、才智的超越、思想的强大、心灵的寥廓。
（未完待续）
